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九大總督權力排名！

清朝的總督制度，是中央集權在地方的核心體現。這些官階正二品、常兼兵部尚書銜的封疆大吏，手握一省或數省的行政、軍事、經濟大權。

九大總督的權力并非鐵板一塊，因管轄區域的地理位置、經濟基礎、軍事價值不同，形成了鮮明的權力梯度。這種梯度，既關乎朝廷信任，更與國家命脈緊密相連。

從京畿重地的直隸總督，到邊陲遠域的云貴總督，他們的權力沉浮，正是清朝國運興衰的生動注腳。以下結合歷史背景與人物事跡，解析九大總督的權力格局。

一、權力之巔：直隸總督——“疆臣之首”的絕對權威

若論九大總督中的“第一人”，直隸總督稱第二，無人敢稱第一。其管轄范圍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全境及河南、山東部分地區，牢牢守護著京畿心臟。

這種“近水樓臺”的地理優勢，讓直隸總督天然成為朝廷最倚重的地方官。自1870年起，清廷明確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集地方行政、軍事、外交權力于一身。

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二十余年，將這份權力發揮到極致。他在天津創辦北洋水師，開設開平礦務局，主持修建唐胥鐵路，成為晚清洋務運動的核心操盤手。

每當有外交事務，列強往往直接與直隸總督交涉。甲午戰爭后，李鴻章以直隸總督身份赴日談判，簽訂《馬關條約》，此時他的權力已遠超一般地方官，堪比“外交部長”。

袁世凱接任后，更是以直隸為基地，編練北洋新軍，培養親信勢力，最終成為左右清末政局的關鍵人物。《清史稿》評價：“直隸為畿輔重地，總督權任尤重。”

這種“天子腳下”的特殊地位，讓直隸總督不僅是地方官，更是朝廷決策的參與者和執行者，其權力在九大總督中獨一檔。

二、財富之核：兩江總督——“天下糧倉”的經濟霸主

兩江總督管轄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外加后來的上海，是清朝的“錢袋子”和“糧袋子”。這里物產豐饒，工商業發達，僅漕運和鹽政兩項，就支撐著朝廷近半財政收入。

清朝前期，全國漕糧四分之三來自兩江地區，鹽稅更是占全國鹽稅總額的六成以上。擔任兩江總督，就意味著掌控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權力含金量極高。

曾國藩的人生巔峰，便與兩江總督緊密相連。1860年，他以兩江總督身份督辦江南軍務，組建湘軍圍剿太平天國。朝廷賦予他“節制四省軍務”的特權，權力一時無兩。

平定太平天國后，曾國藩在兩江地區推行洋務，創辦江南制造總局，成為晚清近代工業的起點。此時的兩江總督，既有經濟大權，又掌軍事重兵，地位僅次于直隸總督。

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晚清重臣，都曾擔任過這一職務。尤其是左宗棠，在兩江任上整頓鹽務、興修水利，僅一年就為朝廷增收數百萬兩白銀，盡顯經濟才能。

晚清上海開埠后，成為對外貿易的核心口岸，兩江總督又新增了海關稅收的管轄權。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提升，讓兩江總督始終穩居權力榜第二位。

三、國門之盾：兩廣總督——“通商前沿”的外交重責

兩廣總督管轄廣東、廣西兩省，在鴉片戰爭前，就因廣州十三行成為清朝唯一的對外通商窗口，掌握著對外貿易的絕對話語權。

這種特殊的通商地位，讓兩廣總督早早與西方勢力打交道，成為清朝“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839年，林則徐以兩廣總督身份主持虎門銷煙，揭開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一頁。

鴉片戰爭后，廣州、廈門、福州等通商口岸開放，兩廣地區成為抵御列強侵略的前沿陣地。兩廣總督的職責，從單純的地方治理，擴展到海防、外交、通商等多重領域。

琦善接任兩廣總督后，因與英國交涉不力被革職；耆英則在任上簽訂了《南京條約》《虎門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些歷史事件，都凸顯了兩廣總督的特殊外交使命。

晚清時期，兩廣地區成為革命思潮的發源地。張之洞任兩廣總督時，創辦廣雅書院、廣東水陸師學堂，推動近代教育發展；岑春煊則嚴厲打擊貪官污吏，整頓地方秩序。

由于長期承擔外交與海防重任，兩廣總督的實際權力遠超內陸總督，穩居九大總督第三把交椅。其權力的核心，在于“守國門”的特殊使命。

四、中樞樞紐：湖廣總督——“九省通衢”的戰略價值

湖廣總督管轄湖北、湖南兩省，地處長江中游，是連接南北、貫通東西的交通樞紐，素有“九省通衢”之稱。這種獨特的地理位置，讓湖廣總督成為掌控全國物流的關鍵人物。

清朝前期，湖廣地區是重要的糧食產區，“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流傳甚廣。湖廣總督不僅要保障糧食供應，還要負責長江航運的安全，維護南北經濟交流的通道。

晚清洋務運動中，湖廣總督的權力迎來爆發期。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在此任職長達十七年。他以武漢為中心，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洋務建設熱潮。

張之洞創辦的漢陽鐵廠，是中國近代第一家鋼鐵聯合企業；湖北槍炮廠生產的“漢陽造”步槍，成為晚清至民國時期中國軍隊的主力裝備。他還創辦了自強學堂（今武漢大學前身）、湖北農務學堂等新式教育機構。

這些舉措，讓湖廣地區成為晚清洋務運動的重要基地，也讓湖廣總督的權力從傳統的行政軍事，延伸到工業、教育等新興領域。《張文襄公年譜》記載，張之洞在湖廣的改革，“震動全國，為各省之表率”。

辛亥革命的導火索，也源于湖廣地區。1911年，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此時的湖廣總督瑞澂倉皇出逃，可見湖廣總督在清末政局中的關鍵作用。

五、海疆屏障：閩浙總督——“東南鎖鑰”的海防重任

閩浙總督管轄福建、浙江兩省及臺灣地區（1885年臺灣建省后仍歸其節制），地處東南沿海，是清朝海防的重要屏障，承擔著抵御海盜、防范列強入侵的重任。

清朝前期，閩浙地區深受海盜之害。康熙年間，鄭成功后裔在臺灣建立政權，與清廷對峙，閩浙總督成為平定臺灣的前線指揮。1683年，施瑯率軍收復臺灣，時任閩浙總督姚啟圣在后方負責后勤保障，功不可沒。

鴉片戰爭中，閩浙地區成為主戰場之一。1841年，英軍進攻定海，閩浙總督裕謙率部抵抗，兵敗后投水殉國，成為鴉片戰爭中犧牲的最高級官員。他的壯烈犧牲，彰顯了閩浙總督的海防職責。

晚清時期，閩浙總督成為洋務運動的重要推動者。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創辦了福州船政局，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家專業造船企業。船政局培養的造船技術人才和海軍軍官，成為后來北洋水師的核心力量。

福州船政學堂更是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鄧世昌、劉步蟾等北洋水師將領，都畢業于這所學校。閩浙總督在近代海軍建設中的貢獻，讓其權力地位遠超內陸總督。

甲午戰爭后，臺灣被日本侵占，閩浙總督的海防壓力進一步增大。此時的閩浙總督，不僅要防范海上入侵，還要處理與僑胞相關的事務，權力職責更加復雜。

六、西北柱石：陜甘總督——“邊疆長城”的穩定使命

陜甘總督管轄陜西、甘肅兩省及青海、寧夏部分地區，地處西北內陸，是清朝維護邊疆穩定、防范少數民族叛亂的重要據點。其權力核心，在于“守邊疆、安民族”。

清朝前期，陜甘地區多次爆發回民起義，陜甘總督成為鎮壓起義、穩定地方的主要力量。乾隆年間，大小和卓叛亂，陜甘總督負責調集糧草、支援清軍西征，為平定叛亂提供了堅實保障。

晚清時期，陜甘總督的歷史地位達到頂峰，這與左宗棠的名字緊密相連。1866年，左宗棠接任陜甘總督，此時的陜甘地區正陷入回民起義的混亂之中，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

左宗棠采取“剿撫并用”的策略，花了五年時間平定陜甘回民起義。隨后，他又以陜甘總督身份督辦新疆軍務，抬棺出征，收復被阿古柏侵占的新疆地區，維護了國家領土完整。

收復新疆后，左宗棠在陜甘地區推行屯田墾荒、興修水利、創辦工業等舉措，促進了西北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清廷為表彰其功績，授予他“二等恪靖侯”爵位，這在總督中極為罕見。

陜甘總督的權力，雖不如直隸、兩江總督那般顯赫，但其承擔的邊疆穩定使命，對清朝的統治至關重要。正如《左文襄公全集》中評價：“陜甘安，則西北安；西北安，則天下安。”

七、天府之主：四川總督——“蜀道咽喉”的獨立王國

四川總督管轄的四川省，地域遼闊，物產豐富，素有“天府之國”之稱。由于四川地處內陸，四周群山環繞，交通不便，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四川總督也因此擁有較強的自主權力。

清朝前期，四川總督的主要職責是治理地方、防范少數民族叛亂。四川西部與西藏接壤，四川總督還承擔著支援西藏、維護西南邊疆穩定的重任，相當于“藏事大臣”的延伸。

乾隆年間，大小金川叛亂，乾隆皇帝先后發動兩次金川之戰，歷時近三十年。四川總督作為前線指揮，負責調集兵力、糧草，最終平定叛亂。這場戰役，也讓朝廷更加重視四川總督的權力。

晚清時期，四川總督的權力進一步提升。1891年，鹿傳霖任四川總督，創辦四川機器局，生產槍炮彈藥，成為西南地區重要的軍事工業基地。他還整頓四川鹽政，增加財政收入，改善地方民生。

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爆發，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時任四川總督趙爾豐，因鎮壓保路運動引發民眾不滿，最終被革命黨人處決。這一事件，充分體現了四川總督在西南地區的絕對權威。

四川的富庶與獨立地理環境，讓四川總督無需過度依賴中央，就能實現地方治理。這種相對獨立的權力，使其在九大總督中穩居中游位置。

八、龍興之地：東三省總督——“最晚設立”的特殊權重

東三省總督管轄黑龍江、吉林、奉天（今遼寧）三省，是九大總督中設立最晚的一個。1907年，清廷為加強對東北的統治，正式設立東三省總督，在此之前，東北一直由盛京將軍、吉林將軍、黑龍江將軍管轄。

東北是清朝的“龍興之地”，清朝前期實行封禁政策，禁止漢人遷入。隨著列強對中國東北的覬覦日益加劇，尤其是日俄戰爭后，清廷意識到加強東北治理的緊迫性，于是改將軍制為總督制。

東三省總督的設立，標志著清朝對東北統治政策的重大轉變。第一任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上任后積極推行新政，整頓吏治、創辦學校、發展工商業、加強邊防建設。

徐世昌在東北設立東三省講武堂，培養軍事人才；創辦奉天實業學堂，推動近代工業發展。他還與俄國、日本進行外交交涉，維護東北的主權與利益。在他的治理下，東北的面貌煥然一新。

第二任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在任期間繼續推進新政，同時加強對東北的軍事防御。辛亥革命爆發后，趙爾巽在東北鎮壓革命黨人，維持了清朝在東北的統治，直至清帝退位。

雖然東三省總督設立時間晚，但因其管轄的是清朝的龍興之地，且承擔著抵御日俄侵略的重任，其權力地位不容小覷。不過，由于設立時間短，尚未形成成熟的權力體系，故排在第八位。

九、邊陲綏撫：云貴總督——“蠻夷之地”的治理難題

云貴總督管轄云南、貴州兩省，地處西南邊陲，地形復雜，少數民族眾多，是九大總督中治理難度最大、權力相對較弱的一個。其核心職責，在于“安撫少數民族、防范邊疆危機”。

清朝前期，云貴地區實行“土司制度”，少數民族首領擁有較大的自治權，時常爆發叛亂。雍正年間，鄂爾泰任云貴總督，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廢除土司制度，設立州縣，由中央直接任命官員。

鄂爾泰的“改土歸流”，加強了中央對云貴地區的統治，促進了民族融合與經濟發展。雍正皇帝對其功績極為認可，將其調任京城，擔任保和殿大學士，成為清朝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從總督任上進入中樞的官員。

云貴地區礦產資源豐富，尤其是云南的銅礦，是清朝鑄幣的重要原料。云貴總督負責管理銅礦開采與運輸，保障國家的貨幣供應。但由于交通不便，礦產運輸成本高，經濟價值受到限制。

晚清時期，云貴總督也參與到洋務運動中。張之洞任云貴總督時（1884-1889年），創辦了云南機器局，生產槍炮彈藥，加強了西南地區的軍事力量。但由于經費有限，規模遠不及湖廣、閩浙等地的洋務企業。

云貴地區遠離政治中心，經濟基礎薄弱，民族矛盾復雜，這些因素都限制了云貴總督的權力。雖然其承擔著邊疆治理的重要職責，但整體權力在九大總督中排名最末。

結語：權力背后的清朝統治邏輯

清朝九大總督的權力排行，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歷史發展不斷調整。但核心邏輯始終清晰：圍繞中央集權，根據地域的政治、經濟、軍事價值分配權力。

直隸總督的“近”、兩江總督的“富”、兩廣總督的“通”，分別對應了清朝對政治安全、經濟保障、對外交流的核心需求。這些總督的權力，既是朝廷賦予的治理工具，也是皇權延伸的具體體現。

從左宗棠收復新疆到張之洞興辦洋務，從林則徐虎門銷煙到徐世昌治理東北，九大總督在清朝的歷史舞臺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的功過是非，與清朝的國運緊密相連。

當清朝國力強盛時，總督們是維護國家統一、推動地方發展的中堅力量；當清朝走向衰落時，他們又成為應對內憂外患的核心角色。九大總督的權力變遷，正是清朝從盛轉衰的歷史縮影。

如今，透過這份權力排行，我們不僅能看到清朝地方治理的智慧與局限，更能感受到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那些封疆大吏的身影早已遠去，但他們留下的歷史遺產，仍值得我們深入研究與思考。

參考資料：《清史稿·職官志》《清代總督制度研究》《左文襄公全集》《張文襄公年譜》《近代中國邊疆治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