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記者如何迎接AI挑戰(zhàn)

一、AI挑戰(zhàn)的實質

人工智能對新聞業(yè)的挑戰(zhàn)已有諸多分析，透過現象看本質，其實質是挑戰(zhàn)新聞業(yè)百年來的理論和實踐，即以理性報道客觀世界。新聞是鏡子，是這一理論與實踐的基本隱喻。“作為鏡子的新聞在專業(yè)的客觀性概念中處于核心地位……它假定記者的主要功能是充當記錄者、觀察者和抄寫員，可靠地關注事態(tài)的發(fā)展。”之所以可靠，是因為記者有理性，有能力“按照新聞發(fā)生的本來面貌加以報道”，“新聞記錄真實世界事件的功能始終是其最重要的職業(yè)考量”。偏偏這一職業(yè)考量，受到AI面對面的挑戰(zhàn)。

——挑戰(zhàn)客觀報道。目前，AI在體育、娛樂、財經、地震或天氣預報等報道領域得到廣泛運用，可以生成“最簡可行報道”，即用足夠信息完成對客觀事實的報道。蘇黎世傳媒集團還利用文本生成機器人“報道瑞士2222個城市對各種提案的投票情況”。被挑戰(zhàn)的還有突發(fā)事件報道。如東京初創(chuàng)企業(yè)JX通訊社，用AI搜尋社交媒體上的突發(fā)新聞，自動創(chuàng)建“事故、自然災害和其他事件緊急信息的新聞快報”。

或認為這是機遇，是人機協(xié)作的內容生產。但追問一句：機遇主體是誰？以新聞業(yè)為主體，必須支付3種額外成本。一是經濟成本。追蹤“瑞士2222個城市對各種提案的投票情況”，這個AI系統(tǒng)的建設、維護與升級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二是競爭成本。東京科技公司來搶突發(fā)新聞的蛋糕，如果媒體也“下場”，甚至幾家媒體“參戰(zhàn)”，就會加倍提升競爭成本。三是精神疲勞成本。人不是機器，心理與生理一樣會產生疲勞。2222個城市的AI系統(tǒng)能否持續(xù)運行，誰也無法回答。同時，追蹤社交媒體的突發(fā)事件，這樣的即時報道不會給記者帶來多少職業(yè)成就感。如此持續(xù)從事令人不安、不快、無聊的工作，更易抵達心理努力的上限，精神疲勞的表現就是力不從心、失誤增加、工作效率降低。當然，人機協(xié)作能夠給新聞報道帶來某些機遇，如讓AI去人所不能靠近的地方。但機遇與挑戰(zhàn)有大小主次之分，別把杈丫當大樹。

——挑戰(zhàn)多媒體傳播。媒體融合努力多年，有個無庸置疑的成就：一條報道，多媒（或多平臺）傳播。報刊增音視頻，廣電加圖文，還有百家號、企鵝號、抖音號、快手號等。然而，AI有了自動化文字轉視覺平臺，檢測到文字報道的主題，即可添加相關視頻和圖片，幾秒鐘就有一條多媒體報道，反之亦然。BBC將視頻處理成文字，再利用語音技術自動生成另一種語言，連翻譯都自動化了。然而，這又有機遇與挑戰(zhàn)之辯。AI基本原理是公開的，新技術不歸誰專有，率先者或有“先發(fā)優(yōu)勢”，但追隨者迅速跟上，不久將陷入“我也來”的模仿包圍。沒有哪個競爭者表現得特別突出，也沒有誰比別人差得很遠。技術“軍備競賽”內卷化，競爭者之間的差異微乎其微，易陷入行業(yè)僵局。

——挑戰(zhàn)事實核查。2000年代，起于美國的事實核查，將原作為新聞生產的一道工序，演變?yōu)橐粓觥靶侣劯母铩边\動，讓不少人寄予厚望。然而，“臉書目前刪除的虛假賬戶和垃圾帖子的數量大約為每季度10億條”，其內容監(jiān)控規(guī)模之大，“沒有人工智能輔助根本無法完成。臉書和其他公司的此類監(jiān)控需求推動了大量研發(fā)”。因為“隨著傳播虛假信息的工具變得越發(fā)強大和自動化，界定和清除虛假信息的過程正成為一項日益重要的社會和政治職能”。全社會都在被AI監(jiān)控，事實核查早已不是新聞界的“獨家”。

——挑戰(zhàn)深度報道。以上挑戰(zhàn)皆為已然，還有將然，即AI將給回答以“為什么”為核心的深度報道帶來挑戰(zhàn)。康德早已論證，觀察者生活在一個什么（whatness）、哪里（whereness）、何時（whenness）以及為什么（becauseness）的世界。這個世界是強加給觀察者的，其組織我們的感官體驗，我們是這些體驗的解釋者。康德的“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就是論證時間、空間和因果關系如何組織世界，撞擊我們的感官。那么，人類與AI觀察世界的共同之處，是捕捉客觀事物的表征。AI已能報道“什么”“何時”“何地”，隨著生成式神經網絡技術的發(fā)展，能夠推理生成，下一步，它為什么不能報道“為什么”？

當然，AI帶來的挑戰(zhàn)不會限于以上這幾點，具體有兩個原因：一是技術無法預測，尤其是AI。機器翻譯曾停滯不前幾十年，然而通過技術和計算能力的融合，其實現了驚人發(fā)展。短短數年，大致相當于雙語人士翻譯能力的人工智能就被開發(fā)出來。二是技術使用有“睡眠者效應”，人們需要一段時間來弄清如何發(fā)揮新技術的作用，各行各業(yè)也需要一定時間來更換設備并進行試驗。而這兩個原因，又從技術角度旁證，新聞業(yè)亟需一種新的理論。該理論首先要解釋AI挑戰(zhàn)的意義。基辛格等認為：從啟蒙運動以來，我們以“理性”界定人性，現在AI也有理性，甚至超越人類理性。這正是AI挑戰(zhàn)新聞業(yè)的關鍵：長久以來，我們以人類理性報道客觀世界，包括客觀報道、事實核查、深度報道以及多媒體傳播，確立了新聞業(yè)對客觀事實的管轄權；現在，人工智能以機器理性，來搶奪新聞業(yè)的管轄權！

二、人文進步人性觀

迎接AI帶來的挑戰(zhàn)，前提是明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里，人類的理性思維正在放棄其作為世界現象的唯一發(fā)現者、認識者和分類者的頭等地位”。基辛格等強調：“為了厘清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我們的側重點可能需要從‘以人類理性為中心’轉移到‘以人類尊嚴和自主性為中心’。”進而告誡，“如果我們未能像前人那樣全力以赴地去理解人性，那么人工智能時代將注定讓我們迷失其中。”

理解人性，就是人性觀，對人性的基本看法——何以為人？以人類尊嚴和自主性為中心，新聞業(yè)值得注意的是史蒂芬·平克論證的人文進步人性觀。什么是進步？……大多數人都會同意：生存好過死亡，健康優(yōu)于疾病，溫飽勝過饑寒，富足強于貧窮，和平好過戰(zhàn)爭，安全勝過危險，自由優(yōu)于專制，權利平等強于偏見與歧視，識文斷字好過目不識丁，文化勝過無知，智慧強于愚蠢，快樂好過痛苦。與親朋好友、文化自然的親密接觸勝過日復一日的繁重勞動。所有這些都可以用數據來測量。如果它們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上升，那就是進步。

生存、健康、溫飽、富足……尤其它們的追求過程：尊重生命、防治疾病、擺脫饑寒、貧窮和無知……大千世界、車載斗量的事實，多適合新聞業(yè)。平克繼續(xù)說，“很明顯，它體現的是人文主義價值觀……大多數人都把生命、健康、安全、知識、生存和快樂放在首位，因為它們是其他一切價值的先決條件。”“生命、健康、幸福、自由、知識、愛、豐富的體驗，實現這些人類繁榮最大化的目標，可以被稱作人文主義……正是人文主義確定了我們應該用自身的知識去努力實現的愿望。它為現狀補充了愿景。它將真正的進步與單純的精通區(qū)分開來。”

“人文進步人性觀”是筆者的概括，兼取李澤厚先生論人的內外兩方面，即內在的人性（human nature）與外在的人文（human culture）。平克倒沒用這一概念，他是將這種人性觀同另兩種人性觀——悲劇觀和烏托邦觀對立起來。回顧歷史，可以看出人性觀作為元新聞話語如何影響新聞業(yè)，形塑新聞報道。

人性悲劇觀源遠流長，其認為：人類天生就在知識、智慧和美德方面存在局限，所有的社會安排都必須承認這些局限性。人性悲劇觀由霍布斯、康德、伯克、亞當·斯密、約翰·亞當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爾頓·弗里德曼、以賽亞·伯林、卡爾·波普爾等人從不同角度論證。美國“憲法之父”詹姆斯·麥迪遜寫道：“如果人們都是天使，那么政府將沒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由天使來管理人們，那么政府既不需要外部控制也不需要內部控制。”由此引出杰斐遜的新聞觀：人民通過報紙監(jiān)督政府。再引出普利策的“新式新聞事業(yè)”：“決不害怕同壞事作斗爭，不管這些事是掠奪成性的豪門權貴所為，還是貪婪窮人之舉。”

人性悲劇觀作為“元新聞話語”，就這樣影響和形塑新聞觀、新聞報道。“元”的前綴，一般指對規(guī)律的探研。“元新聞”最早由梅洛-龐蒂提出，指大眾傳播文本編碼的主導哲學理論。再由馬特·卡爾森擴展為“元新聞話語”，指新聞文本生產與接受的種種文化-政治邊界。人性悲劇觀作為新聞報道的主導哲學理論，凝聚為一句話：壞消息就是好新聞。尤其在美國，經黑幕揭發(fā)時代（“扒糞者”）、解釋性報道興起、調查性報道盛行至“水門事件”爆發(fā)，這一新聞觀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受‘水門熱’影響，各媒體的新聞編輯部以美國報紙歷史上少有的狂熱熱衷于制作新聞調查節(jié)目。20世紀70年代中期，報紙獲普利策獎的作品絕大多數都是調查性報道。”然而，頂峰后就是下坡路。1980年代，報紙發(fā)行量逐步下降，電視新聞的觀眾數下降得更快。這就是稍后被新聞界憂心忡忡討論的“新聞回避”或“信息回避”現象。

為什么回避？“當人們想知道某些信息的時候，通常是出于以下兩個理由。首先，信息可能會產生積極的感覺。信息可能會帶來喜悅、欣喜、驚訝或寬慰。其次，信息可能具有工具價值。它可以讓我們……選擇我們想選擇的，或者避免我們想避免的。”換言之，新聞信息或者有用，或者愉快，人們才想知道。側重披露壞消息，對相關人員有用，對無關人員無用，且不愉快。數據科學家卡萊弗·利塔魯對1945―2005年《紐約時報》所發(fā)表的每篇文章，以及1979―2010年來自130個國家經過翻譯的文章和廣播進行“情緒挖掘”，即通過對積極詞與消極詞的數量和語境進行統(tǒng)計分析，評估一篇文章的情感基調。研究發(fā)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新聞變得越來越消極。“從20世紀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紐約時報》逐漸變得郁郁寡歡，之后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有所回升，但也只是一點點，21世紀的前10年則又陷入更為低迷的情緒之中。同樣，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現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新聞媒體也變得越來越悲觀。”報道悲觀與人性悲劇觀相吻合，但與“大多數人都把生命、健康、安全、知識、生存和快樂放在首位”的人文進步人性觀不吻合，這成為新聞回避的重要原因。

作為元新聞話語，人性悲劇觀后果如此，人性烏托邦觀又如何？后者認為：人類心理方面的局限性源于社會安排的人為缺陷，不應該讓這些缺陷妨礙我們對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追求。贊同并論證后者的著名人物有：盧梭、戈德溫、孔多塞、托馬斯·潘恩、喬治·蕭伯納、羅伯特·肯尼迪、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等。人性烏托邦觀在新聞業(yè)早有體現，但風靡全球，是因UGC（用戶生產內容）的興起。2000年建立的韓國公民新聞網站Ohmynews.com明詔大號：“每位民眾都是記者。記者不是特殊族群，任何想找出新的發(fā)展并寫成報道，供他人分享的人，都是記者。”規(guī)模化UGC起于博客，“對媒體的敵意推動了博客的發(fā)展”。“人們對媒體的憤怒由來已久：政治黨派對媒體的偏見早有不滿，商人也因很難讓自己的產品獲得新聞報道而怨氣十足，至于人民大眾嘛，最覺生氣的就是每次對記者說了一個多小時的話，結果最后出來的報道中只用了其中的三四句。”傳統(tǒng)媒體的以上不足，是社會安排的人為缺陷，于是要追求更加美好的“人人是記者”世界。

UGC，對“新媒體的潛力相當自信……對他們拋棄的舊媒體世界則充滿了鄙夷……貼上一個歧視性的標簽‘the MSM’（主流媒體，mainstream media）”。可因這歧視，隨之拋棄了傳統(tǒng)媒體的重要成果，即普利策所謂“新聞事業(yè)的一條最難之處就是既要保持消息的生命力，又要使其受到精確和良心的約束，而不是隨心所欲”。執(zhí)人性悲劇觀，認為報道對象有人性缺陷，記者亦然，要靠新聞界的自律與他律來核實事實，由此形成以事實為中心的報道形態(tài)。而執(zhí)人性烏托邦觀，則認為許多自律與他律都是社會缺陷，只要每位民眾“找出新的發(fā)展并寫成報道，供他人分享”，就是好的！

普利策嚴禁的“隨心所欲”，穿越時空呼嘯而來。UGC，報道了一些傳統(tǒng)媒體漏報的新聞，但更多卻是捕風捉影、真假難辨。那就依靠參與：先播發(fā)，讓“人人是記者”來核實，據說這叫“迭代式新聞”，由此形成以參與為中心的報道形態(tài)。但人性是有天生缺陷的，人人是傳播者，結果是“雙假”的泛濫，包括“故意誤導”他人的造假與相信自己分享的信息為真而“誤傳誤報”。

以參與為中心的報道，因算法進入人機互動。利用互聯網鏈接結構的算法也執(zhí)人性烏托邦觀，認為參與就是好，互動、熱點或流量就是好，故要算法優(yōu)先助推。結果是“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危險期，公眾總是能夠被一些后來證明是錯誤的熱門話題信息煽動”，馬克·佩恩說，“信息化時代已讓位于虛假信息橫行的偽信息時代。”

兩種人性觀各有流弊。平克提出，根據現代科學，人性遠比上述兩種極端觀點更為復雜和深奧。人性非本善，有內生的作惡動機，如支配欲、復仇心、虐待狂……這是人性的“心魔”；人性非本惡，有內生的向善動機，如共情、自制、道德感……這是人性的“天使”。人性的進化，是天使壓制心魔的斗爭。“即使有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人性中還有一個具有遞歸、開放性和組合能力的系統(tǒng)進行推理，因此人能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性。啟蒙人道主義的引擎……總是能夠退后一步，記錄缺陷，修正規(guī)則，避免下一次再犯錯誤。”

“人性不變！”你第幾次聽到這陳詞濫調？又或新鮮得經不起推敲的隱喻：“現代人是使用石器時代的大腦生活在21世紀。”說得客氣些，這與大量歷史事實不符。讓歐洲聞之色變，崇尚冒險、劫掠和殺戮的維京海盜，現成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睦鄰友善、遵紀守法的公民。平克所謂避免“再犯”錯誤，無論對個體或群體，都是人性進步的證明。因而，人文進步人性觀有歷史依據，有科學證明，我們且將其用于新聞。

新聞業(yè)執(zhí)人文進步人性觀，揚棄人性悲劇觀，實現揭露社會弊病、增加人文進步的愿景，尤其體現在新聞敘事上。杰克·哈特分析非虛構寫作：一個自戀狂槍殺了自己的孩子。新手或許就寫一個壞人的故事，但反社會者不會教我們如何生活，廣大讀者也不可能產生共鳴。老手寫的主人公是個檢察官，歷盡艱辛把殺人犯送進監(jiān)獄，還和妻子收養(yǎng)了罪犯的兩個孩子。哈特說：“這并不意味著你不能寫壞人，只是主人公要另選他人。”主人公要討人喜歡，“讀者期待的是那些具有英雄氣概，或者至少是可愛的主人公。”略作引申：我們多年討論輿論監(jiān)督的建設性，建設性其實就在于新聞敘事，將壞人壞事作為主人公的對立面，英雄斗壞人壞事，不就是建設性輿論監(jiān)督？！

新聞業(yè)執(zhí)人文進步人性觀，揚棄人性烏托邦觀，則要講好人性天使壓制人性心魔的故事。其報道形態(tài)，不再以“事實”或“參與”為中心，而是以“敘事”為中心。善惡沖突——人與人的沖突、人與自然的沖突、人與機構的沖突、人物內心的沖突，“無沖突、不成戲”，多豐富的故事素材！應對AI挑戰(zhàn)，新聞界討論智能媒體，何為智能？計算機科學家阿倫·紐威爾和赫伯特·西蒙指出，智能的組成包括：確定目標；評估當前情況并判斷與目標的差距；應用一系列操作以減少這些差距。直言之，智能是面對障礙做出決策，并努力達到目標的能力。智能媒體的細胞是智能報道，智能報道的基因是敘事情節(jié)。所謂情節(jié)，即主角有一個目標，他/她克服障礙去追求目標，對情節(jié)的這種標準定義與對智能的定義完全相同。受眾通過主人公的目標行動、使用的手段、得到或正或負的結果，來領悟生活智能、克制命運的隨機性。新聞業(yè)執(zhí)人文進步人性觀，要以敘事為中心化解人工智能的挑戰(zhàn)。布蘭登伯格大聲說：“重要的并不是別人是否贏——別人有時可能會贏是不爭的事實，重要的是你是否贏！”

三、人類記者兩種視野

人文進步人性觀，落實到新聞報道要靠千千萬萬的記者。人類記者之所以能落實，是因為其有兩種視野：事實視野與人性視野。

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曾分析作家如何展現社會現實與個體生命的復雜關系，后人總結為“兩種視野理論”。作家格非闡釋：作家的第一視野會觸及重大的社會現實。在現實面前，作家類似于某種“心靈感受器”，發(fā)現并提出問題，反映并表現現實。把作家換為“記者”，記者的第一視野即事實視野。

格非繼續(xù)說：作家的第二視野所覆蓋的范圍相對說來狹小又瑣屑。它直接關注自身存在的各種問題，諸如生命的目的、生存的意義等具有相對穩(wěn)定性的問題。第二視野所關注的主要是對自身的認識、反省、追問。移論記者，第二視野即人性視野。記者常說的“人文關懷”“人性光輝”“暖新聞”……源頭即人性視野。巴赫金認為：偉大作家無不具備兩種視野。化解AI挑戰(zhàn)，稱職的人類記者都得具備兩種視野。

之所以說“稱職”的人類記者都得具備兩種視野，是因為AI記者沒有人性視野！回顧前面分析康德的幾個W，即理性與客觀事實的幾個重要方面，都遇到了AI挑戰(zhàn)；把康德的幾個W與拉斯韋爾的5個W傳播模式相比較，人的因素——誰向誰說明顯缺位。發(fā)現這一空缺，即能找到化解挑戰(zhàn)的方向，確立人文進步人性觀。記者的人性經驗，報道對象的人性經驗，是人性視野的核心維度，也是AI永遠缺位的“心智軟件”。兩種視野是人類記者獨有的專業(yè)知識。

——兩種視野用于新聞選題。人民日報記者胡洪江，讀到昆明一家都市報報道“陸良八老”——陸良縣8位年逾古稀的老人31年種樹護林的事跡，產生采訪沖動；但又聽到對“八老”的異議，猶豫不決。他出差云南，走進“八老”種樹地，“這里是喀斯特山區(qū)，漫山遍野都是石頭，又是高寒山區(qū)，要在這里挖坑種樹，可不容易”。

下山途中，枯枝上的刺戳破了我的褲子，在我的小腿上留下一個紅疙瘩。

……就在那一瞬間，時空交錯，我對老人們當年上山種樹的艱辛有了切身的體會。我頓然萌生出一定要采寫好這篇報道的強烈愿望。因為我想知道：是什么樣的信念支撐他們，克服了怎樣的困難，才能在如此惡劣的自然條件下，育成這茫茫林海！

記者的人性視野基于共同人性，即所有健康的人類個體在認知和情感方面相通，經歷同樣的人生難題，提出同樣的現實疑問，生活在不斷縮減的時間陰影之下。塞繆爾·約翰遜寫道：“我們都為同樣的動機所驅使，為同樣的錯誤所欺騙，因希望而充滿活力，因危險而停滯不前，因欲望而心神不寧，因貪戀歡愉而誤入歧途。”AI肯定不會“心神不寧”，但它沒有希望，不會渴求，也無感覺；它沒有意圖、動機、道德或情感，也不會反思如何“誤入歧途”……缺乏人性視野，它連新聞選題都報不出來，所以AI能夠代替人類記者嗎？！

——兩種視野用于報道形態(tài)。“我國第一座千萬千瓦級風電示范基地在酒泉開工”，當時各大媒體已報道了一個多月，中國能源報記者費偉偉獨辟蹊徑，寫自己到酒泉下的錦屏二級電站采訪。汽車沿著錦屏河邊臨時修建的簡易公路蜿蜒而行，塵土飛揚。

忽然，前方出現一隊放學回家的少先隊員。

只見他們禮貌地退到路邊，身后就是波急浪寬的錦屏河。當我們的車子從他們身邊經過時，在嗆鼻的車塵中，他們突然站正了身子，齊刷刷地舉起小手，莊嚴地，向我們行禮，致以少先隊員神圣的敬禮！

……開車的師傅說，每次在路上碰到這些孩子時，他們都會敬禮。同行的宣傳部的同志告訴我們，工程開始之前他們曾和當地政府做過溝通，學校老師對孩子們說，這些從山外來施工的叔叔、伯伯們，是來給我們送電的。有了電，我們就和山外一樣，可以在電燈下做作業(yè)，就能看電視。所以孩子們見了我們總是特別親。

文中納入了報道對象的兩種視野。事實視野：少先隊員敬禮；人性視野：孩子見我們特別親。而記者的兩種視野，環(huán)繞聚焦于報道的結尾：“錦屏二級電站要裝8臺60萬千瓦的機組，再過三年，首臺機組就可發(fā)電。那時，那些少先隊員們，就能在明亮的電燈下，溫習高中的課程了。”

對于記者視野，我們多年在“體驗”“寫活”“第一人稱”中兜圈子，似乎收效不大。趙毅衡教授論“敘述者二象形態(tài)”：有時是具有人格性的個人，有時呈現為敘述框架，這一觀點值得注意。框架敘述常被稱為“第三人稱敘述”，人格敘述常被稱為“第一人稱敘述”。一篇文本，往往有這兩種敘述者形象。但一般而論，框架敘述是普遍形態(tài)，人格敘述是特殊形態(tài)。趙教授進而論框架敘述的要點：

1.設立一個“敘述者框架”，把敘述文本與實在世界或經驗世界隔開（引者按：經驗世界弱水三千，我的框架只取一瓢飲）。

2.框架內的材料，不再是經驗材料，而是通過媒介再現的攜帶意義的敘述符號（以兩種視野“重置”經驗材料，凸顯其事件意義與人性意義）。

3.敘述元素經過選擇，大量“可敘述”元素因為各種原因被“選下”（從新聞敘事看，重要選擇標準是媒介敘事能力：報刊擅圖文，廣電長音像，與敘事擅長相悖的材料，只有割愛）。

4.留下的元素經過時空變形，組成卷入人物與變化的情節(jié)（時空變形組成情節(jié)，是引導受眾認知的基本手段。或撥動時間變形——以概括敘述加速：每次碰到孩子，他們都會敬禮；用鋪陳細節(jié)減速：突然站正、齊舉小手、莊嚴行禮、神圣的敬禮！或寓意空間變形——叔叔送來和山外一樣的電燈）。

5.受眾理解敘述文本的時間向度與倫理意義（3年后，一個二級電站如此；其一級基地呢？將滿足多少期盼的眼神）。

框架敘述之所以重要，還在于一條報道通常涉及5方：記者、報道對象、受眾、記者任職的媒體、報道對象的屬地或組織。5方都有人性經驗，都是記者人性視野的觀察維度。敘述框架，便于將多方人性納入報道。“陸良八老”的報道如此結尾：“由于‘八老’目前的生活條件都不算寬裕，陸良縣委宣傳部文明辦決定，組織縣里12家省級文明單位對‘八老’進行‘一對一’結對幫扶。陸良縣人民醫(yī)院也將為他們開通免費就醫(yī)的綠色通道，并免去8位老人在該院就醫(yī)的所有費用。”這是社會的進步，也是人性的體貼，看得人心暖暖的——好的報道，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

——兩種視野用于媒體策劃。特指媒體策劃活動并予以報道。美國“9·11事件”100天，一家電視臺如此策劃。

一大堆年輕的媽媽和準媽媽聚到了一起，她們的丈夫全都死在這場劫難里，她們懷抱中的孩子、還有那些在媽媽肚子里的孩子，都沒見過自己的爸爸。一個個大眼睛的孩子依偎在媽媽的懷里，媽媽們一起哭著、笑著，彼此安慰著。搖曳的燭光照著一張張掛著淚滴的笑臉，看著讓人心酸，更讓人感動：自己在飽嘗著失去親人的巨大痛苦，卻用最真摯的情感來安慰他人。

恐怖不是新事物，各國恐怖刺殺史不絕書。然而，當代恐怖主義有兩個特征：一是襲擊平民，制造社會恐慌；二是網絡意見極化，總有人同情恐怖分子，并在網絡信息繭房中膨脹仇恨。上述節(jié)目聚焦年輕媽媽和沒見過爸爸的孩子：年輕的妻子失去了丈夫，大眼睛的孩子失去了爸爸……沖突個人化了，刺痛每位觀眾的心；也概括化了，悼念無辜受害者，其在道德上是黑白分明的，任何對恐怖分子的同情與辯護都土崩瓦解。一張張掛著淚滴的笑臉互相安慰，讓大家告訴大家，從家人之愛擴大到社會之愛……節(jié)目之成功，并非它講了“反恐”正確的大道理，而是因為那些哭著笑著的年輕媽媽與無辜孩子的童心，以愛與光明對抗仇恨與黑暗，在善惡沖突的人性真相面前，受眾感悟到平時感悟不到的東西，與恐怖分子的斗爭放大為生死攸關的抉擇。這就是策劃活動報道與一般事實報道的重大區(qū)別：策劃能以媒體的人性經驗選擇活動焦點，安排敘述框架。

“所有被稱為偉大的故事，都來自偉大的創(chuàng)意”，分析《華爾街日報》如何講故事的威廉·布隆代爾說，“幾乎在所有偉大的故事創(chuàng)意中，都有一種人性的展現。”人性沒有絕對的定義，每一代人都會根據自己最關心的事和當時的境況去定義。啟蒙運動以理性定義人性，是要尋回和續(xù)寫被黑暗時代打斷的歷史。迄今為止，洞悉人性主要靠哲學與藝術。然而，新聞執(zhí)人文進步人性觀，記者兼具事實與人性兩種視野，以千千萬萬及時深入生動的新聞敘事“報道”人性，讓時代的變化、人文進步的人性表征為具體而微的萬千事實，又為進一步勘探、挖掘、認識人性提供了新的可能。于是，洞悉人性擴展為三路大軍：哲學思辨人性；藝術想象人性；新聞報道人性。

四、現代化新聞敘事

這節(jié)標題有兩層含義：一是“對”現代化的新聞敘事；二是新聞敘事“的”現代化。

——對現代化的新聞敘事，現代化是報道對象。報道中國式現代化，不適用人性悲劇觀，不能簡單認定壞消息是好新聞；也不適用人性烏托邦觀，不能單純相信UGC或算法代表民意。從全球來看，現代化是指工業(yè)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的進步。現代化之所以成為世界潮流，是因為其既有可衡量的進步，又有人文價值的愿景。史蒂芬·平克指出：“在一個沒有英雄神話的世界里，唯一能夠擁有的進步就是我們雖然生活在其中，但卻容易忽視的進步。”他分別討論：壽命、健康、食物、財富、貧富差距、環(huán)境、和平、安全、恐怖主義、民主、平權、知識、生活質量、幸福、理性、科學、人文主義……以大量數據證明，自啟蒙運動以來，社會在進步，人性也在進步，兩者如影隨形。

筆者曾論述現代化進步有宏觀社會變革與微觀日常生活。中國各地社會變革有六大領域，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人，這是“發(fā)展報道”的世界。中國百姓日常生活有十二支柱，即衣食住行、性健壽娛、學（教育）勞（就業(yè)）權（權利）保（環(huán)保），這是“親密新聞”的世界。以本地“第一要務”為核心的六大發(fā)展報道；以百姓“生活質量”為核心的十二大親密新聞，是中國現代化報道的主流新聞。這清單與平克各項有異有同，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處。

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報道，切勿把來之不易的進步與奇跡的自行發(fā)生混為一談。格雷馬斯的“行動者”理論，區(qū)分過程事件與情節(jié)事件。如果只是回答“發(fā)生了什么事”，那是一個“過程”，其中人物是“受動者”。如果回答“他做了什么”，那才是一個“情節(jié)”，人物是“行動者”。因此，“他病了”不是情節(jié)，僅僅是陳述一種狀態(tài)；“他笑了”才是情節(jié)，通常要講笑之后緊隨的行動。行動者是施事者，一個主角，一股驅動力量，有意圖地推動事物追求變化，其身心兩方面的努力造就情節(jié)。如果情節(jié)纏雜善惡沖突，人性天使壓制人性心魔——主人公的心魔，同伴或對手、外圍幫助者或反對者的心魔，都是絕好的故事題材。平克說：“推動我們前進的是獨創(chuàng)性、同情心和良性的制度。把我們往回拽的是人性的黑暗面與熱力學第二定律。”進步不是線性的，其間摻雜回旋、停滯與倒退，只要我們創(chuàng)造的比摧毀的多一點，那就是進步。進步也不等于完美，舊問題的解決方案會帶來新問題、產生新需求，促使行動者保留成果，再進一步……如此報道中國式現代化，我們不是夸夸其談、自鳴得意，而是把行動者的事實與人性的進步，通過報道轉化為公共話語，以便我們進步得更多、更好。

——新聞敘事的現代化，新聞敘事是主體。現代化是“一化百化”，許多進程同時發(fā)生并相互加強，新聞敘事也要現代化。人性觀作為元新聞話語，幾百年來是自發(fā)地、曲折地起作用，讓自發(fā)成為自覺，需要將其作為構成性規(guī)則。

戴維·萊夫分析新聞工作有本質區(qū)別的兩類規(guī)則：一是規(guī)定性規(guī)則，是采取特定行動的規(guī)則，如普利策要求“準確、準確、再準確”；二是構成性規(guī)則，它促生或構成了事物或某種狀況，是關于一個做法為什么那樣做的規(guī)則。假設我們問普利策：為什么要準確？他可能回答：記者是站在船頭的瞭望者；不準確，就是失實、瀆職。構成性規(guī)則充當了規(guī)定性規(guī)則的最終辯護，其陳述，代表行動的本體論基礎。

兩類規(guī)則的區(qū)分來自哲學家約翰·塞爾。其論構成性規(guī)則有兩個特征：一是“構成性規(guī)則的創(chuàng)建似乎有可能創(chuàng)造新的行為形式”；二是“構成性規(guī)則常常具有這種形式：X在語境C下算作Y”。茲用于新聞報道。

一是批量創(chuàng)建新業(yè)務，以新聞選題為中介。塞爾說：“為了恰當地解釋一種人類行為，我們必須假定，它是按照規(guī)則做出的，即使行事者自己可能無力陳述該規(guī)則，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在按照規(guī)則行事。”這可以解釋，自發(fā)的元新聞話語為何緩慢、曲折地對新聞實踐起作用。塞爾繼續(xù)說：“行事者知道如何做某事只能根據這個假定才能合適地解釋……他之所以做了他所做的，部分原因是因為存在這條規(guī)則。”執(zhí)人文進步人性觀，讓無意識成為有意識，可以新聞選題為中介，成批創(chuàng)建新聞業(yè)務。

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選題遴選的標準有三個：第一是調查性，第二是故事性，第三是命運感。”調查性指事件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故事性要求有曲折跌宕的情節(jié)；命運感是必須有人物，必須關注人物的悲歡離合命運沉浮。這樣的選題標準，保證了節(jié)目的定位與品牌塑造。為什么？塞爾論構成性規(guī)則管控行為的兩個標志：“我們一般把偏離模式的行為看成是錯誤的、有缺陷的，而且，規(guī)則……能自動地覆蓋新案例。面對他從前沒有見過的案例，行事者知道如何應對。”《新聞調查》每周兩次選題會，槍斃或修改一些選題，通過或稱贊一些選題。該與不該，均促使記者按照規(guī)則尋選題，生產一批元新聞話語“自覺構成”的新報道。

二是用報道陶冶人性，以新聞敘事為中介。塞爾論構成性規(guī)則的第二個特征：X在語境C下算作Y。Y項，標識造成的后果；C項，本文的語境即新聞敘事；X項，即人性。直言之：人性在新聞敘事語境下作為陶冶行為。陶冶者，教化培育也。陶冶人性常用于文藝，幾乎不用于新聞。重要原因之一，是幾百年來一直堅持以事實為中心的報道形態(tài)，近幾十年又發(fā)展成以信息為中心。而“信息生產涉及一道重要的壓縮程序——其實應該說有好幾道重要的壓縮程序……以往占主導地位的媒介是敘事……如今則是訊息……如今的媒介像極了計算機內存用的字節(jié)（byte），它是被壓縮過的。”媒介變成信息字節(jié)，情況就被極端地改變了。報道信息，“差不多等于必須被實時——與事件連續(xù)的、其實根本就很難和事件分開的一個時間——生產出來，就這個意義來講它是‘索引性’的。”

索引性的事實或信息報道，常被稱為“干貨”，與豐滿幽微的人性經驗南轅北轍。不同于AI拼命追求的“具身智能”，人性經驗是“肉身智能”，包括我們的靈感、我們的情緒、我們的暗示和直覺以及我們的肢體語言……還包括我們有瑕疵的道德，有限的理性和知識，偏見、誤解與文化臆斷，屢屢受挫的溝通，我們與朋友、鄰里、同事、親人、仇人的利益沖突……信息生產的壓縮程序，把這些一道一道地壓縮掉——這陷入了“去人性化”的抽象！報道缺失人性內容，談何陶冶？！

陶冶人性，報道形態(tài)要從以事實或信息為中心轉向以敘事為中心。新聞敘事有3種聲音：記者的聲音（記者兩種視野）、受眾的聲音（根據其關心報道什么）與人性的聲音（人性經驗呈現為敘述情節(jié)）。把受眾吸引到報道面前的，不僅有發(fā)生了什么事，更有通過事件表征的人性經驗（記者、報道對象、受眾、記者任職的媒體、報道對象的屬地或組織的人性經驗），關心后者的人比前者多得多。

“陶冶”是個隱喻，通過“心語”發(fā)揮作用。心語是比母語更基礎的思維語言。“人們并不是依靠英語、漢語或者阿帕切語進行思考的，而是依靠思維語言”，即心語。心語是“潛語言”或“前語言”。怦然心動；驀地會意；“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一股寒戰(zhàn)抑或暖流竄過心頭，可說不出緣由……都是描述心語狀態(tài)。趙毅衡教授認為“心語假定”，即存在一種非交流的“思想語言”或“內部語言”。這可追溯到亞里士多德，經過霍布斯、洛克、伯格森、弗洛伊德、索緒爾、喬姆斯基等人的論述，直到史蒂芬·平克，才“從認知學的心理實測給予此說以更有力的理論支持”。“心語假說的首要目的是解釋思想和心智如何獲得意義，而這個問題是困擾哲學和心理科學的根本問題。”趙教授還論述，符號學家皮爾斯的“思維-符號”理論，也是心語說的前驅。其認為“思維-符號”的構成原則是“雙線展開”，即聯想延續(xù)與神經運動。這可將“陶冶”進一步理論化：敘事情節(jié)作用于受眾大腦的神經脈沖；激活其人生經驗，獲得故事的意義即作為潛語言的“心語”；對報道展開聯想，延續(xù)注意或留下記憶。直言之，受眾通過新聞敘事獲得意義的過程，就是陶冶人性的進程。

一場“AI大覺醒”，不管喜不喜歡，我們都正在親歷。AI與人共存的世界已經到來，而且會加速發(fā)展，進而帶來新問題——機器愈來愈“吃掉”人的工作。“人擅長什么？”“人活著還有什么意義？”“什么事情是值得去做的？”“人何以不自殺？”——這是人工智能引發(fā)的時代之問，幾代人會絞盡腦汁來回答。與哲學的思辨、藝術的想象不同，新聞是以非虛構敘事，報道恒河沙數的此時此地此人此事的回答，與受眾共享一個有情有義、易于理解、與平凡事物和生活環(huán)境緊密相連的人性世界。“以人類尊嚴和自主性為中心”，這是我們希望的前進方向。其途徑則是承擔新的社會功能，即報道與陶冶人性，回答時代之問，拓展新聞業(yè)的管轄權。

社會學家安德魯·阿伯特把職業(yè)與工作的聯系定義為“管轄權”，是職業(yè)對工作的合法控制權。新聞業(yè)的管轄權，是報道“受眾公共生活是怎么樣的”。其中，以理性報道客觀世界部分，已然或將然被AI奪去。人與機器，欲在客觀報道、事實核查、深度報道、多媒體傳播上爭高低，不妨聽聽維納的告誡：“讓我們記住，不管我們對于自動機之有無感情問題采取什么樣的想法，它在經濟上完全和奴隸的勞動相當。而任何一種同奴隸勞動競爭的勞動都必須接受奴隸勞動的經濟條件。”

高屋建瓴，反思問題的“整體”或“根基”；綱舉目張，改變原有的理論和實踐。能AI所不能，以新聞敘事及時深入生動報道“人性經驗是怎么樣的”，更好應對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挑戰(zhàn)。戴高樂說：“只有從事一項偉大的事業(yè)，方才顯出英雄本色。”人類如此，職業(yè)如此，矢志不渝的個人亦然。

作者 ｜張立偉

來源 | 《傳媒觀察》2025年第10期

值班編輯 | 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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