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陳叔通摸著竹杖感慨：我是三朝元老，但唯有和毛主席零距離

1966年2月17日，北京氣溫不足零度，政協禮堂里卻一片肅穆。陳叔通的靈柩放在中央，來吊唁的人絡繹不絕。毛澤東得知噩耗時只說了八個字：“又少了一位好朋友。”此話不長，卻把兩人二十年的惺惺相惜寫得分外沉重。追思的目光自然而然回到1954年國慶前夕的那根竹杖——它見證了陳叔通最后的高光時刻，也揭開了一位晚清翰林與共和國領袖并肩同行的緣起。

時間撥回到1876年，杭州仁和縣。那一年，陳家添了一個男嬰，取名敬弟。父親陳豪為同治朝進士，家風極重清廉；書卷與戒尺并存，給了孩子深厚的國學底子和做官準則。26歲中舉，27歲中進士，順理成章入翰林院，卻正趕上舊王朝風雨飄搖。維新派的宣傳鋪天蓋地，他跑去聽康有為演講，第一次意識到“大清的頂梁柱”四字并不穩固，心里埋下了改良的種子。

1904年東渡日本，他在法政大學讀政治，耳濡目染明治維新的景象，更認定中國必須巨變。可惜歸國后遭遇晚清官場的骨灰級保守：奏折三日不批、官員五日不見。陳叔通煩得很，干脆把仕途當跳板，轉身投身報業與出版，也算為社會打開另一扇窗。

辛亥革命爆發，他在第一屆國會中擁護共和。袁世凱稱帝那陣，蔡鍔、梁啟超起兵反袁，他立刻辭去《北京日報》經理，南下協助籌款。上海灘的十里洋場見慣了人情冷暖，他卻始終守著“謝絕做官”四個字。蔣介石數次派人遞名片，他一句“附鳳攀龍圖屈辱”婉拒，大有“寧做漁樵”的味道。

到了抗戰，日偽威逼利誘更為猛烈。維持會會長的職位擺在面前，他連看都不看。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租界淪陷，他躲進弄堂里寫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八個小字，掛在書房門口，訪客一目了然。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他同樣失望。上海學生“反饑餓、反內戰”游行被捕，他與“十老”聯名上書要求放人，這才真正走到共產黨視線中心。

1947年春，河北西柏坡。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他，主動招呼：“叔老辛苦了。”一句“叔老”，把七旬老人放在長者位置，也從根子里消除隔閡。會面只有半小時，卻聊了出版、金融、兵運、統戰，毛澤東夸他“出淤泥而不染”，陳叔通回一句：“不敢當。”旁邊秘書注意到，茶水換了三次，話題卻沒斷，可見氣氛融洽。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73歲的陳叔通站在人群中，禮炮聲震耳欲聾，他微微顫抖，卻堅定告訴身旁記者：“這是千秋大業，來得并不晚。”隨后，他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往返京津滬，總覺得一天當兩天用。

新中國前五年，全國物價幾度波動，私營工商業轉型艱難。很多廠主憂心忡忡，他被推到第一排“做工作”。陳叔通辦事帶點江南人的細致，也有市場老手的果斷。他到工地、進碼頭，聽到工人埋怨“大鍋飯”，又聽到廠主哀嘆“沒路走”，回到北京直接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批示：“請陳云、薄一波酌辦。”才四個字的指令，卻讓五百萬工商戶吃下一顆定心丸。

1954年5月，天安門觀禮臺。陳叔通靠在木椅上，手里把玩著那根江西修水竹子做成的拐杖。毛澤東走過來輕聲說：“用它省力。”陳叔通撫杖而笑：“我是三朝元老，見過皇帝、元首，也見過委員長，可零距離談心——只在您這里。”旁人只聽見前一句，后一句夾在風里，吹到毛澤東耳邊，兩人相視而笑，沒有更多言語。

“三反五反”開展后，一些商人失落，會上怨言不絕。陳叔通沒有訓斥，也沒唱高調，只擺事實：“中國走新路，不是讓你們關門，是讓你們換賽道。”一句話，比大篇政策解釋管用得多。大會還沒結束，上海就有十幾家紡織廠主動申請技術改造。

進入“大躍進”，浮夸風抬頭，他多次在座談會上提醒“產量數字別上天”。有干部反駁，他舉例：“矯枉過正并非萬年船。”會場嘩然，但毛澤東點頭認可，這才讓反思慢慢開啟。后來三年困難時期，他又寫對聯“記住六億人民，看清九個指頭”，意在勸各級干部審時度勢，別拿成績掩蓋問題。對聯掛在全國政協走廊，不少人駐足細品。

陳叔通與毛澤東的互動并非全是政務。二人都愛詩詞，常在中南海暢談唐宋詩風。一次觀摩北京故宮書畫展，毛澤東看蘇軾《黃州寒食帖》，說“豪放里有悲憫”，陳叔通接話“悲憫才能長久”，短短八字，相互點頭。文化根底給他們的交流添了另一層厚度。

1965年底，陳叔通身體每況愈下，但仍惦記農村合作化后農戶冬糧問題，請秘書整理一份基層調查。他說得很直白：“自己走不動了，總還能提幾句意見。”材料送到中南海，毛澤東批示“內容很好，望國務院參考”。春節后不久，老人病情惡化，再也沒能起身。

告別儀式那天，周恩來抬棺一角，朱德挽綬帶，足見分量。追悼會結束，竹杖并未隨棺入殮，根據家屬意見暫放政協文史館。工作人員發現，杖身已有多處磨痕，竹節卻仍舊光滑，這根陪伴七旬老人奔波共和國的竹子，像極了陳叔通本人：歷經風雨，脊梁依舊。

竹杖靜靜立在展柜里，沒有任何華麗裝飾，卻把一位三朝元老與共和國領袖的知交往事凝固在歲月深處。物是人非，杖未言，卻道盡了一段不凡際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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