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會模仿的“模仿者”，危機感如何塑造一個瘋狂的日本？

它們既可以像儒家君子般，行為舉止上做到謙遜有禮，又能如喪家瘋狗，盡顯獠牙地去傷害整個世界。

它們既可以創造出櫻花、藝妓、工匠精神等一眾美好的圖景，又能催生出武士道、風俗業、過勞死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意象。

這個自相矛盾的國家，就是日本。

不過，這些終究都是表象，當我們試圖探尋這個文明的原點之時，你會發現，“危機感”一詞才是日本民族性格最根本的底色。

正是為此，它們才要不斷將世界上進步的一切為己所用，并衍生出獨特的文明風格，也是為此，它們自古以來就喜歡侵略擴張，即便是到了和平年代，也總是比其他國家都顯瘋狂。

日本這個國家，是怎樣發展成了如今的模樣？而貫穿了它們歷史與當下的“危機感”，又如何塑造出它們民族性格的底色？

擺脫不掉的“危機”

事實上，日本這個國家的“危機感”，幾乎是與生俱來的。

這不僅來自于日本獨特的地理環境，也植根在它們的社會結構之中，就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懸在頭頂，逼迫日本人追求極致、關注細節、并在無常中尋找秩序。

日本列島位于亞歐、太平洋、北美三大板塊的交界處，地震、火山、臺風是家常便飯，而這種不可抗拒的自然偉力，就讓日本人萌生出一個異于常人的生死觀——無常。

早在鐮倉時代，鴨長明的《方丈記》中，這個不諳世事的隱士，就以記者的方式記錄了它生活時期日本遭遇的一系列災難：

1177年的安元大火、1180年的治承旋風、1181年的養和饑荒、1185年的元歷地震……

在這樣的環境中，鴨長明寫下了“江河流水，滔滔不絕，然而原水已非舊水”的詩句。

而這種對“流動”和“消逝”的敏感，也并非日本文人特有的無病呻吟，更多還是基于現實得來的真實生存體驗。

辛辛苦苦建立的家園，不知何時就會在一夜之間夷為平地，這就讓日本人很難產生中國一樣“人定勝天”的永恒感，因此，傷春悲秋就成為了它們的常態。

這種惡劣的生存環境，造就了日本對“有限性”的獨特焦慮，正因為資源有限、土地很小、生命脆弱，所以它們必須在有限的范圍內將自己的生活做到極致。

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日本人會鐘情于盆景，甚至能創造出晶體管收音機與輕型汽車這類極具日本風格的產物。

它們不過是想在狹小的空間里，通過精細化管理來獲得安全感，這既是對外部世界不可控的一種抗衡，也是對生活在這種環境下自身的一種心理代償。

然后，這也滋養出了日本極其“刻板壓抑”的社會環境。

就像日本人介紹自己時，往往會先說公司、再提職業，最終忽略個人，這便是因為，集體歸屬所帶來的安全感，遠比孤立的個人屬性來得重要。

你可能想象不到，在日本的社會中，最大的懲罰不是死亡，而是被集體排斥，就像它們的“村八分”傳統，就是說：

在一個村落中，生活會包含葬禮、火災、婚禮、成人禮等十個方面，如果哪個人被“村八分”了，就意味著除了葬禮和火災之外，其余八成的人際交往都被切斷。

而對于日本這樣一個以水稻種植為基礎、需要高度協作的農業社會來說，遭到集體孤立的人幾乎等于被宣判了死亡。

這樣的傳統演變至今，便是日本現代企業中廣泛存在的工薪族“社畜”群體。

它們之所以不敢休假、不敢早退、拼命加班，絕不是為了追求個人的卓越，而是要極力避免成為那個“不合群”的人，避免被踢出集體的保護。

對集體歸屬感的極致追求下放到心理層面，就塑造出了日本人的“恥感”文化，一旦表現出不合群，或者未能履行對集體的義務，這個人就會產生強烈的愧疚感和羞恥感。

最富有日本“躬匠精神”的道歉語“私密馬賽”，就是源自動詞“完成”（「済む」）的否定形式，而這句話的字面意思就是“事情沒有完結”，暗示著如果不回對方，心中就無法平靜。

所以，它們才有了對“完美主義”和“工匠精神”的極致追求。

畢竟，生產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失誤都會導致整條產線的停擺，這種巨大的壓力，無形中就成了推動質量提升的隱形“鞭子”。

而這個結果就是，日本人像工蟻一樣不知疲倦地工作，西方甚至因此戲稱它們為“經濟動物”。

這便是現代日本社會，越來越令人感到壓抑的根源所在，也是它們自殺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極致功利”的后果

正因為天災不可控、個人也無法脫離集體而獨活，所以，在將“危機感”的邏輯放大到國家層面之后，日本便得出了一個冷酷的結論：

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版圖中，日本作為國家，也同樣面臨著被孤立排斥的風險。

于是，為了避免成為世界文明的棄兒，日本就將這份恐懼升華成了一種國家戰略，這便是，在自己原生文明不足以消弭“危機感”的情況下，從更強的文明那里汲取養分、尋找出路。

然后，日本便踏上了對其他文明的模仿之路。

日本的模仿，天生就帶有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和決絕之情，所以，當它感知到誰是強者時，便會毫不猶豫地跪下，為此，甚至否定昨天的自己都在所不惜。

它第一次找到學習的目標，是公元663年經歷的“白村口之戰”慘敗，這次戰役讓日本意識到，自己身邊這個強大的鄰居就是最佳的學習樣本，于是，屬于遣唐使的時代就此降臨。

即便對那時的日本來說，大海無異于“鬼門關”，船隊往往四船出發，能有一半平安歸來就是萬幸，可出于對盛唐萬邦來朝這種安全感的覬覦，它們還是選擇用人命架起了“傳真機”。

日本對中國的模仿是堪稱貪婪的，它們不僅搬運了唐朝的律令制度、佛教經典、建筑風格，甚至連都城長安的布局都原封不動地復刻到了奈良平城京和京都平安京。

而且，即便后來乾坤扭轉、王朝更替，也沒能停下日本的這種貪婪，從宋元的民間來往，到譴明使的重出江湖，它們用將近一千年的時間，試圖學走有關中國的一切。

那你說，它們這么能學，最終學習的成果，又是怎么樣的呢？

答案同樣出乎人們的意料，那就是沒有結果，因為它們完全學偏了方向！

對于面子工程，日本是從來都沒落下，可一旦到了精神內核，那是一個不要。

就像日本在照搬了唐代的制度設計后，卻唯獨拋棄了“易姓革命”的思想。

只是因為，在日本，天皇是神的化身，更是“萬世一系”的代表，所以，它們不允許皇帝失德就可以被推翻，更不允許天命轉移的存在。

而這個結果就是，中國的每一次王朝更替，都會給社會發展帶來新的變化，文明也會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前進。

日本，則成為了被框架“束縛”的國家，不管學來的框架多么先進，日本的社會都始終保持固化與僵硬，文明的齒輪，更是直到明治維新之時，才被外來的力量艱難推動。

它們極具功利性的“學習”與“模仿”，讓日本從未下定決心去追求絕對的真理、探尋事物的本質，而是只停留在和諧共存的現實利益之上。

這也就是為什么，日本人出生的時候會去神社祈福，因為神道教關注現世的潔凈與生命，而死后卻要在寺廟從葬，因為佛教關注人們的來世與解脫。

在被“危機感”逼迫出來的那顆“功利心”之下，信仰都可以被做成“不養閑神”的生意，又如何指望它們能夠真正從先進的文明中，汲取到國家發展的養料？

所以，在1853年美國東印度艦隊“黑船扣關”之時，日本可以毫不留情地停下對中國的學習，轉而將模仿的目標定在了西方國家的身上。

這也讓日本迅速完成了一次近乎精神分裂的掉頭，瘋魔般喊出了“脫亞入歐”的口號。

誠然，這里面確實有日本試圖從基因層面改造自己的決絕。

但當日本高層提出，鼓勵與白人通婚、以此來改良“劣等”島國人的荒誕優生學理論之時，極致功利帶來的瘋狂，還是暴露地一覽無遺。

試想，一個國家為了生存，可以連“祖宗”和“血統”都拋棄不要，又如何能夠在世界迎來巨變之際，維持國家的文明面貌？

現代化的機器一經運轉，原本貧瘠的島國資源就更顯得捉襟見肘起來，人口暴增、資源匱乏、市場狹小等問題接踵而至。

而結果就是，明治維新的成功并沒能消除“危機感”，反而將這種焦慮放大到了新的維度，于是，那個好學的學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露著獠牙、準備賭上國運的賭徒……

參考文獻

《菊與刀：日本文化的類型》魯思?本尼迪克特

《日本文明史》康拉德·希諾考爾

《日本文化史》葉渭渠

《日本文化史》家永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