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年雷潔瓊參觀韶山，在毛主席故居留下8字：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雷老，留言本帶來了，要寫嗎？”1994年11月的一天，高志芬輕聲詢問。已是鮐背之年的雷潔瓊抬頭望向毛主席舊居，聲音不大卻鏗鏘：“當然要！”那本白底硬皮冊子隨即被翻到空白頁，她握筆片刻，八個字如篆刻般落定——公者千古，私者一時。屋外細雨飄零，毛氏宗祠前的青石板被雨珠打得閃亮，圍觀者屏聲靜氣，生怕打擾這位老人心底的波瀾。

這八字并非即興之作，而是她對半個世紀沉浮的自我評注。若不把鏡頭拉回七十年前，無法理解其中的鋒利與溫度。1920年代，廣州一條并不寬闊的老街，十四歲的雷潔瓊踩著自行車，裙擺被風掀起，引來旁觀者竊竊私語。父親輕描淡寫一句“女兒也是人”，替她擋下所有非議。從那時起，她明白了什么叫做邊界感——社會的成見是一道墻，推一寸，就多得一寸的自由。

赴美求學，她從煉試管的化學實驗室轉進社會學課堂，原因很簡單：化學瓶里的顏色再絢麗，也化不開家國危局。斯坦福、南加州的教授們記住了那位黑眸東方面孔，她卻更惦念華北的貧民窟和茶館。在課堂討論里，她習慣拋出“如果中國遲遲走不出戰爭陰影，教育、福利再完備又有何用？”這番話常讓同學無言以對。

1931年回到北平，雷潔瓊把“社會調查”四個字搬到課堂外。她領著學生鉆胡同、進育嬰堂、訪碼頭工棚，記錄一筆筆冷冰冰的數字，也記錄目光里的悲歡。有人覺得一位家境殷實的女博士不必如此“自找麻煩”，她只笑：“社會學不用泥土做底，那就只剩下朗誦。”

抗戰全面爆發，雷潔瓊的行蹤愈發密集：江西的婦女培訓班、上海的地下報館、南京下關站的血泊……那天的刺刀與木棍揮向請愿代表時，她護著檔案袋被毆倒，血跡洇開宣紙。此后多年，她是那場慘案唯一健在的親歷者，一旦提起，語速頓慢，卻絕少流露怨懟；她更關心的是“為何會有人敢在光天化日里用暴力阻斷和平呼聲”。正因如此，八字評價里才格外強調公與私。

時間撥到1949年初春，西柏坡簡陋飯廳里的長桌上沒有銀制刀叉，只有粗瓷碗和自釀米酒。毛澤東邊夾菜邊向客人示意：“多吃，路遠。”雷潔瓊抓住空隙遞出問題：“外部力量鼓噪‘劃江而治’，真有市場嗎？”主席停下筷子，笑聲爽朗又帶些嚴肅：“看似熱鬧的輿論，不過是把長遠利益換成眼前安逸。我們可犯不起這種便宜。”那夜長談直至燈芯燒短。多年后回憶，她常用“撥云見日”四字，而非“醍醐灌頂”，因為政治判斷的清晰不靠灌輸，靠事實和邏輯。

北平和平解放那天，雷潔瓊站在城樓下的人群中。解放軍隊列涌入城門洞，塵土揚起，她摘下眼鏡擦了又擦。別人只看到勝利，她卻想到和平背后的磐石原則：利益服從大局，私欲讓位于公心。這個邏輯，與那八個字不謀而合。

建國后，她先后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外人羨慕權位，她卻把更多時間花在課堂。北京大學社會學系重建，她親自起草教學大綱。學生喜歡她的大嗓門，原因簡單——即便坐在最后一排也不會錯過一句要點。有意思的是，雷潔瓊喜歡用“家庭論”解析社會結構，話里經常帶個問題：“一個小家若推崇公心，這個國家就不愁缺少骨氣，你們同意嗎？”這樣的互動讓不少青年恍然，原來宏大敘事也能落在柴米油鹽里。

雷潔瓊身居高位卻守著質樸規矩：親友索票、購物均需排隊。有人勸她“何必較真”，她笑著反問：“較的是真還是假？”她不是不知權力的便利，只怕便利在手，不再區分公私。八字箴言，先以己正，然后勸世。

1994年重返韶山之前，她給研究生做最后一次論文點評。學生擔憂自己論證不夠嚴密，她擺手：“嚴謹不怕慢，就怕先入為主。”說完合上本子，提著那只用了多年、皮面早已磨白的舊包，登車南下。韶山行程安排緊湊，也夾雜媒體采訪，但雷潔瓊最在意的是舊居那一棟土木結構的民宅。她請工作人員暫時清場，獨自緩步踱入屋內，每停一處都用手觸摸墻面，像在確認時間的溫度。

題字完畢，她將鋼筆遞給高志芬：“好字難寫，難就難在筆心。”隨后默然，與眾人一道離開故居。同行者回頭望，雨絲里，那八個黑字沉靜安穩，毫無炫技，卻自有重量。

晚年有人問她：“一生最得意之事是什么？”她略想便答：“仍是教書。國事是責任，課堂是初心。”停頓片刻，又補一句，“若問我那八個字還作數嗎？更作數了，因為時代越進步，誘惑越繁雜，公與私的標準越需要亮出來。”

2011年春，雷潔瓊以百歲高齡閉目安息。她曾說自己不信秘方，唯一遵循的是“心里干凈，睡得香”。從廣州老街到韶山村口，這條路走了近百年，風云激蕩、人情翻覆，可她留給后來者的，依舊是簡單的對照——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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