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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夏天,一起跨越國界的文化盜竊案震驚了文物界和學術界。
38歲美籍華裔男子Jeffrey Ying因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圖書館盜竊珍貴中國古籍而被捕。
他使用日裔姓名“Alan Fujimori”作為偽裝,從2024年12月到2025年7月期間,多次借出嚴禁外借的珍稀中文古籍,然后用精心制作的贗品歸還,真跡則被秘密轉移。
當警方在洛杉磯布倫特伍德酒店房間內搜出偽造工具和假身份證件時,一個利用文化身份進行文物盜竊的計劃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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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UCLA
身份迷霧
這起古籍盜換案的主角Jeffrey Ying,在實施盜竊過程中展現了驚人的策劃能力。
他并沒有使用自己的真實身份,而是精心構造了多個假身份來實施計劃。
他使用的化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ALan Fumimori——一個典型的日本姓氏“藤森”。
在美國的東亞學術圈,這個姓氏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日裔研究者的形象,從而降低了圖書館工作人員的戒心。
此外,他還使用了Jason Wang和Austin Chen等中文姓名,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場館借閱古籍。
這種多重身份的切換,一方面增加了作案的隱蔽性,另一方面也延長了被發現的時間。
他能夠在長達數年的時間里屢屢得手,靠的不僅是身份偽裝,還有對圖書館借閱系統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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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書館
盜竊手法
Jeffrey Ying的作案手法展現了他對古籍外觀和圖書館流程的熟悉。
他的盜換計劃包含了幾個關鍵環節,每個環節都經過精心設計。
他首先會通過UCLA的借閱系統預約珍貴的中國古籍,利用偽造的借閱證借出這些本應只能在特藏閱覽室內查閱的書籍。
得手后,他將真本帶回住所或酒店,使用高清掃描儀將書頁逐頁掃描,然后用特制的仿古紙和油墨打印出來。
偽造過程中,他不僅復制內容,還精心模仿書籍的物理特征。
比如,使用特制的工具,制造蟲蛀效果,模仿歲月留下的磨損痕跡,甚至精確復制封面、線扣和標簽的位置。
最令人驚訝的是,他連館藏編號的磨損感都保持一致。
這些仿制品外觀上如此接近珍品,如果不仔細檢查,很難分辨真偽。
歸還環節,他將仿制品放回原書盒里,由于圖書館工作人員通常只檢查封面標簽和書盒,不會逐頁核對,使得這種“信任式管理”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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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古籍
珍貴獵物
Jeffrey Ying所針對的古籍,每一本都是中國文化遺產中的瑰寶。
它們的價值不僅體現在市場估價上,更體現在學術研究和文化傳承方面。
在這些被盜的古籍中,1393年版的《唐詩品匯》是中國第一部按“初盛中晚”分期唐詩的選本,目前估值接近7萬美元。
1575年版的《集古印譜》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文人印譜之一,對于篆刻史研究來說,堪稱“活化石”。
此外,還有《御制古文淵鑒》《十竹齋書畫譜》《涉園墨萃》《密韻樓叢書》等稀世版本。
其中,《涉園墨萃》單冊估值就超過4萬美元。
這些古籍如何漂洋過海來到美國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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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藏書
這背后是一段中國文物流散的痛史。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處于戰亂時期,北京、上海的許多藏書家為避戰火,不得不將家藏典籍賤賣。
歐美采辦員趁機大量收購。
比如,美國漢學家恒慕義就在1930年代頻繁往返中國,收購了大批宋元明刻本。
僅1938年一年,就有超過5000冊中國古籍通過各種渠道流入美國。
管理漏洞
這起事件暴露了海外機構對中文古籍管理的諸多漏洞。
北美圖書館對中文古籍的保護理念和中國存在顯著差異,這客觀上導致部分海外中國古籍長期處于低優先級保護狀態。
北美圖書館更強調文獻使用價值,對稀有性的界定側重于存量而非歷史維度。
在美國圖書館協會的規定中,一本書是否被認為是善本,條件之一是在全世界存量少于5本。
這種定位和中國隊古籍文化遺產屬性的重視形成鮮明對比。
一位在國外圖書館工作的資深專家透露:“北美圖書館很多都把中文古籍當普通圖書管理。就是一幫華人館員在努力整理、搶救,如果沒有他們,可能都當廢紙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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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古籍
另一個問題是東亞圖書館在管理體系中的特殊地位。
多年來,東亞圖書館的管理者向總館強調“東亞語言的特殊性”,需要獨立收藏,形成“館內之館”。
這種獨立性雖然保障了專業性,卻也因為抵觸改革和人手不足,形成了監管盲區。
UCLA圖書館的實際操作和政策之間存在明顯差異。
按規定,特藏書籍必須在預留閱覽室查閱,且有工作人員全程陪同,但這條規則在實際操作中形同虛設。
更令人驚訝的是,ULCA近年退出的便捷借書系統,甚至無需官方身份證,僅憑一張假證就能辦理借書證。
跨國流轉
案件的調查過程揭示了盜取文物可能流向的跨國網絡,也反映了中文互聯網上對文物回歸的復雜情感。
FBI調查發現,Jeffrey Ying在每次成功盜取古籍后的數天內,就會迅速離開美國,前往香港、上海或首爾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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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上海
這種頻繁的國際旅行模式暗示,這些被盜古籍可能進入了國際文物黑市,被賣給了私人收藏家。
這類交易通常采用現金結算,不留痕跡,增加了追查難度。
案件曝光后,中文互聯網上的輿論呈現出兩極分化的態勢。
一部分網友認為,Jeffrey Ying的行為是“曲線救國”。
甚至引用孔乙己的名言“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來表達某種幸災樂禍。
這種情緒源于對中國文物大量流失海外的歷史不滿。
數據顯示,僅近代以來,中國流失海外的文物就超過1000萬件,其中古籍善本約300萬冊,多數散落于歐美高校和博物館。
另一種聲音則更為理性指出,無論動機如何,盜竊行為本身就是違法的,而且這些古籍如果流入私人手中,可能因保存不當或再次流轉而永久消失,對學術研究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近十年,隨著文物回流敘事升溫,海外中國古籍價格一路飆升。
2020年,歐洲拍賣會上兩冊未曾出現過的明代類書《永樂大典》,以640萬歐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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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永樂大典》
這種市場需求客觀上催生了黑市交易,也讓古籍盜竊有了經濟動力。
這起事件讓人回想起中國文物曲折地回歸歷史。
從古至今,文物的流失和回歸常常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
偽書《列子》的流轉歷程,展現了中國古籍傳承的復雜性。
今天我們所讀的《列子》并非戰國時期的原著,而是經過魏晉時期某人精心偽造的版本。
作偽者參考了大量古書、佛經經典和出土文獻,耗費巨大心血卻未留下姓名,可能只是出于對列御寇的喜愛。
類似的偽書案例還有古文《尚書》。
清朝康熙年間,考據學家閻若璩考訂出古文《尚書》為偽書,動搖了宋明理學的重要依據,某種程度上觸動了儒家經典的權威。
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和文化自信的提升,文物回流工作取得了顯著進展。
2024年9月,節目《帛書傳奇》啟動儀式上,首次披露了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流失到美國的重要物證——現存于美國芝加哥大學柯強檔案里的一封信。
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呼吁楚帛書盡快回歸中國。
美國加州大學教授羅泰表示,他強烈希望子彈庫楚帛書能迅速回到它們所屬的中國。
美國警方在Jeffrey Ying的酒店房間搜出了特制的仿古紙張、印有館藏編號的標簽模版和裝訂工具。
這些證據揭示了一個精心策劃的盜換計劃,但也指向了一個更深遠的問題:那些依然流落海外的中國文物,何時才能體面回家?
UCLA圖書館的書架上,那些被贗品替換的真跡空缺,無聲地訴說著文化傳承中的斷裂和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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