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十五五”時期的全球化新形勢與中國經濟發展，CMF專題報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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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111期）于線上舉行。

本期論壇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聯席主席楊瑞龍主持，聚焦“‘十五五’時期的全球化新形勢與中國經濟發展”，來自政界、學界的知名經濟學家余淼杰、劉青、屠新泉、胡捷、梁明聯合解析。

論壇第一單元，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劉青代表論壇發布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科學制定和接續實施五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一條重要經驗，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個重要政治優勢。同時，強調“十五五”規劃是實現黨的二十大描繪的宏偉藍圖、分階段有步驟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需要，是有效應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新變化、在激烈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的需要，是適應我國發展階段性要求、深入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建議》指出，“十五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大國關系牽動國際形勢，國際形勢演變深刻影響國內發展，我國發展處于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

從國際看，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我國具備主動運籌國際空間、塑造外部環境的諸多有利因素。同時，世界變亂交織、動蕩加劇，地緣沖突易發多發；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威脅上升，國際經濟貿易秩序遇到嚴峻挑戰，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大國博弈更加復雜激烈。

從國內看，我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完整產業體系優勢、豐富人才資源優勢更加彰顯。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國內大循環存在卡點堵點；新舊動能轉換任務艱巨；農業農村現代化相對滯后；就業和居民收入增長壓力較大，民生保障存在短板弱項；人口結構變化給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等提出新課題；重點領域還有風險隱患。

基于這一背景，本報告在統一的框架體系內觀察思考國際環境與國內發展兩個方面，主要分為三個部分：

一、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

二、我國貿易和產業特點

三、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優化調整

一、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

（一）美國經濟治理思潮的變遷

這些年來，所有人或許都曾提出過以下問題：美國究竟出現了何種狀況？美國為何呈現出這般面貌？美國的政策為何是當前這樣？其未來又將走向何方？針對這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意味著個人的決策與思考方向將截然不同——如果認為這僅是美國因特定總統個人因素導致的失常狀態，那么或許數年后更換領導人便會有所改善；如果認為這是美國整體經濟治理思潮發生的根本性轉變，那么就會判斷未來數十年將進入一種全新常態，而所有的決策方向都需隨之調整。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需以宏大的歷史視野審視美國經濟治理思潮的變遷。對此，報告進行了簡要總結。

美國經濟治理思潮已明確呈現出三個發展階段，當前是否已發生新的逆轉、進入第四個階段，值得思考。19世紀60年代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才真正形成完整且逐步統一的市場。在此階段，美國采取的是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模式。從華爾街崛起的歷史中可清晰看出，當時處于完全自由市場競爭的狀態，包括壟斷、兼并等行為。這一階段大致持續至20世紀20年代，期間美國GDP增長了7倍。但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的研究發現，20世紀初美國的不平等程度達到了歷史峰值，全國約1%的人口占據了全國40%以上的財富。

這種徹底的自由放任主義持續到20世紀20年代，即“大蕭條”時期。“大蕭條”爆發后，自由放任主義束手無策，無法終結危機，即便時任總統胡佛試圖通過市場主義的手段應對“大蕭條”，最終也未取得任何成效，反而使局勢愈發嚴峻。此時，美國開始進行反思，進而進入經濟治理思潮的第二個重要階段，即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羅斯福新政”的典型特征是“國家干預主義”，通過政府全方位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對經濟運行進行干預，其中包括各類社會救濟措施。如今美國的諸多社會機構，涵蓋社會保障、社會保險、社會救濟機構及房貸機構等，均誕生于這一時期，后來的“兩房”（房利美與房地美）最初也起源于“羅斯福新政”階段。在西方經濟治理體系中，國家干預主義思潮屬于異類，其理論基礎實則為“凱恩斯主義”，這是對美國第一階段經濟治理思潮的根本性逆轉。

這一階段持續至20世紀70年代末。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出現了滯脹現象。在正常的自由市場環境下，滯脹本不應發生，因為經濟停滯、經濟蕭條時期通常不會出現通貨膨脹，通貨膨脹一般發生在經濟過熱時期。此時，若刺激經濟增長便會加劇通貨膨脹；若要治理通貨膨脹，實施緊縮政策則會加劇經濟蕭條。因此，“國家干預主義”治理模式面臨難以擺脫的巨大困境。此時，美國經濟進入第三個重要階段，即20世紀80年代里根執政時期。里根上臺后推行“里根經濟學”，同期英國則有撒切爾夫人執政。這一階段的核心模式為“新自由主義”，具體舉措包括實施大規模減稅、削減財政開支（尤其削減社會福利領域的財政開支），大幅下調公司稅與個人稅。如今美國的諸多稅收基本格局，正是從里根時期的減稅政策開始奠定的。在這一時期，美國相對快速地擺脫了滯脹困境，經濟也實現了較為快速的發展。但亦有大量研究表明，當前美國的收入不平等與貧富分化問題，其根源便始于里根時期。經濟學家皮凱蒂的研究發現，當前美國財富分配格局的起源，正是里根時期的大規模減稅政策，且自此時起，美國的貧富分化局面便未能再扭轉。這一階段持續至21世紀10年代，即金融危機爆發前后。金融危機只是市場各類矛盾無法通過內部調節加以解決而出現的集中爆發，與此同時，伴隨數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推行及金融危機的沖擊，美國社會陷入高度分裂狀態：一方面是國內社會的分裂，另一方面是政治斗爭的激化。最終形成的局面可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社會分裂、收入分化、政治極化，進而導致民粹主義崛起，2016年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便是這一趨勢的代表性事件。

在美國歷史上，前三個階段的劃分及前兩次治理思潮的逆轉是極為明確的。當前我們需思考的問題是：如今我們所看到的美國各類治理模式，是否標志著美國經濟治理思潮已進入第四階段，或是迎來了又一次新的逆轉？

本報告認為，美國經濟治理思潮已進入全新階段，即第四階段。美國大選為此提供了充分的現實驗證：特朗普上臺后卸任，由拜登接任，此后特朗普再度當選，形成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執政輪替。從中可清晰觀察到，政府對經濟實施大規模干預并非某一位總統的個人決策——即便過渡至拜登執政時期，也沒有發生任何轉變，其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及社會政策的核心方向實則一脈相承。由此可見，美國經濟治理已重新偏向“國家干預主義”，從這一角度而言，美國已迎來經濟治理思潮發生重大變革的時代。未來，保護主義或國家干預主義的色彩將愈發濃厚，市場自由程度會被削弱。這種變化必將對全球、其他國家及微觀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深遠影響。對此，無論是學界、政策界還是企業界，均需形成清晰認知，不可再秉持“刻舟求劍”的思維。

（二）當前主要國家經濟政策正在發生巨變

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政策也正在發生巨變，典型如下。

美國通過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措施，強化產業政策引導，旨在重塑其全球競爭優勢。2025年3月，成立“美國投資加速器”，旨在簡化超過10億美元投資的審批流程；《大而美法案》體現了其在財政政策上的戰略性調整等。

德國通過全面的稅制改革，提升其作為投資目的地的吸引力。2025年7月生效的《即時稅務投資計劃法案》引入了加速折舊措施，分階段調降企業稅率的清晰路線圖。從2028年起，企業所得稅稅率將從現行的15%起逐年調降，每年降低一個百分點，至2032年最終降至10%，為企業提供了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大力強化對研發活動的激勵力度，修訂后的《研究補貼法案》擴展了可申報費用范圍。

英國發布《現代產業戰略》明確了未來十年的產業發展方向，聚焦八大高增長行業。2025年6月，重點關注先進制造、清潔能源、數字與技術、金融服務、生命科學、創意產業、國防及專業服務等領域，并為每個行業制定專屬的十年發展計劃。高度重視人才與創新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投入大量資源加強國家創新能力。

加拿大通過“購買加拿大”政策，強化國內產業供應鏈韌性，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

意大利則通過戰略性投資關鍵賦能技術，重點支持特定技術領域和地區發展，提升產業長期競爭力。2025年10月底，意大利企業和意大利制造部公布了7.31億歐元的資助計劃。

日本將經濟安全視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經濟對策草案提出將船舶、無人機、人造衛星、火箭零部件、呼吸機和磁傳感器新增為“特定重要物資”，由國家承擔其穩定供應所需的部分費用。

上述一系列政策變革呈現出四個典型特征：

一是發達經濟體的新政策呈現出明顯的產業導向性和選擇性，聚焦特定戰略領域，各國不再采取普適性的產業支持政策；

二是供應鏈韌性與安全成為發達經濟體經濟政策的核心關切，推動供應鏈布局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與效率并重；

三是產業政策與財政政策深度融合，財政手段成為實施產業政策的重要工具，其順周期性更加顯著，反映了各國政府對全球化競爭態勢的嚴峻判斷，即長期結構性風險已經超越了短期周期性風險，成為國家經濟安全的首要考慮。背后是國家經濟治理模式深刻變革：寧愿加劇短期周期性風險，也要解決長期結構性風險；

四是創新驅動與人才競爭成為政策發力點，各國競相加大研發投入與人才引進力度。

其背后的深層原因，既包括地緣政治競爭與經濟安全擔憂，也包括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背景下，各國面臨技術競爭與產業升級壓力。

（三）世界貿易與發展模式發生系統性改變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發展模式已出現系統性變化，具體表現為各國出口依存度均呈下降趨勢，即全球范圍內，出口占GDP的比重已開始下行，無論是全球整體還是各個主要國家，均更加依賴內需。全球價值鏈生產模式的各項指標在金融危機之后也處于整體下行階段。我國也不例外：2006年之后，我國出口依存度持續下降，經濟發展逐漸轉向內需驅動。這表明，全球貿易增速已低于GDP增速——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貿易增速始終高于GDP增速，而2008年之后這一格局已發生逆轉。

（四）全球化進程本身具有周期性特點

全球化不是線性發展，工業革命以來就是波浪式發展。最早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伴隨兩次工業革命興起，此后因各類體系脆弱性暴露，兩次世界大戰爆發，全球化進程陷入停滯。二戰之后，全球化進入制度化階段，當前各類全球化規則與體系，基本均在此后逐步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化實現了持續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化進程再度進入調整期，不再保持高速推進態勢，甚至出現一定回落，進入全新發展階段。因此，我們不能以過去40余年所見證的全球化進程為依據，研判其未來發展方向，而應立足更長的歷史視野，認識到過去半個世紀的線性發展，僅是歷史長河中的階段性過程。基于上述認知，我們可對全球化新形勢形成系統性、長周期的理解。

（五）外部環境變化危、機并存

在有利影響方面，一是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刺激政策在短期內可能通過拉動全球需求，對我國出口產生積極影響。二是發達國家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客觀上會加速全球技術進步，知識溢出。三是發達國家推動供應鏈多元化過程中，我國憑借完善的產業體系，可成為輸出方，獲得一定的便利。

在不利影響方面，一是發達國家在關鍵技術領域的保護主義傾向，加劇我國技術獲取難度，增加創新成本。二是各國都希望抓住新科技革命機遇，紛紛出臺市場與產業保護措施。三是全球經貿規則面臨重構，經貿秩序不確定性上升，環境惡化。四是全球貿易需求相對下降，國際市場空間越發擁擠、競爭越發激烈。

二、我國貿易和產業特點

（一）中國貿易成就斐然

自1978年改革開放、1992年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以來，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以來，至2015年，我國出口占世界市場的份額持續增長，從未出現過下滑。2015年，我國出口占世界市場的份額達到頂峰的13.79%，這是自1968年以后單個國家出口占比的最高記錄。這一數據引發了諸多反思：中國出口是否存在過度的情況？但需指出的是，單一出口占比指標并不全面，還需結合我國經濟規模的增長，參考出口依存度指標（即出口占GDP的比重）進行綜合分析。2006年之前，我國出口依存度持續上升，最高達到35%；2006年之后，該指標持續下降；2011年之后，我國出口依存度已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通過數據可知，我國出口依存度僅在個別年份短暫超過德國和韓國，兩國的出口依存度總體遠高于我國；而美國、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則一直處于相對較低水平。

另一個分析指標是出口占比/GDP占比，其分子為一國出口額占全球總出口額的比重，分母為一國GDP占全球總GDP的比重。我們可通過這一指標進行對比分析，設定一個簡單基準值1——若一國GDP占全球10%，則理想狀態下其出口額也大致應占全球市場10%，這一基準值僅為理論上的參考線。

從數據來看，我國在部分階段該指標高于1，即我國出口占國際市場份額高于理想基準值；2011年之后，該指標始終低于1，意味著我國出口額并未過度超出理論應得份額。反觀德國與韓國，其該指標始終遠大于1；而美國與日本的該指標則始終小于1。綜上所述，中國出口具有自身特點：出口規模大、全球占比高，但相較于理想基準份額，并非如外界所認為的那般“過度”。

我國進口呈現出更為顯著的特征。同樣構建進口占比/GDP占比指標可知，我國進口相關指標的下降趨勢更為明顯。例如，2004年起該指標開始下降，2008年之后便小于1；到2023年，我國進口占比只相當于我國GDP占比的約60%，即相對于GDP規模而言，我國進口明顯不足。需注意的是，德國、韓國的進口相關指標同樣遠大于1，美國、日本的進口相關指標則遠小于1，即德國、韓國不僅出口指標高，進口指標亦高；美國、日本則出口與進口指標均低。我國出口指標并非特別高，進口指標卻更低，甚至已低于日本。我國市場規模優勢有待進一步發揮。

（二）中國制造業成就無與倫比

當前全球經濟競爭的核心領域是制造業，中國制造業的特點我總結為以下四點。

第一，崛起速度快。2000年，我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比重為6%；2023年，該比重已升至35%，增長速度極快。

第二，產業規模大。2023年，我國制造業產值達到4.8萬億美元，占全球比重超過其他主要經濟體。聯合國《工業化的未來》（2024）報告指出，到2030年（線性外推），中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比例將進一步上升至45%。美國的占比將降至11%，日本降至5%，德國僅為3%，三國總和不足中國的一半。

第三，產業門類全。中國是全球工業體系最完整國家，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41個大類、600多個細分行業的國家。

第四，前沿科技強。據《南華早報》相關研究顯示，在2025計劃十大產業的260余項具體目標中，截至目前已有86%得以實現；我國科技發展勢頭良好，尤其在技術規模化應用領域，已取得全球主導地位。客觀而言，在光刻機、航空發動機、生物材料等諸多尖端技術領域，我國仍存在需要攻克的難題。

這些特點也為我國帶來了“全方位快速崛起的大國煩惱”。制造業的快速崛起意味著全球調整、適應我國制造業發展的周期短；龐大的產業規模意味著我國制造業對全球市場的影響力較強；齊全的產業門類既使我國在出口市場面臨較多競爭對手，也導致我國進口需求相對較弱。而強大的前沿科技實力，意味著我國未來競爭力將進一步提升，這也引發了全球各國對我國發展的高度關注。由此可見，我國經濟的各類特征背后存在內在邏輯。

（三）全球視野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第一，按照過往自由市場規律，中國沒有“出口過度”，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國出口不足，與德國、韓國相比我國更是出口過少。

第二，從全球視野下來看中國發展模式，中國發展、貿易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進口不足，市場規模規模優勢有待發揮。

第三，中國面臨“全方位快速崛起的大國的煩惱”，在研判未來產業發展與貿易走向時，若單純依據過往自由市場規律，可能會預期我國應該實現更快速度、更大規模的出口。但結合前文提及的全球形勢變化，我們需認識到“世界已發生改變”，不能再以過去40余年的經驗應對當前的問題與挑戰，而需以全新認知判斷未來貿易發展模式。

三、我國經濟增長模式優化調整

（一）傳統經濟增長模式需要優化

一方面，我們要跳出制造業來看制造業發展，從國家總體戰略、未來世界秩序層面來看產業發展，需要考慮國際戰略競爭中的國際關系大局、中國軟實力、國際引領力，即發展要更具國際包容性。另一方面，制造業在國家發展與戰略競爭中具有戰略意義，我國制造業必須持續、高質量發展。因此，新背景下制造業的發展方針，建議是規模守正、結構創新，建設“制造強國”，實現穩規模與優結構二者相輔相成。正如《建議》中提到的，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二）國內經濟增長模式的調整重構

關于我國如何實現調整優化，核心在于兩個方面：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一方面推進產業升級，另一方面擴大內需。

從供給端來看，需推進產業升級與產業結構調整，具體包含兩個維度。在國際維度方面，推動產業國際梯度轉移；在國內維度方面，推動國內產業動態升級。兩個維度，均需堅持“有取有舍、有序轉移”原則，掌握主動權。此處所提及的產業升級，就國際梯度轉移而言，若將低端產業向外轉移，同樣有助于國內產業升級。

從需求端來看，核心在于提振消費、擴大內需。這一舉措是戰略選擇，絕非權宜之計。盡管產業升級與擴大內需兩項任務均面臨較大難度，但在新階段我國必須實現突破。

關于產業國際梯度轉移問題，為何強調“有取有舍、有序轉移”？事實上，國家在該領域已有明確指導思想，即淘汰落后產能，且對“落后產能”的界定十分清晰：?技術水平低下、能源消耗高、環境污染嚴重、生產效率低?而無法滿足現代產業發展需求、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與行業標準、對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形成阻礙。我國需堅定不移地淘汰這類產業，且眾多發展中國家具備承接能力，這對其發展也具有積極意義。在產業國際梯度轉移過程中，我國需遵循高質量發展原則進行布局，四中全會《建議》已明確提出：有效實施對外投資管理，健全海外綜合服務體系，促進貿易投資一體化，引導產業鏈供應鏈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當前也已提出“中國經濟”與“中國人經濟”的區別。

當提及“中國經濟”與“中國人經濟”時，“中國人經濟”在很大程度上與對外投資、企業出海相關，這與我國產業國際梯度轉移一脈相承。但產業國際梯度轉移需遵循客觀規律，自工業革命以來，全球已發生四次國際產業梯度轉移。正是這類轉移推動了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深化，加速了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溢出，帶動了后發國家的工業化進程，同時在此過程中形成了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產業體系。

近年來，我國也開展了部分產業梯度轉移，但主要發生在國內，即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也有少量向國外轉移。這一方面是由于我國區域差異顯著、內部市場縱深廣闊且規模龐大；另一方面得益于我國完備的產業鏈優勢及政策調控作用。這部分打破了傳統雁陣的轉移邏輯，導致國際產業轉移弱化。

開展產業國際梯度轉移時，“有取有舍、有序轉移”具體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既做好國內梯度轉移，也做好國際梯度轉移：把握好平衡，防止產業空心化教訓；保持內外產業與技術代差；鞏固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的樞紐地位。二是傳統產業發展好新質生產力，進行改造提升，不能“一退了之”。“優化產業布局，促進重點產業在國內有序轉移”。三是緩解我國面臨的全球性貿易壓力、塑造更好的包容性的外部發展環境；規避貿易戰帶來的被動、無序、突發大規模產業轉移。四是我們要認識到歷次科技革命都帶來了全球產業大轉移，這是客觀規律。未來5-10年，很可能迎來一輪新的大規模的全球產業轉移，中國在產業的移入、移出上需要有提前研判。其中，以中國技術變革的速度、占世界制造業產值近30%的產業基礎，中國極有可能是新一輪全球產業轉移的最重大來源國，對發展中國家構成重大機遇，中國需要有所規劃，在世界經濟格局重塑中充分利用這一優勢。

產業國際梯度轉移也面臨國內難題，包括國內就業問題、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農村（空心化）問題、邊疆問題等，建議采取采取“分類治理”的思路，一方面尊重市場規律，充分挖掘產業轉移和升級帶來的各種國際國內益處，另一方面利用體制優勢，做好分配調節，解決好其他問題。

關于國內產業升級，核心是以新質生產力理念為指導，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建設未來產業，尤其需抓住新科技革命機遇，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與創新。高科技產業的比較優勢及創新影響因素，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設密切相關。《建議》對如何挖掘我國產業優勢與市場規模優勢已作出充分部署，核心在于提升契約執行力度，加強產權與知識產權保護，打破市場壟斷，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等等。

我國未來產業發展與貿易格局，本質上取決于傳統產業與高端產業的競爭態勢。具體而言：傳統產業將逐步調整，或轉移、或淘汰、或升級；高端制造業則在快速發展，最優局面是傳統制造業在國內外有序轉移，高端制造也穩步發展提升；最差局面是傳統制造業被迅速拋棄或被動轉移，高端制造業發展受阻。我國需努力爭取最優局面。

（三）提振消費、擴大內需

《建議》用較大篇幅論述了這一議題，其中較新的表述包括提高居民消費率，提振消費需強調“促就業、增收入、穩預期”的系統性解決方案。

首先，除消除各種消費壁壘，提振消費破局核心抓手在于提高勞動者收入。收入是消費的根基，有利于擴大消費規模、進口規模，引導產業升級等。關于如何提高勞動力收入，應樹立“勞動者收入闖關”意識。勞動力收入提升固然會帶來諸多壓力與挑戰（如勞動力成本上升等），但我國曾有“價格闖關”的成功經驗，勞動力收入提升本質上也是勞動力價格的調整，因此需具備“闖關”意識。尤其在AI時代來臨之際，這一任務更為緊迫。

提升勞動力收入可從兩個維度推進。一是創造高薪崗位，此類崗位無法由低端產業提供，因此需發展高端產業，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二是消除勞動力市場的各類制度性扭曲，無需進行驚天動地的重大變革，從解決細微的制度性扭曲入手即可。例如：保障勞動力自由流動，破除社會保障、戶籍等方面的限制；實現同工同酬——這一舉措可影響大量人的收入；規范過度加班現象。過度加班不僅影響消費、加劇內卷、降低人民群眾幸福感獲得感，還對勞動力人力資本提升、就業造成較大負面影響。我國當前法定周工作時間為40小時，但最新數據顯示，實際平均周工作時間為48.5小時。若能將實際周工作時間降至法定的40小時，理論上可新增21%的就業崗位。目前我國非農就業人口約6.1億，若將周工作時間從48.5小時降低為40小時，需額外增加約1.28億勞動力才能完成現有工作量。由此可見，解決勞動力市場制度性扭曲，可有效應對就業等國內問題。

論壇第二單元，結合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各位專家圍繞“‘十五五’時期的全球化新形勢與中國經濟發展”展開討論。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教授，美聯儲原高級經濟學家胡捷認為，“十五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核心是“從全球化1.0向2.0轉化”，關鍵差異在于國家安全、經濟利益、價值認同三要素的排序。1978年至2016年特朗普上臺的全球化1.0時代，經濟利益被置于首位，如福山《歷史的終結》認為世界會趨同、克林頓主張通過貿易促中國制度趨同。而當前歐美精英認知轉變，美國國務卿馬克·盧比奧認為“中國改變了資本主義”，美國副總統J·D·萬斯擔憂“歐洲面臨著價值觀的退卻”，國家安全與價值認同權重上升。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俄烏沖突三大事件加速這一轉化，前者引發貿易與科技主導權沖突，疫情暴露全球產業鏈脆弱性，俄烏沖突推動陣營分化并輻射經濟層面。

應對新形勢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需多維度發力：一是分散國際市場，降低對歐美市場依賴，挖掘其他市場潛力，契合企業出海與國家經濟安全需求；二是擴大內需，作為立身之本，減少對外需依賴，形成內需支撐；三是激活微觀主體，依靠企業家創新解決宏觀問題，發掘企業家活力；四是調整國際秩序參與方式，明確中國從規則追隨者轉為參與者，倡導“對等公平貿易”，重視外需長期性，處理好與主要市場及技術供應國關系，同時通過擴大內需兼顧“大乙方”和“大甲方”，提升談判地位。

商務部對外貿易研究所所長梁明指出，“十五五”時期全球化形勢機遇與挑戰并存。有利因素包括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我國運籌國際空間和塑造外部環境的有利因素逐步增多，為外需發展創造良好條件。不利因素則包括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國際經貿秩序面臨嚴峻挑戰等。從貿易增速看，2021-2022年及2025年上半年貿易增速快于GDP增速，預測2025年世界出口額將達25.8萬億創歷史新高，“十四五”世界出口年均增速8.5%，大概率“十五五”時期貿易增速持續增長甚至快于GDP增速。世界貿易增長動能中，“十五五”時期新商品或成全球貿易主導，同時單邊主義致產業鏈本地化、霸權主義致國際貿易規則變化，均可能擴大部分跨境貿易量。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有效需求不足、新舊動能轉換艱巨、就業與居民收入增長壓力大、人口結構變化等挑戰。今年以來，我國出口新動能（芯片、汽車等）增速表現突出，中間品出口占比創新高，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出口貢獻率高，僅對美出口下滑拖累增速，且美對華關稅差縮小或利好出口。利用外資有觸底趨勢，對外投資合理有序增長。政策建議方面，我們需擴大有效需求，著力擴大國際市場需求；發揮外貿創新作用，優化貨物貿易、發展服務與數字貿易，拓展雙向投資，加快新舊動能轉換；發揮外需（貿易、投資）引領作用，塑造外部環境以拓展外需空間。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泉認為，經濟全球化面臨困難、出現逆全球化趨勢，關鍵在于其政治基礎逐漸消失。二戰后經濟全球化由美國領導建立多邊主義經濟體系（含IMF、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WTO），基礎是成員間有國家安全互信，認為彼此不會成安全威脅，且美國無領土野心。如今該共識消失，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俄烏沖突讓西方意識到全球化難消底層分歧；新冠疫情凸顯國家間隔閡與不信任；中美綜合國力競爭顯性化，尤其是2018年后。

中美競爭重點漸進演變。1979年起從局部產品競爭，到產業層面，再到政策、機制、體制問題，特朗普時期上升到國家層面與地緣政治安全。中美并非橫向產業競爭，入世后是垂直分工互補，中國未威脅美國核心制造業，競爭實則是體系性、綜合性的。由于我們無法在綜合國力競爭方面讓步，所以中美競爭是無解的但或有邊界，雙方有管控風險需求、緊密依賴及相互摧毀能力，重大沖突可能性小。未來國際貿易體系不會截然分為“兩個世界”，而是復雜碎片化、集團化且相互嵌套的。中國需積極維護國際經濟體系穩定，推動有序漸進變革，維持WTO等基本運轉，發揮領導力建“小群”，利用“一帶一路”、RCEP等平臺，按議題建制度化體系，逐步吸引國家加入。

全國人大代表，遼寧大學校長余淼杰指出，21世紀初主要被視為重要的戰略機遇期，而當前我們處于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時代。從國際視角來看，學者們通常用兩個詞來概括這一時代的特征。一是“VUCA”時代，即易變性（Volatil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復雜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這表明我們正面臨一個艱巨、繁復且多變的國際經濟環境。二是“VANL”時代，即脆弱性（Vulnerability）、焦慮感（Anxious）、非線性（Nonlinear）和非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無論何種表述，都反映了當前國際經貿形勢具備風險與挑戰并存的特征。

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如何更好地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指明的道路非常清晰，即繼續圍繞經濟建設這一中心，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在“六個堅持”的任務中，經濟高質量發展位列其中，同時還要求致力于實現高品質生活、高水平對外開放和高效能治理。四中全會指出，要從12個方面推進工作，應對國際經貿形勢挑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確保“十五五”期間發揮承上啟下的作用，并實現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收入水平的目標，即2035年GDP比2020年翻一番。面對戰略機遇與風險并存的國際經濟形勢，只要我們沉著冷靜、積極應對，定能在21世紀的變局中發揮更大作用，穩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