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箏》中的“鬼子六”鄭耀先勉強能找到歷史原型,而且還能找到兩三個,山城地下黨負責人袁農的歷史原型是誰,可就不好找了。
袁農向影子韓冰講述他從渣滓洞“脫險”的過程:“我一直領導山城的地下黨工作,1947年6月凌晨,敵人大搜捕,我也未能免遭此劫。1949年11月27日,特務以辦移交為名,將渣滓洞看守所的犯人,全部集中在樓下的八個牢房里,他們關上牢門,用機槍瘋狂地掃射,然后又把牢門打開一一補槍,特務們澆上汽油,縱火焚燒。我被中槍犧牲的同志壓在下面,僥幸躲過補槍,我從尸體堆里爬出來,然后從斷墻突圍,三天以后,山城也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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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農講述的過程至少有兩個漏洞,睿智的讀者諸君當然都能看出來,筆者多解釋就是對大家的不尊重了,咱們今天要聊的話題,就是袁農在重慶北保密局突圍抓捕后并沒有自殺,為什么在解放后被逮捕就不想活了?
袁農的歷史原型是誰?他被捕后有沒有叛變?如果拿這兩個問題去問曾任軍統局總務處長的沈醉、曾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兼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的徐遠舉,或者問曾任軍統局息烽監獄少將主任、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兼督察主任的周養浩,他們肯定會笑得很陰險。
那所謂的“軍統三劍客”,自然是沒看過電視劇《風箏》的,但他們跟重慶地下黨書記和副書記,卻比較“熟悉”。
山城就是重慶,不管袁農是重慶地下黨的一把手還是二把手,都確實是被徐遠舉逮捕的,為此周養浩還與徐遠舉鬧得不可開交,毛人鳳自己勸不了,還把已經在云南當站長的沈醉召回重慶做和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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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在《人鬼之間·徐遠舉的特務生涯》中回憶:“徐徐遠舉竟把重慶市委書記劉國定抓到了,這個市委書記竟也是一個軟骨頭,稍受威脅,立即叛變。他這一叛變,一下就交出一大批中共地下黨黨員來。更有一個市委副書記冉益智,也和劉國定一樣,被捕后,稍經威脅,又看到他的上級書記已叛變,也就跟著叛變了,前后被捕的地下黨員達一百三十多人,除其中二十余人被釋放脫險外,絕大多數是忠貞不屈被分批殺害了,還有一些人于1949年11月27日在重慶屠殺中遇害。”
不管袁農是重慶地下黨哪個級別的領導,都會是特務重點關注的對象,只要他不叛變,就一定會被單獨或跟幾位同樣重量級的人物一同“驗明正身”殺害。
袁農在渣滓洞似乎沒有受到酷刑折磨,臉上也沒有火燒的傷痕,這是很值得懷疑的地方,而且他對“假影子”江萬朝的“保護”也十分反常,局長陳國華沒有懷疑袁農,也不能說是失職——袁農在回歸隊伍后,對袁農回歸后的審查并不是陳國華負責的,袁農不知怎么就在嚴格的審查中過了關,要不然也不能進入公安局工作。
袁農或許能解釋清楚他為何能從渣滓洞槍林彈雨和烈火焚燒中脫身,但他對韓冰的“一往情深”,就不符合一個公安戰士應有的品德了:袁農“娶”韓冰,不但是軟硬兼施,而且還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如果韓冰不是因為被宮庶“綁架”并受到審查、調離、勞改,她是絕不會嫁給袁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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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農在“運動”中被抓,其實并不完全冤枉,因為他嚴重違反了組織紀律,居然帶著屬于絕密的大三線建設計劃,喝得爛醉如泥地去見韓冰,而且還“醉倒”在韓冰床上。
袁農在公安局的職務,是主任或副政委,他拿大三線建設文件干什么?又為什么帶著那么重要的文件喝酒?見韓冰為什么白天不去偏要在夜里去?那份重要文件,即使不被泄露,豈不是要在袁農的皮包里過夜?
僅憑這一重大泄密事件,袁農脫制服都是輕的,所以調查人員那番話也是有理有據的:“就是在那次大屠殺之夜,你在監獄中的逃脫經歷,構成了檔案中不完整不清晰的幾點。大屠殺中你成了唯一的幸存者,而同志們都犧牲了,所以組織上完全有必要調查此次竊走你公文包里文件的事件性質和你本人。你是投身革命多年的老干部,解放以前從事地下黨工作,最該了解保密條例和組織紀律。另外有干部和群眾反映,你包庇勞教人員,利用職權之便,給自己的老婆恢復工作,這里面有沒有徇私情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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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農的辯解蒼白無力且令人齒冷:“她不是我老婆,我們早就離婚了!”
調查人員毫不客氣地揭穿:“也存在這樣的說法,你隱瞞,你是假離婚,搞迂回戰術!”
不管袁農是否冤枉,他的垮臺,都讓韓冰徹底離開了重慶公安局而回到了勞改農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避免了更重大的損失——不但袁農對韓冰毫無戒心,就連陳國華也對韓冰比較信任,馬小五甚至拿韓冰當榜樣,如果韓冰繼續留在公安局,即使僅為后勤人員,也依然有機會竊取情報甚至搞破壞。
袁農在接韓冰出勞改農場回公安局的途中,在坐在吉普車上聊鄭耀先:“每次叫他周志乾,我這心里頭都有一種說不出的別扭,他是什么人,別人不知道,我還能不知道嗎?1947年5月底,我所在的地下聯絡站絳軒茶樓突然接到一份密報,說國民黨要在六月一日凌晨,對川渝兩地的共產黨進行大搜捕,我也在名單上,讓我馬上撤離山城。送密報的那個人,用的是死投的情報傳遞方式,只見情報不見面,可對方自稱自己為陸漢卿的茶友,當時老陸已經犧牲,他的茶友,不是風箏還能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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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冰已經覺察到異常,馬上追問:“他為什么給你送情報?”
公安局高級干部袁農面對的是剛解除勞改,還沒有公安后勤工作的韓冰,又是竹筒倒豆子:“他一定是想通過這個行為,獲得一種假象,想重新獲得組織對他的信任,繼而潛伏在革命的陣營,繼續他為國民黨反動派賣命的勾當。”
以韓冰的敏銳,當然能捕捉到袁農那番話的真實含義:風箏,就是陸漢卿的朋友、軍統六哥鄭耀先——軍統和中統都知道鄭耀先和陸漢卿關系比較密切,袁農等于坐實了鄭耀先的潛伏者身份。
袁農為什么要對韓冰說這番話,以及在重慶時為什么要違背組織紀律向延安發報求證風箏身份,這些問題讀者諸君肯定也會有疑問:袁農做的這一切,豈不正是韓冰想做而做不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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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農第一次被捕是怎么逃出來的?第二次被捕是否冤枉?這兩個問題,估計連沈醉和徐遠舉、周養浩也回答不了,但我們還有更深刻的問題:袁農兩次被捕,第一次沒有自殺,第二次怎么就不想活了?
袁農沒有死在渣滓洞,卻死在了比較不可說的地方,這正合了當年毛人鳳把叛徒留下來的險惡用心。沈醉在《軍統內幕·軍統特務頭子戴笠的繼承人毛人鳳·對待叛徒的手段》中記載了毛人鳳的原話:“共產黨再抓到他們,一定要算這筆賬,很有可能被殺掉。這時我們可以大肆宣傳,我們都不殺的人,被共產黨殺掉了。這是最好的材料,他們的親友也會對此產生很大反感,認為我們還要好得多。如果這些人沒有被殺而又重新得到共產黨的信任給予工作,那便證明他們在許多問題上有了隱瞞。那時我們再派人去找他們聯系,如果不肯干的話,便可以威脅他們,寧可同歸于盡。”
袁農的自殺,可能是懼怕挨打,也可能對前途絕望,讀者諸君可以試想一下:這樣的人,能否在軍統(保密局)的酷刑之下堅強不屈?他為何帶著絕密文件在喝醉后去見韓冰?他第一次被捕“逃”了出來,第二次基本沒有死亡風險,卻為什么自己不想活了?這三個疑點,恐怕睿智的讀者諸君也解釋不清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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