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榜四巨頭，數字經濟試驗區為何繞過山東、福建、安徽、重慶？

國家數據局確定了7個數字經濟創新發展試驗區，分別是天津、雄安新區、上海、江蘇、浙江、廣東和四川，而山東、福建、安徽、重慶，這4個常年活躍在經濟榜單前列的省市，卻是集體缺席了。

爭議點在于，這4個經濟大省、產業大省，在數字經濟方面都有不俗的實力。

山東2024年的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已近50%，福建的數字經濟年均增速為12%，重慶建成了211個先進級智能工廠，安徽有著科大訊飛這樣的企業巨頭。

明明數字經濟家底厚實，為何都與國家級試驗區失之交臂？

因為這次選的不是數字經濟大省，4省市的落榜，是傳統發展模式與數字經濟新規則的碰撞，說得簡單一些，4省市的數字經濟有規模優勢，但存在結構性短板。

果真如此么？

不拼規模，改拼創新力。

國家數據局明確提出，試驗區要聚焦“破解制約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瓶頸”，推出的158項改革舉措，幾乎都瞄準了制度創新，而不是規模擴張。

比如，上海要打造長三角萬億級數字產業集群，核心是跨區域數據共享機制。江蘇主打“數據要素市場化價值化”，探索數據如何變成可交易的資產。浙江側重于“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讓技術突破真正落地產業。

這些地區的共同特點是，已經跳出了“建基站、上系統”的初級階段，轉向破解數據流通、區域協同、要素定價等深層難題。而落榜的4省市，在數據要素市場化上，缺乏全國領先的系統性成果。

山東，“工業巨無霸”的轉型慣性

山東的數字經濟底子雄厚，2024年的數字經濟規模占GDP比重超過了49%，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超過3.5萬家，濟寧龍拱港的無人集卡把定位誤差，縮小到了2厘米，集裝箱作業效率提升了80%。

但這些亮眼成績，大多集中在傳統產業的數字化改造上。作為工業大省，山東的數字化一直圍繞鋼鐵、化工、港口等傳統優勢產業展開，停留在技術賦能生產的層面，缺乏對數據產權、交易規則、跨區域協同等方面的系統性探索。

并且，山東的數字經濟的特色是單點強、整體弱。比如，泰山景區的全息投影非常酷炫，但只是文旅行業的單個案例，“易運盈”平臺能幫企業出海，卻未形成全省統一的數據要素市場。也就是說，山東的數字經濟，多的是零散的技術應用案例，能復制推廣的制度樣本，還有待挖掘。

福建，高增速下，生態有短板

福建的數字經濟從2020年的2.03萬億元躍升至2024年的3.2萬億元，年均增長超12%，“獨角獸”“瞪羚”企業數量年均增長超30%。

但福建的數字經濟也是強在單點突破，弱在生態閉環。民營經濟發達讓中小企業數字化意愿強烈，但缺乏頭部企業引領的產業集群。數字產業規模不小，但數據要素市場化進程仍滯后于深圳、上海，尚未形成全國標桿性的流通規則體系。

福建的數字經濟與區域戰略結合還得強化。國家選擇試驗區時，特別看重區域代表性與引領性，廣東對接粵港澳大灣區，江蘇融入長三角，福建正依托海峽西岸經濟區定位深化數據要素創新，但尚未形成國家級戰略層面的核心錨點。

安徽，科技強省的協同困境

近年來發展迅速的安徽手握一副好牌，科大訊飛的AI技術、量子科技的先發優勢、國家數據要素綜合試驗區的頭銜，這些優勢的協同效應還有待提速。

科大訊飛的AI技術在全國領先，正逐步滲透到傳統制造業，產業協同效應初顯。蕪湖數據中心集群建設如火如荼，已建成全國首個“四算合一”統籌調度平臺，實現算力資源與本地產業需求精準對接，并探索跨區域算力調度協同機制。

作為國家數據要素綜合試驗區，安徽已發放全國第一張數據產權登記證書，首創“賽道+合伙人+場景”公共數據運營機制，數據交易所掛牌運營并開展企業數據產權登記試點，多項公共數據開發利用場景入選國家示范案例。

相較于浙江、江蘇，安徽的制度創新起步稍晚，但推進速度和創新密度已形成特色優勢，其落選顯得更加可惜了一些。

重慶，超大城市的轉型偏科了

重慶在數字化轉型方面發力，2024年的數字產業收入為近萬億元，規上工業企業的關鍵工序數控化率為63.9%，城市治理實現了“一網統管”，應急響應速度提升3倍。這些成績集中在城市治理數字化和產業數字化方面，在制度創新和區域引領方面表現一般。

在市域數字化轉型基礎上，重慶正跳出行政邊界，努力探索區域協同，比如與四川共建西部數據要素流通聯盟，但其服務西部的數字經濟輻射力，仍需強化。

國家選擇四川作為西部代表，看重的是其聯動西南地區的樞紐作用，重慶作為超大城市，在跨區域協同機制設計上，仍需向四川借鑒。國家試驗區的核心任務是探索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重慶在細分領域已形成了特色實踐，但整體系統性、可復制性，仍不及四川等入選地區。

落榜不是終點，而是轉型的信號

數字經濟實力強勁的4省市落榜，不是國家不認可它們的數字經濟成就，而是傳遞了明確的信號，數字經濟發展，已經從規模擴張期進入質量提升期，未來的競爭焦點，不再是建多少基站、上多少系統，而是能不能破解制度性障礙、形成可復制的創新模式、更好服務于國家區域發展戰略。

山東得先打破傳統工業思維的束縛，不能再停留在碎片化的技術應用，要轉向系統性的制度創新，搭建起全省統一的數據要素市場。

福建的短板在產業集群，數字產業不能只靠單點突破，要往生態化方向走，同時把數據交易規則的全國影響力提上來。

安徽要繼續往深里走，讓科技和產業的融合更緊密，把制度創新的成果，真正變成能長久立足的產業競爭力。

重慶的核心方向很明確，進一步打破行政邊界的壁壘，從市域數字化徹底轉向區域協同化，建成服務整個西部的數字經濟核心樞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