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年白求恩臨終前，向聶榮臻提出要求：請給我的離婚妻子撥一筆錢

1916年春，一列野戰救護車顛簸在法軍廢墟間。擔架員白求恩把撕裂的大衣塞進傷口，嘴里嘟囔著：“別睡，馬上到后方！”火線的血腥令這位二十六歲的加拿大青年第一次真切體會到生命的脆弱，也種下了他走上外科之路的種子。

戰爭結束，他回到多倫多醫學院，靠送報與夜班餐館工攢學費。日子清苦，卻擋不住他天天泡在解剖室里鉆研。朋友說他“窮得只剩一副手術刀”，可他樂在其中，覺得刀尖上藏著未來。

1923年愛丁堡資格考前一晚，他在校園花圃復習，迎面撞上倫敦少女弗朗西斯，兩人一句寒暄便聊到深夜。那年夏末，他們無視女方家族的反對倉促登記，以旅行箱作婚床，在鼓風爐旁許諾“共建一家最溫暖的診所”。

到底還是現實來敲門。底特律的診所初開張便生意爆棚，他卻在繁忙中染上肺結核。面對“當時等于宣判死刑”的診斷，他情緒崩潰，提出離婚，只留下句“別陪我等死”。弗朗西斯忍痛簽字，卻天天守在病房外幫他實驗“人工氣胸療法”。療法成功，他奇跡般痊愈，也成了北美胸外科新星。

愛情第二次回來。1929年秋，蒙特利爾的黃葉里，復婚的兩人相擁而泣。可好景不長，炭火爐旁的骷髏模型再次撕裂平靜——弗朗西斯需要丈夫，白求恩卻更需要手術臺。一次爭吵后，他留下厚厚一疊醫學講義，獨自搬離了公寓。第二次離婚，雙方都沒有任何指責，只剩沉默。

1936年，他在西班牙救護站連夜切開二百多名傷員的胸腔，“移動輸血”手法震動各國記者。“世界那么大，正義就在那里。”聽到盧溝橋槍聲，他幾乎當天決定轉向東方。美加兩地籌款不順，他干脆變賣收藏的老手術刀，又向美國共產黨借了一筆錢，拉起僅三人的醫療小組，取道香港赴武漢。

到達漢口那天，江邊炮火仍在滾動。周恩來建議他“先熟悉環境，再去前線”，他搖頭：“火線才需要醫生。”數周拉鋸后，他終于獲準進入晉察冀。初見聶榮臻，他遞上五頁紙的藥械清單，又加一句真心話：“要是沒有，也行，找塊干凈木板我也能做手術。”

五臺山區缺醫少藥出乎他想象。消毒水兌到只剩淡淡氣味，鑷子是村鐵匠鋪出的生鐵件。白求恩直接蹲進爐膛幫忙打器械，轉身又跑去磨刀石把手術刀磨出鏡面。他邊干邊念叨：“救一個是一個，別磨蹭。”此后三個晝夜，他沒離開過土炕改裝的手術臺，147例手術零死亡，這在當時簡直不可思議。

但他并不滿足，執意要建“模范醫院”。衛生部擔心機動性問題，他拍桌直言：“日本人炮彈沒長眼，別跟傷員賭運氣。”妥協方案終于落地，山谷里半洞半木結構的病房拔地而起。可竣工第十天，敵軍掃蕩逼近，醫院被迫拆分轉移。他把最后一塊消毒紗布塞進背包，自嘲：“行軍醫院，總算行起來了。”

1939年初冬，大掃蕩再起。曲回寺火線收治傷員驟增，他連軸工作，又碰上那致命的小意外——一把手術刀尖劃破左手食指。簡單消毒后他繼續開刀，全然沒把傷口當回事。五天后，高燒襲來，細菌已沿血液攻入全身。盡管如此，他仍拄著擔架柱去查房，邊走邊喘：“別告訴傷員我倒下了。”

11月11日晚，他感覺自己再撐不過一夜，索要紙筆給聶榮臻寫信。信里交代醫學筆記、藥械分配，末尾忽然出現一句出人意料的請求：“請轉告國際援華會，定期撥款給我的離婚妻子弗朗西斯。責任在我，不能因貧困而遺棄她。”身旁護士勸他歇會兒，他擺手：“這事拖不得，我欠她的。”

次日凌晨五點二十，簡陋病房里燈火微弱，白求恩停止了呼吸。聶榮臻按他遺愿，將僅存的津貼與兩張行軍床、幾雙英軍皮鞋分送戰友，把那封關于弗朗西斯的囑托連同日記交給國際援華組織。幾個月后，第一筆撫恤金跨越太平洋寄到倫敦郊外，信封上寫著熟悉又陌生的名字：弗朗西斯·懷特。

白求恩留下的不只是外科技術，更是“責任”二字。當年他在信里說過一句話：“醫者為人而生，不為自己。”這句話，后來被五臺山的醫務學員寫在了教材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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