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連收3條噩耗，日議員要撇開首相訪華，中日爭端或迎新變數？

原本想靠和中方拖延蒙混過關，沒想到在短短一天時間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連收三條“噩耗”，打亂了日本政府的節奏。國內亂成一鍋粥，日本議員團體和首相劃清界限要訪華，加上國內鋼鐵廠“大爆炸”；已經有媒體預測高市挺不過這一波，中日這場爭端或迎新變數？

中方表態升級

11月30日，中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在《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再度明確批評其言論對中日關系基礎的破壞。與此前表態不同，此次中方除要求撤回錯誤言論外，進一步提出高市政府需以實際政策“認錯糾錯”，將外交立場的訴求轉化為對日本政府施政的具體要求。

這一立場升級背后，是高市內閣長期的消極應對策略。在發表“臺灣有事可能視為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等言論后，高市始終拒絕正面回應中方關切，反而通過一系列動作加劇地區緊張。

日本在靠近臺海的西南諸島部署遠程導彈系統，向菲律賓出口先進防空武器，這些被外界解讀為“以行動規避表態”的做法，讓中方意識到單純的言論約束已無法扭轉局勢，必須推動政策層面的糾偏。日本外交界人士分析，中方的升級表態意味著修復關系的門檻顯著提高，拖延策略的成本正持續累積。

從“反言論”到“要下臺”

12月1日前后，日本全國范圍內的抗議活動呈現爆發式蔓延，從沖繩到熊本，從東京到札幌，十余座城市陸續出現規模不等的集會游行。與此前聚焦“撤回涉臺言論”的訴求不同，此次抗議的核心訴求已明確轉向“高市下臺”“拒絕戰爭風險”，顯示民眾對政府外交路線的不滿已轉化為執政合法性的質疑。

東京鬧市區的抗議現場，上千名民眾頭戴印有“反戰”字樣的標識，舉著“勿將日本拖入戰場”的標語穿行街頭。一名參與游行的東京市民表示，高市的言論看似強硬，實則是將日本置于與超級大國沖突的風險中，“一旦發生沖突，最先遭殃的是普通民眾”。

這種焦慮在戰略敏感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沖繩居民的抗議活動中，“決策在東京，風險在沖繩”的口號反復出現。當地承載了日本70%以上的美軍設施，民眾擔憂政府的激進路線會讓沖繩再次淪為“沖突前線”，相關話題在社交媒體上引發“還我邊野古海域”的熱議。

熊本市的集會更是打破當地紀錄，數百名不同年齡層民眾聚集，一名參與者直言，民生問題嚴峻之際，政府卻將資源投入擴軍，這樣的執政者已失去信任。

產業事故沖擊

12月1日凌晨，日本室蘭市的日本制鐵煉鐵廠突發爆炸事故，現場救援與事故原因調查同步展開。盡管官方尚未公布具體損失，但這起工業事故在特殊節點引發的連鎖反應遠超事件本身。日本鋼鐵產業曾是戰后經濟復蘇的核心引擎，巔峰時期占據全球鋼鐵出口市場的四成份額，而室蘭工廠作為日本制鐵的核心生產基地，其產能波動直接影響全球鋼鐵供應鏈。

近年來，日本鋼鐵產業已陷入多重困境。中國鋼鐵產業的技術升級與產能優化，讓日本在高端鋼材市場的份額從2010年的28%降至2024年的15%。為尋求突破，新日鐵今年曾計劃收購美國鋼鐵公司，試圖借助北美市場實現轉型，最終因美國政府的貿易保護政策未能成行。

此次爆炸事故發生時，恰逢中日貿易摩擦加劇，日本鋼鐵對華出口同比已下降12%。日本經濟產業省的內部評估顯示，若工廠停工超過一周，將導致汽車用特種鋼材供應短缺，進一步拖累本就疲軟的汽車出口業，而汽車與鋼鐵作為日本兩大出口支柱，其聯動下滑可能讓經濟復蘇陷入停滯。

議員獨立訪華

與民眾抗議、產業事故同時傳來的，是日本跨黨派“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計劃訪華的消息。這一由自民黨、立憲民主黨等多黨派議員組成的團體，已正式向中方提出訪問申請，核心議題為交涉高市早苗的錯誤言論引發的外交危機。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訪問并非中方主動邀請，完全由日方議員發起，被日本媒體解讀為與政府外交路線的“公開切割”。

這一“切割”背后是日本政壇的深層分歧。過去半個月，以野田佳彥為首的在野黨多次在國會質詢中要求高市澄清涉臺立場，自民黨內部也出現裂痕，前首相石破茂三次公開質疑其外交政策，均未獲回應。

經濟壓力成為推動議員行動的關鍵動力，共同社數據顯示，受中日關系降溫影響，日本11月對華出口同比下降9.3%，半導體、汽車零部件等關鍵產業訂單流失嚴重，商界對政府的不滿已傳導至政壇。議員聯盟干事長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民間交流與經濟合作不能因政治分歧停滯，必須為緩和局勢尋找出路”。

但這一嘗試的效果仍存疑。日本外交研究所專家指出，中方已明確將高市本人撤回言論并道歉作為修復關系的前提，議員訪華雖能傳遞民間與部分政壇的善意，卻無法替代政府核心立場的轉變。此前日本官房長官曾試圖以“非正式溝通”緩和局勢，卻因缺乏首相授權而無果，顯示中方對交涉層級的明確要求。

高市政權的雙重“生死坎”

多重危機疊加下，高市早苗的執政地位已岌岌可危，兩大關鍵節點將決定其政治命運。首個“坎”是21.3萬億日元經濟刺激預算案的審議。這一包含17.7萬億日元補充預算的方案，創疫情以來新高，依賴國債發行支撐，卻因缺乏民生保障措施遭到在野黨強烈反對。

立憲民主黨已明確表示將聯合其他黨派否決該預算，若審議失敗，高市可能面臨“政策失能”的信任危機，甚至引咎辭職。

第二個“坎”來自執政聯盟的穩定性。此前日本維新會已以“議員席位改革談判無果”為由發出退出警告，當前的多重危機讓這一威脅更趨現實。

數據顯示，自民黨與維新會的聯合席位僅比半數多12席，若維新會退出，高市內閣將失去國會控制權，可能觸發彈劾程序。更值得警惕的是，自民黨內部的麻生派已開始暗中布局，干事長鈴木俊一近期頻繁與地方支部溝通，被解讀為為“后高市時代”儲備政治資源。

對于中日關系而言，高市政權的動蕩可能帶來兩種走向：若其因危機下臺，新政權可能調整外交路線，為爭端緩和提供契機；若其強行維持政權，可能通過更激進的外部動作轉移矛盾，加劇地區緊張。當前的日本政壇，正處于外交路線與政權更迭的雙重十字路口，而這一選擇將深刻影響中日關系的未來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