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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政府計劃在2050年之前消滅兩百多萬只野貓,在當地,野貓的確是“入侵物種”,平時會捕殺其他本地小動物,對于當地生態有很大的破壞。但是這個生態的常態運行就是以殺戮和死亡為基礎的,并不是一片和諧的。
諷刺的是人類自己制造出自己沒法收拾的結果,然后又傲慢粗暴地一殺了之。而且,人還裝作自己是生態系統的代言人,在執行正義,而這種生態正義也是自我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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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獵野貓不是例外,不是倒退,它被視為所謂的必要之惡,恰恰是現代治理邏輯的運作常態,而這是現代世界的病態內核,作為“生態暴徒”的野貓被理性化地重新分類,重新定義其身份,將其流放到自然界所包裹的“生態集中營”,繼而被中立化地“管理”“控制”,我們從中可以看到某種維持系統正常運行所需的內在暴力。
阿甘本所謂的“赤裸生命”不僅僅是人也可以是其他生物,只要他們進入到不斷通過排除與納入來劃分界限的傳統人類學機器,威脅到人類掌管的話語權力秩序。法西斯主義,與對野貓生命的合法剝奪,只不過是這個高度中心化的系統的極端案例與真相時刻,而非對立面,它可以被掩藏,也可以被合法的程序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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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捕殺的另一面或許是動保或者反虐待立法,準確來說應該是寵物/伴侶動物保護,但是不能說得這么直白,而是對立法精神進行更一般的、一視同仁的包裝。
困難在于同一動物保護標準的道德成本不一樣,讓一個出入上流社會養得起專職司機保姆的人,對世界保持一種假假的淺淺的善意,跟讓一個每天拖地洗碗的工人保持同樣的善意,難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關鍵不是同不同情流浪貓狗,不是吃不吃肉,不是動物寵物標準難以定義分類。很多人會說盡管動物友好是虛偽的,但是是有價值的良性的虛偽,不虐待動物人人都可以做到,對精神文明建設也有幫助,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又是相對優勢群體在把他們的需求和成本轉嫁給更弱勢的群體,然后自己還占據道德高地。
特殊地保護伴侶動物是合理的,但是當這種保護上升為國家意志,我們就能看到權利與義務、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間實質性的不一致。因為寵物依舊是潛在主人的投射和延伸,而不虐待動物在現有的社會機制下是普遍的社會共識,但是對寵物的愛涉及到的是特殊的利益,是一個充滿差異和矛盾的領域,很難否認在反虐待中存在著這樣的愛,在涉及動物的具體感受方面,社會范圍無法統一起來,即便是以不傷害為底線,這種感受也是矛盾的,因為人們對動物的感受要源于他們的生存狀態的差異。在人類歷史中,主權的功能就是對差異予以規范從而維持最低限度的秩序,現代文明則借助皆曰可殺才殺的民主制度實施更精細化、合理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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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為了反對動保立法,只是想說它可能有很多復雜的層次,而這種立法完全可以是一種政治上的需要,而不必建立在各方面條件都完備的基礎之上。假裝那些聯系和矛盾不存在很容易,更難的是如何平等地對待殊異的關切,如何去達到更高維的普遍性,像魔方一樣把符號差異逐漸抹消,甚至天性本身都可以被加以改造,讓神圣去神圣化,對污濁的去污濁化,創造一個貓和老鼠、人和蟑螂都能和諧共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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