建國初期深圳與香港的合作與交流

建設深圳水庫，造福當地群眾

1959年，深圳水庫工地

廣東省寶安縣深圳水庫是1959年11月l5時正式動工興建，設計蓄水量4萬立方公尺，當時計算的是可以灌溉11600畝農田，可以供應當時深圳的生活用水和工業用水（當時也考慮了向香港供水），在1959年設計時，想法很超前，考慮到了將來還可以發展成為風景旅游區供人游覽和參觀?，F在深圳的東湖公園就是修建了深圳水庫后建造起來的。深圳水庫1960年建成使用，修建時寶安縣委對這項工程十分重視，縣委派出工作專班吃住在工地，從動工到建成整個過程正是中國的經濟困難時期，寶安人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戰爭年代一樣富有拼搏精神，13個人民公社20000多人參與興建。

深圳水庫建設工地

當時建設深圳水庫可以說是邊設計邊修改邊建設，沒有大型施工機械，是靠公社群眾一磚一瓦手工勞作的結晶。水庫建成蓄水，才發現主壩有滲水狀況，假如不進行處理可能會危及主壩安全。廣東省有關部門獲悉后，會同工程技術人員立即抵達深圳水庫，對滲水問題作了技術處理，確保了大壩安全。

缺水的香港與深圳水庫

缺水的香港

由于香港人口不斷添加，用水問題成了香港同胞的難題，當時的海水淡化技術并沒有成熟，香港的缺水程度不亞于陜北高原的土地，至今缺水的狀況對香港人來說還印象深刻，往往一桶水洗完澡，還要作其他用途，許多的人使用休息或度假，到深圳口岸僑社沖涼，把身上臭味洗掉，廣東省委書記陶鑄說過“用水嗎，我們有的是”。

為了解決香港同胞的用水問題，在廣東省人民政府的主持推動下，1960年4月15日，港英政府派專人到寶安縣城廣東深圳談判寶安供水香港問題，中共寶安縣委派出副書記和水利專家參加談判。經過多輪談判，于1960年11月15日達成協議，決議由深圳每年供給香港用水50億加侖；對于施工方面，方案是經過深圳河的專用輸水管道，在不提所謂“邊界”的原則下，由英方出資動工興修。其實在輸水管道香港未完成之前，1960年12月6日，也便是協議簽訂只有20天的時候，寶安縣已利用舊河道緊急向香港供水，現在黃貝嶺與新秀村之間的河道，便是原來供水香港的舊河道。到1961年2月1日正式啟用英方修建的輸水管道向香港供水。香港同胞對祖國供水的反應是“東江之水越山來，祖國關懷輸甘泉”，深圳水庫惠及香港，體現了深圳人民對香港人民的真情實意。

深圳水庫

由于深圳水庫的供水量不能滿足香港的需要，廣東省人民委員會于1964年建成東江深圳供水工程，由東江抽水到深圳水庫，持續增加對香港的供水需求，1965年3月1日，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和港英當局又簽訂了新的供水協議：決定由東江取水經深圳水庫，供水香港，每年供水150億加侖，由寶安縣人民委員會和香港政府簽訂的關于深圳水庫供水香港的協議，于1965年3月1日自行失效。

修訂邊界政策，發揮地域優勢

所謂的“邊界”

1958年廣東開始進行大躍進，寶安全縣隨即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寶安人民公社化只有南天門、超美、超英和紅色四個公社和國營光明華僑農場。因為公社大隊生產隊體制不斷變化，干部群眾人心不穩，加上“共產風”、“高指標風”、“強迫指令風”、“虛浮風和瞎指揮風“”這五風”嚴峻，到處宣揚吃飯不要錢，大辦公社飯堂，導致當地在1959年春耕剛剛完畢，集體飯堂因為無糧便宣告解散，“三餐干飯不要錢”便成為歷史。1959年以后，中共中央開展整風整社運動，進行反“五風”，跟著下達各類文件，清明確隊為基礎，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全面落實按勞分配政策，與此同時落實社員自留地和副業政策，對這“五風”造成的后果進行賠退和補償，人民群眾的思想才穩定下來。1962年，寶安農業全年增產，渡過了三年經濟蕭條的難關。

因為封鎖邊境是政府決策，寶安公民不敢使用寶安接近香港的優勢發展經濟。1961年8月13日，寶安縣委召開邊防工作會議，決定采取放寬邊防的措施：根據實際，恢復邊防地區生產隊下海過境耕作的權利。經公社管理委員會批準，社員干部可發給證件過境下海生產；恢復和發展邊防地區非貿易關系和物資交換關系，放寬出入口人員，調動群眾對敵斗爭積極性，鞏固邊防。8月29日，中共廣東省委同意放寬邊防地區農業漁業進出口人員的管理，保障邊防地區勞動人民下海和過境耕作，改善黨和群眾的關系。緊跟著寶安整頓和換發邊防居民證，1962年2月14日當地政府又對出入口人員攜帶小量物品作了明確規定。

邊境小通道上的“商道”

后來敢為人先的深圳人又提出：“利用香港，建設寶安”決策，得到寶安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擁護，首先在靠近邊防的生產隊和大隊規劃放人出港，對社員實行“三個五”，即農村社員在完成出勤任務之后，一個月可以往返香港五次，每次回來可以帶五公斤油糖和副食品，每次帶回的物品價值不超過五十元（在當時實屬天文數字）。當時屬于附城公社的蔡屋圍大隊，生產隊每月公布社員工分，完成任務的可以先去香港，這對社員震動很大，生產隊安排勞動時，社員都爭著出勤。

寶安縣汽車站

后來當地政府認為“完成任務可以去香港”這個辦法確實好，極大帶動了當地的生產力，這個辦法刺激了生產隊社員的勞動積極性，對于緩和當時的經濟困難起到一定的作用。

開始新的嘗試

1965年夏天，寶安縣委對邊防區居民攜帶零星貨物進出口、海上流動漁民上落口岸攜帶物品及其外匯管理作出了新的規定。

其實在解放之前，寶安縣和香港兩地是可以自由交往的，以貨易貨，攜帶小額商品是很見怪不怪的事情。解放前一年國民黨政府與香港政府訂立反走私協定，對小額商品也沒有加以限制。后來由于特殊暈啊因，開始邊境封鎖，就很少出現這種情況。社會主義改造和大躍進，對邊境的管理更嚴，群眾之間的貿易來往就更少了，造成走私的情況難于杜絕。

中英街上

走私至今也有

寶安縣委放寬邊防之后，在“利用香港建設寶安”的政策指引下，又對當地土特產品的出口采取了放寬的辦法，這個我們就可以稱為是“小額貿易”，由公社和大隊派人向社員收集水草、稻草、沙石、磚瓦、雜魚、海螺、田螺等土特產品經公社和外貿部門代理出口，取得外匯換回化肥、農藥以及社員需要的其他生產資料。小額貿易對于解決社員生產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深圳劇院

正是由于放寬邊境，進行小額貿易，港深兩地人民來往密切，讓香港同胞對于祖國家鄉的了解就更加全面和深入。在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香港同胞就開始從寄錢、寄油糖、副食品和衣物給家鄉人民，轉為購買生產資料如運輸工具、抽水輸水機械等支持家鄉發展生產，有的還購買漁船支持家鄉發展漁業生產，有的支持家鄉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客觀上促進了寶安當地經濟發展。

（圖源網絡,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