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與獸性

文/谷 建

人性與獸性有何區別？這個問題恐怕人人盡知，也恐怕未必人人盡知。因為只要是人，大致都能知道人與野獸的區別，這個區別也就大致可以認定為人性與獸性的區別了。不過，要想讓每個人都能說出嚴格意義上的人性與獸性，也就未必那么樂觀。若能找到幾位善辯的哲學家，這個話題就能被說得天昏地暗，辯得地動山搖，直至神情恍惚，血壓升高。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對于人性與獸性的闡釋，從來就沒停止過，也從來不無精彩過。比如中國古代先哲孟子與告子對于人性善惡的辯論，最為經典。告子和荀子、韓非子均認定：“人性根本是獸性，故本惡。”而孟子則認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孟子覺得，此“四心”為人類獨有，乃獸類所不具備，故人性“本善”。后來，二人一直辯論下去，彼此誰都沒有服輸的意思。

哲人善辯，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越偉大的哲學家，越能巧舌如簧，一個小小的問題，就能辯得你分不清東南西北。如果翻開西方哲學史，從蘇格拉底為“辯”而不惜獻出生命開始，就一直奔騰著無休無止的“辯論”。哲學原本“愛智”之意，沒有辯論，如何顯示出聰穎的“智慧”來？不熱衷于辯論，又如何能顯示出“愛智”的激情？沒有了“愛智”的激情，也就沒有了哲學。所以，哲學原本就是永無休止的辯論。哲學家當然也就成了辯論家了。哲學可以撫慰心靈，可以錘煉思想，可以提高能力，但是終究無法徹底解決所有的問題。

就拿這人性與獸性來說吧。孟子的“人性本善”理論雖然被華夏兒女熱情接納后流傳至今，但是，苦難的華夏兒女卻并沒有因為“人性本善”而免遭異族的大肆屠戮和殘暴統治。史學界一度流傳著“崖山之后無中國，明朝之后無華夏”之說，這大概是孟老夫子始料未及的。尤其到了近代中國，歐洲列強的肆意侵略與瓜分，已經使得華夏國土支離破碎，體無完膚。日本法西斯的軍隊曾在華夏國土演繹出了一幕幕世界上最為殘暴的屠戮方式和侵略行徑，華夏再度岌岌可危。這“人性本善”大致是華夏兒女“獨有”的基因吧，也許正是因為此“獨有”，而屢屢招來異族的肆意入侵和隨意屠戮，還有歐洲列強的哄笑“圍獵”。

中國的孩子一出生，大人們便迫不及待地教他們：“人之初，性本善。”云云。可是等孩子長大了，真正地步入社會后才發現：人與人之間，并沒有那么簡單，陰謀和陷阱時時隱現，防不勝防。或許還是英國哲學家培根先生說得實際一些：“在人性中既有天然向善的傾向，也有天然向惡的傾向。那種虛榮、急躁、固執的性格還不是最壞的，最惡的乃是嫉妒以至禍害他人，有一種人專靠落井下石，給別人制造災禍來謀生——他們簡直還不如圣經里那條以舔瘡為生的惡狗，而更像那種吸吮死尸汁液的蒼蠅。”難怪會有文學家木心先生的“固執己見”:“中國哲學少得可憐。西方哲學像歌劇，中國哲學像民歌。”

這個世界到底生活著一群人，還是一群獸？或者說，這個世界到底是彌漫著溫暖的“人性”，還是處處散發著惡毒的“獸性”？生活在血腥恐怖的戰火中，人被獸桎梏，人被獸殘害，人性也就隨之被獸性徹底毀滅。可是，生活在和平安逸的環境中，就一定沒有了“獸性”嗎？如果因為長久的和平環境恰恰滋生了道德敗壞、自私貪婪、腐化墮落、為富不仁，即使有“人性”的光輝偶爾閃現，又怎能照亮那成片的黑暗？而那片黑暗的世界里，躲著的盡是“獸性”。

倘若在這個世界里，“獸性”總是絕對地多于“人性”，總能永無休止地踐踏“人性”、殘害“人性”、撕裂“人性”，那么人類大可以脫盡華麗的外衣，赤身裸體地扎進野獸堆里，義無反顧地與“獸”為伴吧，否則活下去該有多么艱難？

（作者介紹：谷建，當代散文家、雜文家、評論家。上世紀九十年代從安徽蕪湖入伍至北京空軍，后成長為軍事記者、軍旅作家。多篇散文、詩歌、報告文學在全國、全軍獲獎。軍旅散文代表作品有《心雕》《感動》《深秋，那金色的陽光》《笛聲依約蘆花里》《有一種精神叫執著》；軍事報告文學代表作品有《笑傲長天》《追尋紅格爾》《大江邊，那奪目的桔紅色》《他，挺立在智慧高地》《大山一樣的承諾》《野馬何時歸來》。轉業后一度轉向雜文領域的創作活動，著有雜文集《生命的本真》，先后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中國紀律監察報》《北京日報》《北京青年報》等主流媒體發表多篇雜文作品。代表作品有《聞道之思》《防止公仆變“老爺”》《生命的本真》《你吃的是什么》《識破“兩面人”》《大炮的威力》《但愿“竇娥”不再“冤”》，其中《防止公仆變“老爺”》被編入國考教材，《聞道之思》榮獲第五屆長征文藝獎（全軍最高文藝獎），另有多篇雜文被國家級文學選集收錄，并被各省市雜文刊物列為“佳作欣賞”，向讀者力薦。）

——本文轉自2025年11月26日（華韻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