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打仗“先登”死亡率極高，士兵明知必死，為何還搶著上？

"先登"這一軍事術語，特指在攻城作戰中，第一個踏上敵方城墻或突破城防工事的士兵，他們如同鋒利的刀尖，直接刺入敵軍最堅固的防御體系。

先登行為，不僅是個人武勇的展現，更是對戰局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關鍵行動。

先登者的成功，往往意味著攻城戰的轉折點，當第一個士兵的身影出現在城頭，守軍的心理防線會遭受沉重打擊，而己方士氣則會瞬間沸騰。

故而，先登者為后續部隊打開的不僅是物理空間，更是心理上的突破口，這種杠桿效應使得先登行為，成為古代戰爭中四大軍功之一。

自古，一將功成萬骨枯，軍功并不是好拿的。如果說上戰場打仗是"九死一生" ，那先登者的命運往往是有死無生。

要知道，古代守城士兵依靠城池，對于攻城一方具有絕對的優勢，要想堂堂正正攻下一座重兵把守的城池，攻方是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因此歷來攻城戰，大多是配合心理戰，間諜戰、陰謀陽謀等進行的。對于攻城的士兵而言，一旦對方決定死守，那便只能選擇強攻了。

古代城墻多采用磚石結構，表面光滑陡峭，攻城士兵需依靠云梯攀爬，在這個進攻過程中，將要面對守城方十余種專門針對登城士兵的殺傷手段。

從簡單的石塊到復雜的 "懸脾"（可升降的防御裝置），城墻上密集的箭矢如蝗蟲般襲來，礌石與滾木從高空呼嘯而下，滾燙的油水順著城墻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多數士兵都會成為炮灰，即使有些人踩著同伴的尸體成功攀上城頭，成為先登者，也會立刻陷入敵軍的圍攻，成為眾矢之的。

史料記載顯示，先登士兵的傷亡率極高，在許多慘烈的攻城戰中甚至全員陣亡。

在死亡率如此之高的情況下，仍有士兵前赴后繼地爭當先登，其核心驅動力源自古代軍功制度下的巨額獎賞。

《韓非子?內儲說上》明確記載，春秋時期先登者可獲 "國大夫" 爵位及 "上田上宅" 的賞賜，這對于普通士兵而言已是翻天覆地的改變。

到了漢代，先登獎賞體系更加完善，不僅有爵位晉升，還配套田地、宅院、奴仆等經濟待遇，甚至包括免稅特權和見官不拜的政治禮遇，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階級躍升通道。

這種跨越階層的躍升在和平時期是普通百姓難以想象的，歷史上諸多名將的發跡史都印證了先登獎賞的改變力量。

樊噲從市井屠夫到舞陽侯的蛻變，源于他在戰場上創下的 8 次先登記錄；樂進從普通士兵成長為曹操麾下 "五子良將" 之一，憑借的正是 4 次先登之功積累的資本。

這世上正常人沒有不怕死的，但這些先登成功的豐厚獎賞，為普通士兵提供了最直接的激勵，即使只有極低的生存機會，一旦成功，整個家族的命運都將徹底改變。

正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就算自己戰死了，也能為家庭博取朝廷的恩賜，這才讓他們決定放手一搏。

楚漢爭霸時，十面埋伏項羽身邊沒幾個人了，但還是殺的漢軍心驚膽戰。可劉邦說殺了霸王的封侯，因此漢軍大頭兵前赴后繼的向前沖殺，被項羽殺了百余人后，五個人把自刎的霸王分了。楊喜搶了一塊，才有了弘農楊氏的千年風光。

軍功獎賞之外，古代軍隊的嚴厲軍法構成了另一重驅動力。雖然 "督戰隊" 之名未見于史冊，但監軍制度實際上承擔了類似職能。

《新唐書》記載的監軍 "自置親兵千人"，其核心作用就是監督軍隊作戰。軍法無情，一旦下達了作戰命令，那必有相應的軍法約束部隊。

"臨陣，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后隊斬前隊"，這種殘酷的連坐制度將士兵置于 "向前可能死，后退必然死" 的絕境。

在冷兵器時代的戰場上，心理壓迫往往比武器更有效。當退路被徹底斷絕，士兵們只剩下奮勇向前一條生路。這種 "置之死地而后生" 的戰術，本質上是通過剝奪士兵的選擇權來激發戰斗力。

對于普通士兵而言，先登雖然危險，但至少存在建功立業的可能；而退縮的后果不僅是自身被處決，還可能連累家人。

往前沖上去，也許能活，就算不能活，登上城樓也有功，家庭可以得到獎賞，兩害相權取其輕，使得許多士兵在絕望中選擇爭當先登。

古代社會的階層固化，使得從軍成為底層民眾為數不多的上升通道。對于掙扎在溫飽線上的平民而言，和平時期的茍且偷生未必能換來安穩，而亂世中的奮勇搏殺反而可能帶來改變命運的機遇。

這種現實考量構成了先登行為的深層社會心理基礎 —— 既然橫豎都是冒險，不如選擇回報更高的方式。

戰場上的群體心理效應進一步強化了士兵的勇氣。當戰鼓震天、殺聲動地，個體的恐懼會被集體意志所消解。

看著身邊的同袍奮勇向前，膽怯后退反而死得更快更窩囊。

古代戰爭中，首登重賞為士兵提供了一條清晰可見的階級躍升通道，即使成功率極低，也足以讓無數人甘愿冒險。

軍法的嚴厲則從反面壓縮了士兵的選擇空間，使得先登成為 "向死而生" 的無奈選擇。

在這種背景下，才出現士兵明知必死，還搶著上的情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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