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條、殘片和眉批也“大有學問”

（來源：光明日報）

轉自：光明日報

“1935年巴金《家》手稿”中的繪畫于非正文稿中的一頁 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冰心藏書中的蕭乾作品《夢之谷》，扉頁有蕭乾題贈 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茅盾藏書中的李季《五月端陽》，書中留有茅盾眉批 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原師陀作品手稿中的廢棄待編部分中的一頁 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楊朔《三千里江山》修訂稿中夾帶的部分疑問條 中國現代文學館供圖

【作家手稿觀察】

那些沉睡在故紙堆中的作家手稿，猶如未經雕琢的璞玉，唯有研究者以新視角、新方法、新思路加以審視，才能揭示其深層價值。

手稿研究作為文學研究、歷史學、文獻學的重要分支，歷來是學者關注的焦點。尤其是近些年來在文學領域掀起“手稿熱”。傳統手稿學研究多集中于名家手稿的鑒定、斷代與文本分析。然而，隨著學術視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尤其是國內手稿收藏機構陸續影印一批手稿資料與推出一批研究成果，館員群體在業務工作與學術研究中打破原有的思維慣性與路徑依賴，開始從專注主體到關注邊緣、從看重定稿到重視過程、從單向閱讀到互動解讀進行轉變。這使得手稿研究從單純的文本研究轉向更為綜合的文化實踐研究。

手稿中的附屬：被忽視的文獻價值

手稿中的附屬部分，包括前言、后記、注釋、附錄，以及夾帶的小紙片等，往往承載著文本生成與流傳的重要信息。然而在長期館藏業務實踐中，館員們只關注手稿正文本身，對附屬文獻則往往不進行單獨著錄，甚至為了保持手稿正文的獨立性而將之清除，導致這些內容長期以來被學界視為次要材料，很少受到系統關注。

在一些手稿的封面或封底內頁，經常可以見到藏家或讀者粘貼的剪報、筆記或個人信函，還有那些被裝訂在書頁間的零散紙片。這些可能只是作者隨手記下的靈感片段，或者是前一位讀者留下的標記，雖然與正文內容無直接關聯，卻能夠揭示這部書稿的創作過程、收藏歷程、流傳軌跡，以及不同時代讀者對它的理解。看似雜亂無章的內容，往往是我們理解文本生成過程的關鍵線索。

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館藏中，我們經常發現作者或讀者夾入的手寫便條。如楊朔《三千里江山》修訂手稿中，就有多張夾入的便條，上面記錄作者在修訂過程中關于小說情節的“自問自答”，這些附屬材料為了解《三千里江山》的修改提供第一手資料。

對于手稿中的附屬部分，研究者應當樹立“關注邊緣”的研究理念，采用“整體研究”的研究方法。“關注邊緣”是對傳統手稿的研究邊界的拓展，有助于構建更加豐富多元的歷史圖景。將主體文本與附屬材料視為一個有機整體進行考察，能夠避免傳統手稿學研究中的碎片化現象，使我們可以更加全面地理解手稿的文化意義和歷史價值。

廢紙上的留痕：歷史碎片的重構價值

廢紙上的留痕包括手稿背面、頁邊空白處，乃至殘片上的文字、涂鴉和印跡。這些被傳統研究忽視的“邊角料”，往往蘊含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可以為我們提供獨特的歷史視角和文本解讀途徑。

在資源匱乏的年代，重復利用紙張是常見做法。許多手稿的背面可能寫著與正面完全無關的內容，這些“隱藏”的文本往往是官方文檔、私人信函甚至是市場清單。如桐鄉市檔案館所藏《茅盾珍檔》中就有相當一批手稿是日常生活記錄、個人隨筆，寫在一些廢棄稿紙上，如廢舊的雜志、公文、臺歷紙背面等，這些看似隨意的內容，其實是了解當時社會生活的一手材料，如同歷史的“潛文本”，默默記錄著生活細節。

在收藏界有個專有名詞叫“錦灰堆”，起源于元代文人雅士的書齋遣興，以殘破廢棄拼貼為主，實現殘片錯落堆疊，營造“打翻字紙簍”式的混沌美學。現當代作家繼承與延續這一傳統，尤其是在“打翻字紙簍”方面較為凸顯。

很多捐贈的手稿中，都常附屬一些廢舊稿紙，用來謄抄語句、繪畫場景、羅列修改方向、進行再創作等，從形態上往往是經過褶皺、揉搓的紙張殘片，給人一種“團成紙團”丟入廢紙簍后又重新撿拾回來的感覺。因為這些對作者來講具有一定的意義，所以就與手稿放置在一起，有的經過再次處理更替為新的稿紙或者被加入手稿之中，有的則因為時間久遠被遺忘，依然保留著當初的樣子。如中國現代文學館藏師陀作品手稿，附屬一批沒有名字、沒頭沒尾、沒有時間、沒有落款的手稿，文字內容連貫、情節銜接順暢、結構合理，后經過考證為師陀小說《爭斗》的未完成手稿。

廢紙上的痕跡生動展現作者的思考過程和創作思路的變化。那些隨意涂鴉和看似無意識的筆跡，可能是作者在思考時無意間畫下的符號或寫下的詞語，反映作者的潛意識活動和思維狀態。如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手稿庫所藏“1935年巴金《家》手稿”中留有巴金成都家的地理草圖、覺新年譜、《家》中主要人物的輩分表、行花酒令宴席的座次表等，可以說是一份珍貴的寫作“備忘錄”。

對于廢紙上的留痕，研究者應當樹立“重視過程”的研究理念。傳統手稿研究多靜態地考察定稿，而新的研究動向強調動態關注手稿形成過程。廢紙上的留痕和文本的修改痕跡，為研究者提供追蹤文本演化軌跡的可能。這種方法將手稿視為一個動態生成過程的記錄。通過分析各種修改、涂抹和增補痕跡，研究者能夠重建作者的思考過程和創作心理，從而更加深入地理解文本。研究廢紙上的留痕，需要研究者具備跨學科的知識背景和敏銳的觀察力。

藏書中的眉批：讀者與文本的對話痕跡

藏書中的眉批、旁注和標記，是手稿研究中另一個值得深入探索的新方向。一般情況下藏者往往是讀者，在作家群體里還常常出現藏者、作者、讀者是一個人的情況。這些由讀者留下的痕跡，記錄讀者與文本之間的對話，是了解文本接受史和閱讀史的珍貴材料。

作家藏書中常常留有很多痕跡，具體表現為“藏者有題跋，作者有簽贈，閱者有批注”，一本書搭建“藏者—讀者—作者”的橋梁。其中藏者題跋往往被視為手稿，如國家圖書館藏周作人所藏一百余本扉頁留有題記的古籍，作為“知堂題記”被納入手稿范疇。雖然由于有作者簽贈的情況沒有視其為手稿，但是在業務處理時也區別于一般藏書，如中國現代文學館唐弢藏書中的簽名本，因為“量大質優字多”，也作為手稿進行管理與研究。簽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為書信的一種特殊方式，有的扉頁題贈本身就是一封“書信”。如中國現代文學館冰心藏書中就有多本蕭乾題贈冰心的作品，圖書扉頁經常留有大段贈言，與一封書信無異。

題跋與簽贈常有落款，來源較為明確，而眉批往往出現在書內文字旁，沒有專門的落款，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讀者留下的，然而閱書者何人，難以“一目了然”，其考證往往需要費一些功夫。如丁玲藏書中，有一本書作者是蕭乾，留有眉批，是否為丁玲購買的舊書本身就有眉批，還是丁玲讀了之后留下的眉批，抑或蕭乾將自己做了眉批后的書作為紀念性禮品贈予丁玲，這需要進行一番考證，需要通過公藏背書、二重證據、字跡比對、口述咨詢等方式展開比對確認。考證與挖掘的過程本身就帶有學術研究的意味。目前已經有研究明確將眉批納入手稿范疇，如《錢學森手稿整理與研究（1955～2009）》就將錢學森手稿分為“批注、文稿、書信、筆記”四個方面，分門別類地進行整理與研究。

眉批的內容豐富多樣，有的是對文本內容的評價，有的是對作者觀點的呼應或批評，還有的是讀者的即興發揮。這些不同時期的批注共同構成一個多維的對話空間，展現這一經典著作在不同時代的接受與解讀情況。在文學理論與批評領域，眉批甚至是先于手稿出現的祖本，讀者在閱讀作品的時候有了評論的靈感，于是為了不打斷閱讀的節奏，選擇在圖書的文字旁、空白處撰寫閱讀的體會與評論，邊讀邊寫，讀完后再將眉批整理形成手稿。如茅盾藏書中有一本李季的《五月端陽》就留有茅盾的諸多眉批，其眉批內容與后續撰寫并發表的文論中關于李季作品的評論段落基本一致，呈現出“閱讀—眉批—手寫稿—打印稿—出版物”的文論生成鏈條。

對藏書中的眉批，研究者應當樹立“互動性”的研究理念。藏書中的眉批和不同讀者的注釋，體現一種跨越時空的對話。研究者需要敏銳地捕捉這種互動，分析不同批注之間的關系，以及批注與主體文本、后續文本之間的互文關系。這種方法不再將手稿視為單一作者的產品，而是將其看作一個多方參與的交流平臺，從而揭示更加豐富的文化內涵。

“強調互動”的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將目光從作者中心轉向讀者中心，關注文本的接受史而不僅僅是創作史。這種轉變不僅拓展了研究材料的范圍，更重要的是帶來一種更加多元化的研究視角，要關注名家對自身作品的批注，也要重視作為讀者對他人作品的留言。這些看似隨意的眉批，構成一部生動的閱讀史，反映不同時代不同讀者的思想世界。

手稿中的每一個痕跡都是歷史的聲音。唯有關注這些聲音，我們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過去，更加深刻地把握現在，這正是手稿研究的根本意義所在。然而，也需要注意到這些研究方向面臨的挑戰，比如如何建立系統的理論框架和方法體系，如何平衡新材料與傳統研究的關系等，這些問題需要學界共同努力解決。未來研究應當在創新與傳統之間保持審慎態度，在拓寬視野的同時牢記手稿研究的基本宗旨，這樣才能使手稿研究這一傳統研究煥發新的活力。

（作者：姚明，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