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相親實錄：先看體檢報告，再談彩禮房子

在中國廣袤的農村，沒有誰比媒人更清楚，一段婚姻的促成，需要經過多少現實的掂量。

68歲的藍姨是陜西蒲城人，今年是她說媒的第四十年。四十年間，藍姨見證了彩禮從“一頭豬，一只羊”一路飆升至天價，親歷過“腦癱女配老光棍”的人間悲劇，目睹了農村重男輕女觀念帶來的性別失衡，也感受到了從“父母之命”到“自由戀愛”，再到“價值匹配”的婚戀觀念迭代。

從業這些年，藍姨的角色也在不斷演變，從最初的情感撮合者，到權衡雙方條件的中介，再到如今為年輕人婚姻健康把關的“守門人”，她的職業生涯像一面鏡子，映照出鄉土中國最隱秘的情感脈絡。

如今，這位老媒人依然守在農村的老屋里，用她的方式參與著一樁樁婚事。經歷了四十年風雨，見證了無數悲歡離合，這位年近七旬的農村老人，對婚姻與人生也有著自己的獨到理解。

以下根據藍姨的講述整理。

從“藍妹”到“藍姨”，我走過的路

我十七歲就跟著人學做媒，師傅是我的小姨。

那會兒我還是大家口中的“藍妹”，家里窮，父親早亡，入這行純粹是為了糊口，只覺得靠說話就能賺錢，即使說不成也能蹭頓飯，順便拿點煙酒，是門好活計。

早年幫人說媒，最重要的是嘴勤腿快，懂人情世故。我跟著師傅，從跑腿打雜做起，每天幫忙送信，打聽家家戶戶的情況，誰家有兒，誰家有女，都要記清楚。

藍姨鄉下的老房子

70年代，縣城和農村的婚事大多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往村里跑得多，誰家閨女快到出嫁年紀，誰家小子攢了點錢，都逃不過我的眼。當時，年輕人結婚基本靠說媒，不管兩人認不認識，我總能直擊他們的痛點，細細分析兩人的年齡、長相、家底，有時候半天就能說成一件事。

到了90年代，年輕人婚姻自主的意識開始覺醒，但是父母依然會請媒婆搭線，幫忙合計禮金、牲畜、衣服。在那個年代，婚姻看重的是實實在在的條件：女方看男方是否老實勤快，男方看女方能否踏實過日子。只要條件相當，兩個人就能湊合著過一輩子。誰也不會問“愛不愛”，“愛”這個字離生活太遠。

初入行時，在我看來，說媒就是為了掙錢。正因為如此，當同行越來越多，競爭越來越激烈時，我開始接一些特殊的婚事——給殘障人士說媒。

頭一回是1996年，我給村支書親戚家的跛腳兒子說媒，找了個鄰村的腦癱姑娘，兩家父母都很滿意，那女孩的母親更是對我感恩戴德，“只要有人收留她，什么條件我們都答應”。

成親當天，我站在一邊看新人拜堂，心里莫名生出些擔憂。但是回到家，數著兩家給我的幾百塊謝媒錢，那點兒擔憂又被我拋到了腦后。

從那以后，我專接這種“殘缺配對”的親事，靠著這門生意，我很快買了彩電，還翻修了房子，旁人看我好不風光。

然而沒過幾年，我發現，那些“殘缺配對”生下的孩子，大多也存在各種問題。有的孩子天生不會說話，有的孩子生出來腿短一截。“傻子生出來的娃還是個傻子”，村里人議論紛紛，都感慨這是家門不幸，卻沒人懂得什么是遺傳。面對這樣的結果，我有些良心不安，總覺得是自己害了他們。

后來發生了一件事，讓我決心再也不接這種活兒——有個被我介紹過四次婚姻的腦癱女人，在第五次結婚的當晚，在身上綁了石頭跳了河。

她是一個老師的女兒，沒人知道這個眾人眼里的“傻姑娘”竟然能識字、寫字。村里人都在猜她為什么要自殺，問新郎是不是打了人。起哄的人找到柴火房，發現柴火房的墻上用燒火棍寫了幾個歪歪扭扭的“自由”。在場的人都不識字，就我認識，我看到那兩個字，喉嚨像吞了石頭，心里說不出的難受。

這件事讓我想起那些被我牽線的腦癱女子。憑記憶，我找到她們的婆家，發現她們幾乎都過得很悲慘，甚至有些女人還被夫家的男人侵犯過。我回去后哭著對灶王爺發誓：“以后再干這種事，我不得好死！”

作為當地比較有影響力的紅娘，我當即提出“不再為天生殘缺者牽線”，勸同行也不要接這類活兒，還在村廣播里宣講“殘疾配傻子，又生出傻子”的危害，在扶貧辦工作人員的支持下，挨家挨戶去宣講。

寧可少賺一點錢，也不要讓“姻緣”變成“孽緣”，這是我給自己立下的規矩。

婚姻這桿秤：從掂“斤兩”到掂“心意”

做媒婆這些年，我深切地感受到，每個階段人們的婚姻需求都在變化。時代在進步，人對婚姻的要求也越來越高。

最早的時候，婚姻的要求實在得很。七八十年代，一頭豬、一只羊、幾件新衣裳，這婚事就能成。后來，物質要求變成了金錢，彩禮標準一路攀升：1998年三千塊就算多了，2005年一萬塊成了基礎，到了2015年，動輒就是十萬起步。

早年重男輕女埋下的禍根，結出了惡果，在我們這種小地方，男多女少，女娃成了香餑餑。

很多女方的父母拿女兒當籌碼，誰出價高，就把女兒嫁給誰，“女兒的彩禮錢，是要留著給兒子娶媳婦的”。

我還記得，有一對小情侶談了六年戀愛，十分恩愛，但是男方家條件一般，女方父母非要二十萬彩禮。我跑了七趟，磨破了嘴皮子，還是沒勸動女方父母。

那小伙后來外出打工，姑娘在家哭了一段時間，眼淚一擦，拎著行李也走了。

父母找不到自己女兒，跑來找我哭嚎：“彩禮不要二十萬，我兒子以后結婚怎么辦？我們養老怎么辦?”他們十四歲的兒子邊流眼淚邊咆哮：“你們把姐姐逼走了，還說為我？我不要姐姐的彩禮錢！”

好在有情人終成眷屬，五年后，姑娘和小伙又來找我，說：“藍姨，我們請你喝喜酒。”那場婚禮上，新娘弟弟哭得比誰都兇。

藍姨在村里開的婚介所

后來，要求又變了。2017年房地產最火的時候，光有彩禮不行了，還得有房子——老家的不算，得是城里的。有男孩因買不起房和女友分手，哭著問我：“藍姨，房子真的那么重要嗎？”我雖心疼，卻也只能實話實說：“一結婚你們就要面臨生孩子的問題，你愿意讓孩子走你的老路，在農村當留守兒童，拼盡全力也讀不了城里的好學校嗎？”

再往后，連房子都不夠看了。年輕人開始講“合眼緣”“三觀一致”“情緒價值”。我有個印象特別深的姑娘，在縣城當護士，長得特別漂亮，家里條件也不錯。我忙活了一個月，找來一個在南京上班的牙醫，家境殷實，長得也板正。我心想這回準成。結果兩人見了三次，女方說男方“不浪漫，不會提供情緒價值”，婚事黃了。

這些新詞聽得我一頭霧水，想了半天才明白，其實就是“不喜歡”的委婉說法。可如今這份“喜歡”，比從前的“踏實過日子”要求高多了。

時代在變，我也不得不跟著改變。

2018年后，二婚、三婚的人越來越多，擇偶要求更是五花八門。四十多歲的離異男要找二十歲的小姑娘，初中輟學的女性想找博士男友。我做媒的重點，漸漸從“撮合”變成了“勸解”——勸女方別只看彩禮，勸男方別光挑長相。

說媒的方式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前靠的是腿勤嘴快，如今靠微信。我手機里存了上千個聯系人，備注寫得密密麻麻。每隔幾天就發朋友圈：“征婚啟事：陳某，男，32歲，公務員……”我自己都笑：老媒婆也得學新把式。

但我也知道，很多人已經不信媒婆這一套了。婚宴上也看得出變化——從前我一到，新人一笑，場子就熱熱鬧鬧；現在大家都低頭看手機，我坐在角落，心里空落落的。

如今我常勸那些焦慮的父母：“別急，孩子們比我們懂什么叫幸福。”可我也知道，在農村，催婚催生依舊是家常便飯。我見過太多姑娘被逼著出嫁，太多男孩被逼著借錢娶親。

時代確實在變好，可有的人，還困在老日子里出不來。

死規矩與活人心

四十年的說媒經歷告訴我，做媒人不能光靠熱情，還得立規矩。而這些規矩，都是用血淋淋的教訓換來的。

2019年，我為一對年輕男女說媒，男方老實敦厚，女方溫順賢惠，雙方家長都滿意，婚禮辦得體面，雙方親戚朋友都夸我這樁婚事成得好。

本以為是天作之合，可沒想到，婚后兩年，女方遲遲懷不上孩子，婆家鬧得天翻地覆，男方父母到處嚷，說女方身體有問題，懷疑她婚前不檢點，將女方父親氣到腦溢血去世。

最后去醫院檢查，才發現問題出在男方身上，男方患有無精癥。女方一氣之下選擇離婚，并將公公婆婆告上法庭，而我也受到牽連，被女方的媽媽指著鼻子罵：“你不查清楚，你害了我女兒一輩子。”

那次之后，我病了一場。病好后，我立下規矩：不看體檢報告，不牽線；不做家底調查，不介紹。我對同行說，媒婆也要講職業操守，不能讓別人拿命來為我們的錯誤買單。

從那以后，來找我的人都要先提交詳細的個人資料。身高體重、體檢報告、精子檢測報告、家庭住址、收入來源、學歷職業，一個都不能少。有人嫌麻煩，我說：“你現在嫌麻煩，等到出事了，可就是一輩子的麻煩。”

立規矩不是為了拆姻緣，而是為了讓該成的姻緣，走得更穩當。

很多人感覺出具健康報告和精子檢測報告丟人又費錢，但我還是堅決執行。有一次，一個男孩嫌貴，不愿去醫院，我就把人拉到門口罵：“你連檢查都不做，拿什么結婚？”那男孩紅著臉跑了。半個月后，男孩母親來找我道謝，說幸虧我堅持，后來才發現兒子確實有問題，早治早好。

因為這個規定，我的生意一落千丈，但那個時候我已經60多歲了，對于錢的欲望也很淡了。村里人笑我越來越像個“律師”，什么都要問、要看、要簽。我也笑：“婚姻要是能像合同那么明白，也許能少些傷害。”

而生活最奇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總會在你定下的規矩之外，開出柔軟的花。

有一年，我拒絕了一樁媒。男方腿腳不便，女方精神上有些問題。兩人父母都找過我很多次，我怕以后出事，一直沒答應給他們說親。

可有一天，這兩個人不知道怎么竟然自己聯系上了，慢慢地開始交往。幾個月后，他們來請我喝喜酒。我愣了半天，最后還是去了。婚禮很簡單，沒幾個人看好這門親事，我也不例外。但幾年過去，他們在村口擺了個早點攤，生活幸福踏實。

這件事讓我想通了：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有些幸福，真是規矩管不住的。我仍舊要求看體檢報告，但我不再只憑體檢報告就否決一個人，而是會花更多時間了解這個人的品行與實際情況。

幫一對外鄉夫妻說成了親事，受邀吃酒席

到了2025年，我已經做媒四十年了。這一行讓我看盡人情冷暖。我自己看過太多婚姻的破碎，也見過太多真心的堅持。我學會了不去評判，只牽線，給予祝福。我不再替人拿主意，只做那一根引線。我常說：“我只搭橋，愿不愿意過橋看他們自己。”

我也不再認為結婚是人生的必選項。遇到三十五六歲還沒結婚的年輕人，他們的父母急得團團轉，我反而會問：“你們逼孩子結婚，到底是為了錢，還是為了他們的幸福？”他們總是答不上來。

每撮合一樁婚事，我都謹慎得像簽合同。見過為彩禮吵翻的，為房子分開的，為年齡差距鬧掰的。但我還是相信，這世上既有最殘酷的婚姻場景，也有最溫暖的愛情。

藍姨背影

四十年了，我親手牽了幾百根紅線，也被這根紅線牽了一輩子。

如今我常坐在老屋門口，回想這四十年。從靠嘴勤腿快就能說成媒，到現在要看報告、算條件，變化實在太大了。

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婚姻不是終點，也不是起點，它是一條路。我只是幫人把路鋪平一點，余下的，還得他們自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