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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于英國《金融時報》FT中文網
人類的擇偶,到底是以什么底層邏輯在真實社會中運轉的?紀錄片《戀愛游戲》,通過聚焦三位底層男性在“戀愛訓練營”中的7天遭遇,揭示了人類“擇偶”過程中隱秘運轉的——過濾模型和篩選機制(Filter Theory)。
文 | FT中文網專欄作家非非馬
“世界上惟有愛情,是不能靠努力實現的。”這是退休網紅教授梁永安的一句高贊發言。他認為,所有靠努力實現的愛情都不是真愛情。
愛情,是生命關系。
但在女導演馮都執導的紀錄片《戀愛游戲》中,“愛情”卻像被拉入了另一個平行空間:一個位于重慶的七天戀愛訓練營。在那里,愛情不僅可以靠努力獲得,甚至必須得靠努力獲得。
戀愛教練郝,帶著三名來自農村、在城市務工的男性學員,試圖用外貌改造、社交技巧、“展示面包裝”等手段,為他們贏得一次“被選擇的機會”。
這部紀錄片跟蹤的三名學員,分別是24歲、27歲與36歲。他們都來自農村,學歷不高,從事低收入工作、長相普通、社會資源貧瘠。
在中國龐大的適婚人群里,他們代表了一個龐大卻長期隱形的群體:底層男性。
而中國性別人口比例的失衡——男性比女性多出3000萬,更加劇了這些男性的擇偶難度。僅教練郝,就已經服務了超過3000名此類學員。
《戀愛游戲》看似一部關于“戀愛訓練”的紀錄片,但它揭示出了中國婚戀市場的底層運作邏輯。
片中三位學員的困境不是個體性的,而是結構性的;他們的難題,也不單純是情感問題,更是社會問題。
在任何時代,愛情和婚姻從來都不只是個體的事兒,既是私密的,也是社會性的。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擇偶從來不是發生在真空中,而是在一個受結構約束的供需系統里發生。人也并不是在無限的可能性中自由選擇伴侶,而是在各種“過濾器”的作用下,選擇與被選擇。
自1962年“過濾理論”被提出以來,“過濾模型”成為解釋婚戀選擇的一種經典模型。
撕下愛情的浪漫面紗,人與伴侶相遇,是在一層層過濾器的篩選下發生的。
這些過濾器包括工作、收入、教育背景、社會階層、家庭資源、價值觀、外貌健康、性格性情、趣味愛好、生理吸引等等。
在逐輪的過濾機制之下,最終的“勝出者”成為了“對的那一個”。
這幾年985相親局的誕生與流行,就正是“過濾模式”的產物。這其中,男性的工作、收入、學歷,往往是最早起作用的“過濾器”。
在這套游戲規則之下,教練郝的三名學員,也就自然成了婚戀市場中的“困難戶”,往往是最早被篩掉的“婚戀候選人”。
對此,教練郝毫不避諱;相反,他單刀直入。他會反復使用“價值度”這樣的詞語來評定學員在婚戀市場中所處的坐標位置。
在這種市場邏輯之下,擇偶,更像是一種“價值交換”的配對游戲。
他衡量“價值度”的標準,無非是那些眾所周知的軟、硬條件。在今天則又增加了是否會做家務、是否能提供情緒價值、是否有情趣等等參數。
這一套標準,不止針對底層男性,全社會通用。
教練郝很清楚,學員的真實社會階層無從改變,他能做的是幫他們打造“展示面”,讓他們獲得在平臺上“被看到”的機會。
紀錄片一開始,就是他帶領學員挑選潮服、換發型,讓他們從造型和氣質上“改頭換面”。學員們就如同被打過蠟放到攤子上的水果,成為了“婚戀市場”上的展示“商品”,為自己謀一個更符合城市審美的“賣相”。
教練郝還帶著他們到高級酒店大堂、調性書吧、高爾夫球場拍照——這些高端場景,讓學員看起來似乎屬于更高的階層,更值得被選擇。
為了拍出效果更好的展示面照片,教練郝還煞費心血地教學員如何擺姿勢做表情,炮制了一套看上去更積極陽光,更富有所謂男性魅力的展示面照片。
這些照片,除了用來發朋友圈打造人設,最重要的功能是上傳至各種相親/約會軟件,尋求潛在的匹配對象。
在這個過程中,37歲的學員與教練郝發生分歧,認為這些照片不能代表真實的自己,“像在騙人”。而27歲的學員對此比較坦然,認為這其實和女性開“美顏”一個性質。
在教學員填寫個人資料時,教練郝有經驗地把“會做飯”改成“做美食”,還幫24歲的學員在房產欄填上了“老家有房”。
雖然教練郝看上去“很現實”,但他無疑是懂交友軟件平臺及其算法的。
在這類平臺上,每個人看上去都有很多選擇,但真正的本質卻是等待“被選擇”。只有被“點選”了,才能獲得見面的機會。
所以,這類平臺會進一步放大會員之間的“競爭性”,進一步放大市場邏輯。
人的價值屬性被列表化、指標化、可視化。身高、學歷、收入、職業、房產、車、興趣標簽都成為人的屬性列表。
而所謂高價值屬性的人,比如高學歷高收入的男性,學歷好、年輕漂亮的女性,會更受用戶青睞,也更能在平臺獲得遠超他人的曝光。
在線上婚戀平臺,戀愛擇偶比任何地方都更像一個競爭殘酷的市場。每個人帶著自己的條件、資源、性格、故事進入市場,一邊撿選,一邊被撿選。
這是互聯網時代下一種新的結構性篩選機制。
如果一個來自底層的男性用戶不適當包裝自己,不給自己加持人設“濾鏡”,“能見度”將非常之低,沒有機會被點擊。
在認清現實的殘酷之后,三名學員最后都聽從了教練郝的“建議”,讓自己看上去“價值度”更高。
那么,在獲得約會機會之后,學員又應該如何把握住機會?
教練郝也給出了教學指導:既然硬指標上比不過別人,那就要多展示自己在其它方面的價值度,比如會做飯,會夸人,能提供情緒價值等等。
要讓對方覺得,一旦和自己生活,人生會更有趣、更豐富,心生向往。對于怎么推進關系,他也給出了諸如推拉、測試、肢體接觸、贊美等各種技巧建議。
在教練郝的這套體系里,追求愛情的確是一種“技術活”,是男性要如何讓自己看上去值得被選擇。
接下來,紀錄片將鏡頭對準了教練郝自己的人生與婚姻。
原來,他也來自農村,也曾非常靦腆、不自信,不善于和女孩子交往。在完成自我蛻變之后,他成了一名戀愛教練,實現了“自我逆襲”。
而他和妻子雯的相遇也是通過相親軟件——雯主動加了他。雯也是一名戀愛教練,只不過服務對象是女性。
那么,兩個戀愛教練在一起,愛情和婚姻是不是就格外幸福?也并非如此。
雯教練用“油膩”來形容教練郝教的那些“技術”。她說自己真正看上郝的地方,其實是他的誠實顧家。
她對郝最不滿意的地方,就是他很難溝通,總否定她的觀點——不能傾聽,自以為是。他們的婚姻生活中也不乏一地雞毛。
教練郝在如何經營一段高質量的親密關系上,也顯然并非一個優等生。
像他那樣技巧嫻熟地贊美妻子做菜好吃,不過是日常生活里可有可無的味精。
可惜,真愛到底意味著什么,美好的婚姻到底意味著什么,找一個什么樣的伴侶才有機會抵達真愛、抵達幸福婚姻,在這部紀錄片里實屬一道“超綱題”。
對于教練郝向學員提供的服務來說,這是超綱的;對教練郝的個人能力來說,它也是超綱的。甚至,對于當下整個“婚戀市場”來講,它也是超綱題——市場只解決供需關系,并不解決生命關系。
然而,婚戀問題的兩面性就在于,一方面,現實社會中運轉的主流擇偶模型是功利導向的;另一方面,近兩百年來,文化敘事又在用“為愛成婚”來鼓勵人們追求“真愛”,將愛情作為婚姻的主要基石。
大量的文學、影視作品都在歌頌愛情,以及“為愛成婚”。
所以,紀錄片中的三名學員也會脫口而出:渴望“真愛”。只不過,他們誰都沒有進一步解釋:真愛對他們究竟意味著什么。這是一個無法被教練郝問出口的問題,畢竟他自己恐怕也難以回答這個問題,而他的主要任務是教他們怎么追到女生。
真愛,從來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概念,它是一個生命哲學問題。
可是,正如著名哲學家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所言,現代人常常混淆“愛”的概念,將“愛”等同于“被愛”,故而總是執著于如何讓自己提高“被愛的價值”。
他的這套觀察與論述,至今有效。在《戀愛游戲》里,教練郝幫學員做的,也正是教他們如何展示更高的“被愛價值”。
只是,浮于表面的技巧并無法真正解決底層男性所面對的結構性擇偶困境。
這來自于他們的出身背景、留守兒童經歷、受教育經歷、計劃生育政策,以及制度性的城鄉差異等等。
有一個學員說,他依然相信真愛,渴望找到一個能跟他結婚一輩子的人。聽來頗感辛酸。直白地說,他希望能找到一個一輩子不會嫌棄他、拋棄他的人。
是的,處在金字塔底端的他們一直被過濾、被篩選、被淘汰,他們最渴望的,就是一個不會淘汰他們的人。
這大概也是他們內心里對“真愛”的隱秘定義。
其實,這種底層男性的擇偶困境,也未嘗不是整個時代的情感困境與婚戀危機。
當婚戀市場和算法根據“價值”和“條件”來排序,當婚戀成為一種供需市場,情感和個體都被商品化、被模型化、被標簽化了。
社會學者伊娃?伊盧茲稱此為:情感的資本主義化。
隨著時代變遷,線上交友平臺的興起,虛擬戀愛游戲的興起,單身社會的趨勢與潮流,讓渴望進入親密關系與婚姻的底層男性,更加無所適從。
如紀錄片中所呈現,全世界有超過1000萬女孩在玩虛擬戀愛游戲,迷戀網路上那種——“除了是假的,一切都很完美”的男朋友。
這些女孩里,也不乏在過濾機制下“被篩掉的剩女”,她們也因為外貌普通,家境學歷平平而受到打擊、缺少自信,只有在虛擬的戀愛游戲里,她們才感到自己被無條件地接納、欣賞和愛護。
男孩女孩們都說出了:和人相處,太累。
在紀錄片的結尾,三位學員還是沒能找到女朋友。其中一名抱怨自己不是忙于工作,就是忙于睡覺,沒有時間去談戀愛,而這就是窮人的人生。
這一句,點出了底層工人的另一個結構性難題。那名37歲的學員,則調侃自己只能去俄羅斯找老婆了。至于教練郝呢,他又針對相似的學員開始了下一輪的訓練營。
在龐大的結構面前,個體終究是渺小的。3名底層男性的擇偶困境,既不可能通過一次訓練營得到解決,也無法通過一部紀錄片得到解決。
在人類的理想里,愛情是兩個高等生物之間的生命關系,但在現實中,它卻越來越像是一場資源匹配的游戲。當市場邏輯主導了人類的情感與婚姻,真愛成為一種真正稀缺的奢侈品。
作為一部紀錄片,《戀愛游戲》當然是不能提供時代的答案,它只能呈現時代的癥狀與問題。
從片中四個底層男性的擇偶故事里,我們看到了時代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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