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資三億的華夏人文始祖園因占用黃河河道閑置10年，還能盤活嗎？

時間撥回到2011年，蘭州市雄心勃勃地籌劃一個宏大的文化地標——“華夏人文始祖園”。

項目選址在黃河之畔，要豎起近20米高的紫銅伏羲女媧雕像，還要在雕像下方建設黃河文化展示館。初衷聽上去很美：弘揚黃河文化，打造蘭州城市名片。

但誰也沒想到，這個耗資超過3億元的項目，會以一種近乎荒誕的方式，在建成的那一刻就按下了暫停鍵，一停就是十年。

如今的園區內，偶有行人走過空曠的廣場。那扇本應迎接游客的展示館大門，卻常年緊鎖。只有門口的保安，還在守著這片寂靜。

一個核心問題浮出水面：這到底是個面子工程，還是一開始就注定的程序敗筆？

答案直白得殘酷：這是一場典型的“先上車，后補票”式決策，而那張至關重要的“票”，從始至終都沒能補上。

在黃河河道上動土，和在任何其他地方搞建設，是兩套截然不同的邏輯。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更是一條桀驁不馴、懸在頭頂的“地上河”。

因此，國家為它設立了最嚴格的“守門人”——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黃委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法》《防洪法》等法律法規，在黃河干流蘭州市城區段搞建筑，必須依法報經黃委會批準——未經審批程序擅自建設的，屬于違章建筑。

很遺憾，我們的“始祖園”項目，恰恰就卡死在這個環節上。

也就是說，項目從出生起，就帶著“程序原罪”。它或許拿到了地方上的各種許可，但在決定其生死存亡的最高河道主管機關那里，它始終是一個“黑戶”。

那么，黃委會的審批，為什么如此重要，又如此難以逾越？

因為這關乎生死存亡的防洪安全。2018年，黃委會的專業報告給出了科學評估：園區的建筑物改變了河段水流形態，壓縮了過水面積。

這意味著，一旦大汛來臨，這片看似穩固的建筑群，可能自身難保，更會像河道中的一塊巨石，改變洪水流向和泥沙運動，對下游的防洪安全構成難以預料的威脅。

在黃河安全面前，任何“文化地標”的光環都得退讓。

于是，一個尷尬的局面形成了：地方投入巨資建成的項目，因為無法跨越中央層面的安全紅線，只能長期閑置。

那么，這個耗資3億的“違章建筑”，最終會走向何方？是拆是留？

從法律剛性的一面看，結局可能很嚴厲。《防洪法》寫得明白：未經批準在河道內建設妨礙行洪的工程，可責令限期拆除。

若嚴格執法，這并非沒有可能。

但從現實的復雜性看，全部拆除，意味著3億元投資徹底灰飛煙滅，無論從資產處置還是社會觀感上，都難以承受。

更可能的出路，或許是在確保防洪絕對安全的前提下，尋找一種“功能轉化”的妥協。

這不是沒有先例可循。近年來，黃委會的審批管理思路也在與時俱進。2024年以來，黃委會受理審批涉河項目時，遵循“確有必要、無法避讓、確保安全”的原則。

對于灘地生態治理、生態廊道建設這類新型項目，也在研究明確標準。

這或許為“始祖園”指明了一線生機：徹底放棄最初“封閉式文化展示館”的定位，向“開放式生態文化公園”轉型。

比如，拆除部分可能嚴重影響行洪的硬質構筑物，恢復灘地植被，將其改造為黃河防洪科普教育基地、生態觀測點，或是市民親水休閑的公共空間。

讓這個項目從一個“錯誤”，變成一個警示教育的“活教材” 和生態修復的“樣板間”。

更深層次看，“始祖園”的十年困局，是一堂代價高昂的法治課。

它暴露了一些地方在推動重大項目時，“重建設、輕程序”，“重速度、輕合規”的慣性思維。

總以為生米煮成熟飯，就能倒逼審批；總以為地方發展需求，可以凌駕于國家層面的安全規制之上。

然而，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已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今天，這種思維已經徹底行不通了。

黃河的生態紅線和安全底線，是不可觸碰的高壓線。

“始祖園”就像一面鏡子，照見了沖動的代價，也映出了依法行政的必要性。

它警示后來者：任何宏大的敘事，都必須構筑在法治的基石之上；任何美好的初衷，都不能成為繞過法定程序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