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夫妻之間,會不會也有普通家庭那樣的矛盾?
當妻子的資歷、能力都不輸丈夫,卻因為丈夫的一句話失去了應得的榮譽,她該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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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春天,廣州發生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時任省委書記陶鑄,親手把妻子曾志的名字從全國人大代表候選名單上劃掉了。
這位15歲就入黨、打過仗、搞過地下工作的女革命家,面對丈夫的決定,會選擇沉默還是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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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這個人,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個狠角色。
1954年她在廣州電業局當局長,手底下管著幾千號人。
這可不是靠丈夫的關系混上去的,人家15歲就入黨了,論資歷比陶鑄還早好幾年。
當時廣東在籌備首屆全國人大代表名單,省里開會討論候選人。
曾志的名字被大家推舉上去,這本來是件光榮的事。
誰知道陶鑄在審核名單時,二話不說就把妻子的名字給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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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聽起來很冠冕堂皇——為了照顧方方的情緒。
方方當時也是省里的領導,陶鑄覺得平衡各方面的關系更重要。
曾志知道這事后,氣得夠嗆。
她不是那種受了委屈就默默忍著的女人。
別人勸她算了,畢竟陶鑄是為了工作大局考慮。
曾志卻不這么想,她覺得這不是簡單的夫妻矛盾,而是關系到女性干部能不能得到公平對待的原則問題。
她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給毛主席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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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直接給最高領導寫信告自己丈夫的狀,這需要多大的勇氣?
曾志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寫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間透著一股不服輸的勁兒。
她不是要爭什么待遇,而是不想讓人覺得她只是陶鑄的附屬品。
信寄出去后,毛主席沒有立即回復。
曾志也不知道這封信會帶來什么結果,但她心里踏實了——至少她為自己爭取了,沒有白白受這個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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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曾志和陶鑄的矛盾不是一天兩天了。
兩人的感情從延安時期就埋下了裂痕。
曾志懷孕那會兒,條件特別艱苦。
臨產時大出血,命都差點丟了。
陶鑄當時忙著工作,很少來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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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一個人躺在窯洞里,看著破舊的窗戶紙,心里說不出的難受。
生完孩子要坐月子,按理說丈夫應該多照顧照顧。
陶鑄倒好,基本不管家里的事。
曾志剛生完孩子,身體還沒恢復,就得自己操持家務。
洗尿布、做飯、照顧孩子,全是她一個人扛著。
有一次兩人為這事吵起來了。
曾志說:"我也是革命者,也要工作,憑什么家里的事都得我一個人干?"
陶鑄的回答很典型,他說工作更重要,家里的事女同志做比較合適。
這話讓曾志聽了特別不是滋味。
她心想,自己入黨比陶鑄還早,打仗、搞地下工作樣樣不落人后,怎么到了家里就成了該干家務的人了?
這種觀念上的差異,在后來的日子里反復出現。
陶鑄骨子里還是有那種傳統的大男子主義思想,雖然嘴上說男女平等,實際做起來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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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還發生過一件事,更能看出曾志的性格。
七大召開前,組織上安排誰去敵后工作。
曾志特別想去,她覺得自己有能力,也有經驗。
她沒有通過陶鑄,直接跑去找毛主席。
那時候能直接見到毛主席不容易,曾志也是豁出去了。
她跟主席說明了自己的想法,表示自己不怕危險,愿意去最需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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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聽完,覺得這個女同志很有骨氣。
他當場表態支持曾志南下。
這個決定讓很多人意外,陶鑄知道后也有點意見,但主席都發話了,也不好再說什么。
曾志就這樣去了敵后,一干就是好幾年。
這期間她經歷了無數次危險,好幾次差點犧牲。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曾志和陶鑄才重新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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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這么多年,兩人見面時的感覺已經有些陌生了。
這段經歷讓曾志更加獨立,也更加自信。
她證明了自己不是誰的附屬品,而是一個有能力、有擔當的革命者。
這種性格,為后來的沖突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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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和陶鑄最初走到一起,還得從1933年說起。
那時候兩人都在做地下工作,為了掩護身份假扮夫妻。
朝夕相處中,假戲真做,兩人產生了感情。
陶鑄這個人正氣凜然,做事有原則。
曾志欣賞他的革命意志和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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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就這樣成了真正的夫妻。
那個年代的革命者,婚姻往往很簡單,沒有什么儀式,兩個人決定在一起就是了。
剛開始那些年,兩人配合得挺好。
陶鑄做事果斷,曾志也干練利落。
兩個強人組合,工作上倒是互相支持。
可是時間長了,問題就來了。
陶鑄習慣了發號施令,在家里也是這個作風。
他覺得既然自己是一家之主,重大決定就該他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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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可不吃這一套,她從來不覺得自己比男人差,憑什么要處處聽丈夫的?
這種矛盾在革命年代被工作壓力掩蓋了,但并沒有真正解決。
到了建國后,陶鑄成了省委書記,位高權重。
他更習慣于用領導的方式處理問題,包括家里的事。
曾志呢,她是局長,也是管事的人,在單位說一不二。
兩個都習慣發號施令的人生活在一起,能不起沖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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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回來,1954年那次人大代表的事,真正刺痛曾志的不是失去一個名額,而是陶鑄的態度。
當時陶鑄審核名單時,身邊有工作人員提醒他,曾志同志的資歷和貢獻都夠格。
陶鑄想都沒想就說:"不行,得照顧方方同志的情緒,這個名額給別人。"
工作人員還想說什么,陶鑄擺擺手:"就這么定了,她是我愛人,我替她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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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傳到曾志耳朵里,她整個人都氣炸了。
什么叫"替她做主"?
她曾志需要別人替她做主嗎?
她15歲入黨,搞過地下工作,打過東北四年,現在管著幾千人的電業局,憑什么要丈夫替她做主?
曾志覺得陶鑄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義作風,把妻子當成了自己的附屬品。
她不是爭這個人大代表的名額,而是爭一口氣。
女性革命者流血流汗打天下,不是為了讓男同志繼續用老一套對待她們。
她給主席寫的那封信里,就把這層意思說得很明白。
她說自己愿意服從組織安排,但不能接受因為是某人的妻子就被隨意對待。
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關系到怎么看待女性干部的原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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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到了1959年4月,人民大會堂里開著一個審定會議。
會上要確定新一屆人大常委名單。
毛主席坐在那里,翻著名單。
他突然開口說:"曾志同志應該進入人大常委。"
在場的人都有點意外。
主席接著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都記住的話:"善馬任人騎,善人受人欺。"
這話說得很有意思。
表面上是在說曾志這個人太好說話了,容易被欺負。
實際上是在提醒陶鑄,你這個做丈夫的,對待妻子的方式有問題。
陶鑄當時就在會場,聽到主席這么說,臉上有些掛不住。
他心里明白,主席這是在批評他。
五年前曾志寫的那封信,主席一直記著呢。
會后陶鑄找到曾志,兩人進行了一次深談。
陶鑄承認自己確實有大男子主義的毛病,以后會注意。
曾志也沒有揪著不放,事情算是翻篇了。
這件事在黨內高層引起了不小的震動。
大家開始反思,在對待女性干部的問題上,是不是還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那些有能力、有貢獻的女同志,不應該因為是某個男同志的妻子,就被忽視或者隨意處置。
曾志后來在人大常委的位置上,為女性權益發聲,做了很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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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自己的經歷證明,女性革命者不是男性的附屬品,而是獨立的個體,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地位。
毛主席當年那句"善馬任人騎,善人受人欺",不僅是對曾志個人的肯定,也是對所有女性革命者的肯定。
它提醒那些習慣了大男子主義思維的男性干部,時代在變,觀念也該變了。
曾志和陶鑄的故事,放在今天看也不過時。
一個女性要獲得應有的尊重和地位,有時候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甚至要勇敢地站出來為自己發聲。
曾志敢于給主席寫信,敢于挑戰丈夫的權威,靠的就是她對自己能力的自信和對平等的堅持。
這種精神,值得所有人學習。
革命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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