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中央辦公廳代主任，大肆迫害彭德懷，1983年被判刑18年！

1983年4月的北京，春風已吹綠了長安街旁的國槐樹梢，玉蘭花剛打了淺白的花苞，花瓣上還沾著晨露。可三里地外的秦城監獄，鐵柵欄上的霜氣還沒散盡，墻根的枯草在風里抖得發顫，肅穆得讓人喘不過氣。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法槌重重落下，“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的宣判聲，像石子砸進靜水，透過法庭的高窗傳得很遠。站在被告席上的男人，頭發已有些花白，發縫里還嵌著幾絲洗不凈的灰，曾經昂著的下巴垂了下來，眼里的精光全被麻木取代，只有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袖口磨破的毛邊。

誰能想到，這個從山東威海漁村泥灘里爬出來的窮小子，曾一度站在權力的核心圈層。中央辦公廳代主任的頭銜，讓他在特殊年代里，成了紅墻內炙手可熱的“紅人”——文件要經他手批轉，會議要聽他定調子，連地方大員見他，都得賠著小心說話，那股威勢，足以讓整個京城的干部都膽寒。

更讓人無法原諒的是，他把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了迫害忠良的屠刀。彭德懷元帥那具遍體鱗傷的遺體，肋骨斷了三根，手臂被擰得脫臼，臨終前連一口熱粥都沒喝上；還有那些被他羅織罪名的干部群眾，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含冤入獄，這些冤魂的血淚，都成了他人生最黑暗、最洗不掉的注腳。

歷史的鏡頭拉回五十年前，1931年的威海衛，黃海上的風浪卷著咸腥的水霧，一遍遍拍打著碼頭的青石板，也拍打著少年戚本禹赤腳走過的成長之路。那時候的他，還叫“小禹子”，跟著父親在碼頭上撿別人漏下的小魚蝦。

1931年的山東威海，漁民們靠海吃海，可北洋水師覆滅后，這里成了外國商船的停靠點，本地漁民的漁網常被輪船螺旋槳絞破，日子總被風浪掀得七零八落。戚本禹的出生，沒給這個靠父親搬卸洋貨維生的貧困家庭帶來喜悅，反而多了一張要吃飯的嘴，母親常抱著他坐在門檻上哭。

海風里的咸腥味，和家里米缸見底的窘迫，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記憶。勉強在村里私塾讀了四年書，十三歲那年冬天，父親在碼頭被英國商船的木箱砸傷腿，他就輟了學，接過父親的麻繩去搬卸棉花和洋布。粗硬的麻繩磨破他稚嫩的手掌，血泡破了又結繭，可他從不喊疼。

可戚本禹腦子活，不甘心一輩子困在碼頭當苦力。別人歇工后聚在酒館喝劣質燒酒、打牌賭錢，他卻躲在自家漏風的小屋里，點著豆大的煤油燈，啃著從舊貨市場淘來的舊書。四書五經、《三國演義》《水滸傳》，甚至還有殘破的《資治通鑒》，什么都看，遇到不認識的字就記在手心，第二天問私塾先生。

命運的轉機出現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禮炮聲，不僅響徹天安門廣場，也順著渤海灣的海風傳到了威海的小漁村里。18歲的戚本禹，憑著一手工整的毛筆字和識文斷字的本事，主動加入村里的土改工作隊，幫著寫斗地主的材料、登記田產，積極表現得讓隊長都稱贊，如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當時的農村青年里，黨員身份是極大的榮譽，意味著有機會離開漁村。戚本禹比誰都清楚這是改變命運的第一步，干活格外拼命。土改時帶頭沖進地主家清算浮財，掃盲夜校里，他把復雜的字編成漁民熟悉的“漁網歌”，讓目不識丁的漁民幾天就學會寫自己的名字，這些表現都被記在了干部檔案里。

1950年的冬天，威海下了場罕見的大雪，碼頭結了冰沒法干活。就在戚本禹以為要斷糧時，公社干部踩著雪送來一封牛皮紙信封的調令——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錄用通知。燙金的“中央辦公廳”五個字，在雪地里格外耀眼，像一束光，徹底照亮了他的前路。

初到北京的戚本禹，像劉姥姥進大觀園。紅墻內的琉璃瓦、秘書室里那些北大、清華畢業的同事，說著他聽不懂的“術語”，都讓他感到骨子里的自卑。他第一次穿中山裝時，甚至把扣子扣錯了都沒察覺，被同事偷笑。但他很快冷靜下來，明白光靠賣力氣不夠，得有“過人之處”才能站穩腳跟。

他開始像在碼頭觀察貨物一樣，觀察身邊的人和事，揣摩領導的心思。別人埋頭整理文件只做表面功夫，他卻會把文件按領導關注的重點分類，用紅筆標出關鍵句；開討論會時，他從不輕易發言，等領導和老同事說完，再撿著最貼合領導思路的觀點補充，每句話都說到點子上。

這種“會來事”的特質，讓他逐漸被秘書室主任注意到。更重要的是，他的筆桿子漸漸顯露出鋒芒。每次寫匯報材料，他都能把枯燥的數字和工作，用生動的例子串起來，比如寫掃盲成果，會具體到“某村張大爺學會寫家信，激動得哭了”，條理清晰又有溫度，總能抓住領導的目光。

1956年，戚本禹被調到《紅旗》雜志社，這成了他人生的“黃金跳板”。這份由中央主辦的理論刊物，是當時思想宣傳的核心陣地，社長是大名鼎鼎的陳伯達，在這里工作，意味著能直接接觸到中央的理論動態，離權力中心更近了一大步。

起初，他只是個普通編輯，負責校對稿件、給資深作者整理資料，每天泡在堆滿舊刊物的資料室里。可他不甘心做“幕后影子”，總想著“搞點大事”出人頭地。他翻遍資料室的太平天國史料，發現史學界對李秀成的評價存在爭議，立刻意識到這是個“博眼球”的突破口。

當時史學界的主流觀點，以范文瀾、羅爾綱等大家為代表，都把李秀成視為“太平天國后期的中流砥柱”，認為他的《自述》是“困厄中的無奈”。戚本禹卻反其道而行之，花了三個月時間寫就《評李秀成自述》，直言李秀成是“貪生怕死的叛徒”，是“太平天國的罪人”，言辭犀利，觀點極端。

這篇文章在《紅旗》1963年第13期發表后，立刻引發軒然大波。北大歷史系專門開了討論會爭論，《歷史研究》等刊物紛紛轉載。爭議聲中，毛主席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提到這篇文章，翻著刊物說：“這個戚本禹，有點思想，敢說話，不像有些學者畏首畏尾。”這句評價，讓戚本禹的命運徹底起飛。

名氣有了，官運也跟著來了。1966年，特殊十年的序幕拉開，思想宣傳工作被推到前臺，戚本禹因“敢言敢寫”被任命為《紅旗》雜志副主編。這一年，他才35歲，穿著筆挺的干部服，出入中央機關，和過去在碼頭搬貨的窮小子，早已是天壤之別，正是意氣風發的年紀。

更驚人的提拔還在后面。1967年，中央辦公廳人事調整，戚本禹靠著“緊跟形勢”的政治姿態和之前積累的名氣，一躍成為中央辦公廳代主任，直接負責核心機關的文件流轉、會議安排等日常工作。從威海漁村的泥灘到紅墻內的辦公室，他用了不到二十年，完成了旁人幾輩子都未必能完成的逆襲。

可權力這杯酒，從來都容易讓人醉。站在權力的頂峰，戚本禹很快忘了自己是誰——忘了碼頭搬貨時凍裂的雙手，忘了入黨時“為人民服務”的誓言，忘了威海漁村里那些和他一樣的窮苦人。他開始享受別人的阿諛奉承，把權力當成滿足私欲、打壓異己的工具。

1967年的北京，街頭的標語貼滿了墻壁，“砸爛舊世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紅色大字刺眼奪目，紅衛兵戴著紅袖章，舉著語錄本在街上高喊口號，狂熱的聲浪此起彼伏。戚本禹坐在中央辦公廳三樓的辦公室里，窗外就是長安街，他看著下面涌動的人潮，心中涌起的不是對亂局的擔憂，而是掌控一切的興奮。

他清楚地知道，這是個“亂中取勢”的年代。手中的權力越大，能做的“大事”就越多。而在他扭曲的認知里，所謂的“大事”，不是穩定局面、保護干部，而是通過打擊異己來鞏固自己的地位，靠踩著別人的尸骨往上爬。越是有名望、有威望的人，打倒他們越能彰顯自己的“權威”。

第一個被他盯上的，就是彭德懷。這位在朝鮮戰場上打出“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的開國元帥，因在廬山會議上堅持真理、批評“大躍進”中的錯誤，受到不公正批判，此時正在四川三線工廠“勞動改造”，參與德陽重型機器廠的建設，和工人們同吃同住同勞動。

戚本禹為何非要跟彭德懷過不去？表面是“響應運動”的政治投機，實則藏著沒解開的私人恩怨。1965年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歷史人物評價問題，戚本禹借著評李秀成的風頭高談闊論，彭德懷當場打斷他，指著他的發言稿批評：“文風浮躁，不懂歷史就別亂發言，李秀成的處境你根本沒搞懂！”讓他在幾十位高級干部面前下不來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