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3月初,京滬鐵路線緩緩駛來一列專列,車廂燈火通明。車內,一張新鮮出爐的《濟南貫徹“三反”工作情況報告》正放在茶幾上。毛主席合上文件,朝身邊工作人員提議:“把谷牧叫上車吧。”就這樣,南下途中的列車成了毛主席與濟南市委書記谷牧第一次正式見面的場所。
谷牧趕到時已是深夜,他身著舊呢子大衣,額頭還掛著寒氣,精神卻極為振奮。毛主席先開口:“你的報告挺實在,數字清楚,問題點得準。”簡短一句,讓谷牧原本的緊張瞬間放松。隨后的談話并未從政治切入,而是直接落在濟南的由來上。毛主席問:“濟南的‘濟’字,源頭在哪?”谷牧答:“在古濟水之南。”毛主席搖頭,指點他去查黃河改道前后濟水故道的變化,順帶提醒“入境問俗”四個字,可謂以史喻政。
列車翌日抵徐州前,毛主席忽然問了句:“諸葛亮為何姓‘諸葛’?”谷牧愣了幾秒,給不出準確答案。毛主席從諸城、陽都兩地的宗族關系談到移民史,順勢指出干部對本地文化掌握不夠深入,工作自然難以精準。對話不到兩分鐘,卻像補上一堂生動的城市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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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短暫停車,車上餐桌早已擺好四菜一湯。毛主席故意把盤子轉到谷牧面前,微笑著問:“你說,什么魚最鮮?”谷牧在青島長大,脫口而出幾種海魚。主席放下筷子:“我看書上寫松江鱸魚乃上品。”隨即一句:“你為啥非要說海水魚好吃?”語氣并不重,卻把問題拋回到谷牧手里。谷牧稍作思索,答:“得看水質,淡水、海水各有優(yōu)劣,交匯處的膠東嘉吉魚可能更妙。”毛主席笑了:“行,你懂門道,可我仍偏愛淡水味道。”幾句來回,說的是魚,針對的卻是認識角度與調查方法。
談話進入深夜,列車繼續(xù)轟鳴。毛主席忽又望向窗外黑黢黢的山影,問谷牧:“齊魯多丘陵,為何光禿?”谷牧解釋降水偏少、生長緩慢。主席并未馬上反駁,而是舉了武松打虎的景陽岡,提醒他歷史上山東并非無樹,問題要從人力破壞和水土保持兩頭去找。谷牧沉默良久,應聲:“得再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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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毛主席抵武漢,谷牧奉命折返濟南。回城第一件事,他把景陽岡的古植被資料、清末黃河改道檔案全部調出;第二件事,他親自下市場暗訪物價,核實鱸魚、泥鰍等淡水魚供應。數周后,一份補充報告飛往北京,附帶詳圖和照片。毛主席在批示中寫了八個字——“有調查才有發(fā)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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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夏,毛主席再度北上經過濟南。火車剛停,他就讓炊事班去找泥鰍。廚師四處打聽,終于在城北小河撈到一盆細嫩活魚,做成辣子鰍魚端上桌。主席嘗后放下筷子,沖谷牧說道:“淡水魚滋味,你這回服不服?”谷牧朗聲回答:“主席,這滋味確實妙。”一句“服不服”,不再是辯論,而是對調查成果的肯定。
“三反”運動在濟南推進期間,一批貪污浪費分子被處理,公私合營企業(yè)重獲生機,市面糧油副食品供應趨穩(wěn)。谷牧在市委會上提起那趟列車對話:“主席強調的不是海水魚還是淡水魚,而是‘摸透情況’四個字。”會場沒有掌聲,只有鉛筆刷刷作響的記筆記聲。
1953年春,濟南開始大規(guī)模義務植樹,市郊山頭插滿小白楊苗。氣象站一年后初步統(tǒng)計,新栽樹木成活率遠高于往年。技術人員總結原因:選對樹種、管護及時、群眾積極性高。數據報到中央,毛主席在批示里僅寫了一行:“枯山可綠,人心可齊。”
谷牧后來回憶那幾天:列車上不拘一格的談話,讓他懂得領導者最看重的并非場面話,而是對問題的本質把握。海魚、淡水魚、光山、禿嶺,這些貌似瑣碎的談資,在治理城市、恢復生產、扭轉作風里都找得到對應。1952年的那頓魚宴,成了一座里程碑,把調查研究的種子種進了濟南干部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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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冬,濟南鐵路橋頭附近的餐館推出招牌菜“辣子鰍魚”。食客中有人感慨:“要不是當年主席一句話,這菜還真沒人留意。”廚師聽罷,只是嘿嘿一笑,把鍋鏟往灶臺上一敲,火星迸出,滋啦作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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