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23日的長沙,天空陰沉。專機剛落地,周恩來扶著機艙扶手,腳步很輕,卻異常堅定。隨行醫生悄聲提醒:“總理,病情得控制。”周恩來只是點頭,目光已投向前方的橘子洲頭——那里,毛澤東正在等待他的匯報。
毛澤東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對干部隊伍的思考愈發迫切。林彪出局留下的權力斷層,需要能擔當重任的人補上。鄧小平,這位在戰爭年代擊潰數倍敵軍、被稱作“膽大包天”的指揮員,再度進入毛澤東的視線。1972年初,陳毅追悼會上,毛澤東提及鄧小平時用“人民內部矛盾”定位,這一句輕描淡寫,卻暗示了轉圜的余地。
周恩來讀懂了那層意思。那一年,他不僅加緊為鄧小平“解封”,還陸續安排大批“老同志”回到崗位。國務院文件往返如織,汪東興的批示一次次蓋章,背后是周恩來在病榻上咬牙堅持的身影。到1973年底,鄧小平已在中南海小范圍露面,準備承擔具體事務。
1974年,亞洲局勢復雜,國內經濟滯緩,“四人幫”在輿論場上翻云覆雨。周恩來深知:要讓國家穩住,必須讓能干事的人站到前臺。于是,四屆人大籌備時,他把鄧小平的名字寫在“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軍委總參謀長”的空格里。12月18日,周恩來住進305醫院,同鄧小平做了一次長談,兩人幾乎把所有細節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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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后,長沙的會面開始。毛澤東先關心周恩來的病情,又問到人事方案。周恩來陳述完畢,桌上鋪開的白紙被毛澤東劃出一道粗線,那支鉛筆隨即寫下“強”字。他抬頭說道:“政治上,他強。”周恩來輕輕點頭,氛圍微妙而凝重。
片刻后,毛澤東又寫下一行:“人才難。”字體用力,紙張微微起皺。周恩來會意,脫口而出:“人才難得!”一句半答非所問的調侃,把高壓氣氛沖淡。短短六個字,既是認定,也是一種無法回避的現實。
12月26日,毛澤東過81歲生日,鄧小平以“國家建設”名義致電祝壽。賀電只有三十四字,卻把“穩定”“團結”排在最前。毛澤東批語:“精簡得好。”他把這份電報留在案頭好幾天,來人請示時常被他抬手示意去看那張薄薄的紙。
1975年1月10日晚,京西賓館燈光通宵。十屆二中全會閉幕時,鄧小平被推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老同志們望向臺上,能感覺到會上那股久違的執行力。有人悄悄說:“瘦了,但眼神比以前更銳。”
一周后,國務院全體會議。周恩來堅持自己主持,開場白很直接:“身體不行了,話要說明白。”隨后宣布12位副總理分工,鄧小平負責外事并代總理主持日常工作。會議廳里寂靜幾秒,掌聲爆發。葉劍英事后回憶,那掌聲“像久旱逢雨”。
新的任務擺到鄧小平面前:調整國民經濟、恢復科研秩序、理順軍隊指揮。時間緊、阻力大,他卻只回一句:“干就是了。”這句話很簡短,與他當年在太行山面對友軍猶豫時說的“走過去”如出一轍。
不得不說,1974年底至1975年初的權力交接盤根錯節,但主線清晰——用人。毛澤東的三個字,道出極端缺乏治理型人才的困境;周恩來的布局,讓鄧小平迅速進入指揮位置;而鄧小平本人,則用“先把路修通”的務實態度回應期待。
1975年春,國務院系統一連發出數十個整頓文件,第一份就針對鐵路運輸。文件不到兩千字,把“安全”“準點”“節約”三詞反復標粗,窗口員工看得懂,部級干部也看得懂。十年后,有研究者回溯此段改革軌跡,發現許多措施源自那年春天的“火車頭”方案。
有意思的是,當時基層對高層博弈知之甚少,卻能直接感受到氣氛變化:鋼廠的焦爐重新點火,科研所的圖紙又擺滿案臺,郵政柜臺里的上海《參考消息》常常售罄。普通工人或許不清楚“人才難”三字背后的重量,但他們知道工資按時發了,列車開始準點。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治喪委員會名單上,鄧小平排首位。挽聯寫得極簡,只有兩個詞——“人民總理”。毛澤東在名單上畫了勾,卻遲遲未寫悼詞。彼時北風冷,天安門廣場肅穆,許多人想起三年前那句“人民內部矛盾”,才體會到政治分寸之難。
至此,毛澤東的“人才難”與周恩來的“難得”合為一體,成為1970年代中期中國政局的關鍵注腳。鄧小平被推到一線,開始一段新的復雜道路,但那三個字依舊壓在紙面,也壓在肩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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