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大司馬版中國史綱｜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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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桓大司馬

這篇文章是昨天的文章的一部分，因為昨天的題目是感言性質，有一些朋友可能沒有來看，所以今天單獨摘出來，再增補了一點內容，跟大家交流。

桓大司馬鎮樓

文史宴發文多達十年，許多中途關注的用戶因為對我們以往發過哪些文章不了解，容易產生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比如既有人說我們皇漢也有人說我們滿遺，而這兩個概念壓根是無法共存的，所以大司馬認為有必要給大家從總體上介紹一下我們的史觀，在一些領域尤其要澄清誤會。

我們對國家、王朝評價的主要標準，在基層是民生水平，在高層是文化發展高度，如果二者不錯（或者至少跟周邊其他勢力比不錯），那軍事就是一個好國家必要的保障，所以這種情況下軍事水平也應作為重要的評價標準，比如羅馬軍團就是羅馬共和國的榮耀，北府軍也是東晉的榮耀；反之，如果二者很差勁，那軍事就是助紂為虐的幫兇，軍事能力越強作惡越大，“戰無不勝”就是減分項而非加分項，比如秦國的半獸人軍隊和朱元璋的邪教獸軍，就是邪惡制度落地的罪魁禍首。關于評價標準的詳細討論請看大司馬此文：

基于這樣的評價標準，我們既不是皇漢，也不是狼圖騰愛好者。漢族政權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壞，少民政權同樣不一定好也不一定壞，具體根據其制度和心術來判定其優劣。比如五胡之中，同為少民，鮮卑慕容氏的政治就優于鮮卑拓跋氏和前秦苻氏，而漢人政權東晉南朝的政治則優于少民政權十六國北朝；宋朝的對手之中，少民建立的遼、元就遠優于少民建立的西夏、金，甚或還優于漢人建立的宋朝，而漢人建立宋朝又勝過少民建立的比較垃圾的西夏、金；元作為出色的少民王朝，既優于漢人建立的垃圾王朝明朝，也優于少民建立的垃圾王朝清朝。當然，漢族作為主體民族，有可能率先完成民族國家的突破（那之后是否要統治其他地區都好說），在評價標準里可以高看一眼，但不能太過。

同樣基于這樣的評價標準，我們既不是歐洲中心論，也不是中華上國論。中國文明在軸心時代結出的碩果之中，原始儒教（僅限孔孟，后來的都被法家污染了）的潛力極大，與希臘、羅馬相比也不遑多讓，所以對孔孟我們充滿敬意，尊崇備至，對于極大地提升中國文明的佛教，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培植社會元氣的道教也都頗具理解之同情。同時法家打造的秦式的政治制度卻極端惡劣，不但面對希羅正脈望塵莫及，就是跟中東帝國、草原帝國、印度諸帝國相比也差距明顯，所以對秦制我們自然就不會有一句好話，只會有嚴厲的批判和羞辱。總結起來，從儒釋道對政治的建構來看，華夏文明與歐洲大同小異，小異之處正好互補，而前途高于中東文明融合之后的代表伊斯蘭文明；從法家秦制的角度看，則中式帝國被全球主流文明甩出甚遠，只有在秦制松動的時候才能拉近差距，可以說法家秦制極大地拉低了華夏文明的上限和下限。可參看大司馬此文的詳細討論：

原理講完了，大司馬簡單總結一下對中國歷朝歷代的看法，兼顧這些朝代在同時期世界歷史中的位置。

史前時代，兩河流域因為地處各種人群交流的十字路口，社會發展迅速，巫師面臨新興的商人勢力的挑戰，而中國因為僻處一隅，薩滿巫師特別強大，所以七八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在物質水平極低的條件下，掌控的人口竟然跟兩河流域高度發達的城市雛形歐貝德文化近似（5000~6000人），巫師對人民的掌控力極強。關于石器時代東西方的分野，請參看大司馬此文：

但如果僅僅這樣，跟日本、朝鮮等僻處東方一隅的其他文明體差別不會太大，但中國雖然跟兩河流域文化及其輻射區（西到東歐、東到印度）交流不暢，卻又沒有完全阻隔（朝鮮和日本早期接近于被完全隔開），總有一些本地部落學習了西方的先進技術之后，對原來自然生發的真·華夏文明（良渚文化為代表的神權為主軍事為輔的組織模式，與日本天皇時代結構近似）進行全面征服和清洗，商（學習了馴馬和馬車）、周（學習了新式馬車）就是這些二鬼子的代表。因為史前就被徹底征服了兩次，所以中國文明從早期開始，政治管控度在各文明中獨占鰲頭，周天子對野人的控制已經超過歐洲中世紀王國和波斯-阿拉伯帝國對其平民的控制，所以真實的“三代之治”雖然比秦制要強不少，但在全球史的角度來看成色其實是很低的，其文明成就與西方系統中墊底的古埃及也無法相比。關于周朝對社會的嚴厲管控，參看大司馬此文：

到了西周滅亡，中國社會發生了兩大變化，從社會層面來說，西周的對社會的嚴厲管控（與秦制的區別是統治者多頭，彼此存在一定競爭）失效，社會被政治解綁，商業文化開始活躍和繁榮，從政治層面來說，雖然土鱉但仍保持底線的西周貴族共和＋列國體制，因為各諸侯國高層的殘酷內斗和諸侯國之間的瘋狂兼并而失效，政治走向一元化。儒教是前者結出來的碩果，孔子雖然推崇“三代之治”尤其是周制，但其實是舊瓶裝新酒，儒教（僅限孔孟）的上限遠遠地高于周制，可以跟現代直接接榫，前途無量；法家則是后者結出來的苦果，主張為了國君的安穩，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毀滅。遺憾的是，因為社會過于原始，以法家為代表的去商業化的征發體系，戰勝了儒教“先富后教”培植民間元氣再協商組成大共同體的健康模式，秦皇漢武完成了法家在政治面和社會面落地，華夏的政治文明至此不幸淪落到全球墊底的格局，但漢武帝對儒教的利用雖然劣化了儒教，儒教卻也在秦漢體制的內部開了后門，令這套極端惡劣的體制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走向松動。關于儒教的杰出，請參看大司馬此文：

基于以上敘事，秦和西漢是極其垃圾的王朝（無論與前后的王朝對比，或是與同時期世界其他文明對比），人間魔國。東漢因為地方豪族的實力成長和意識形態上的儒化，帝國宰割社會的能力削弱，開始逐漸改善，三國雖然短時間內因為軍爭加強了對民間的控制，但基于列國競爭體制，總體上仍然削弱了秦制。兩晉南北朝的歷史發展則分為兩條線，一條是十六國北朝，總體上因為異族征服和軍事掌控體制，與秦漢更為近似，另一條是東晉南朝，延續東漢和東吳以來社會被政治解綁的向好變化，經濟發達、文化繁榮、民生提振、觀念轉型，是中國文明的希望所在，不過，即使是十六國北朝，因為部落的軍事民主制、列國競爭體系以及北族對域外先進文明的引進，仍然優于秦和西漢這樣的人間魔國，而十六國北朝之所以不及東晉南朝，除了異族征服帶來的軍事支配因素之外，也跟北方士族株守儒法混合之漢魏舊學吸收的秦漢成分比較多有關 （南朝則早已轉向自由度較高的儒玄佛混合之新學） ，秦漢舊制摧毀了五胡內部上限雖不高下限卻不低的軍事民主制，劣化了五胡的政治，從這個角度來看五胡亂華的進程同時也是華亂五胡的進程。關于東晉南朝的優越性，請參看大司馬與胡阿祥老師交流后撰寫的此文：

比較遺憾的是，南北朝的并立，最終由秦制化程度最高的西魏北周，消滅了政治混亂但社會繁榮的東魏北齊和文明天花板南朝，關隴集團不但政治殘暴，也扭曲了魏晉南北朝以來文明向好的發展方向。不過，兩晉南北朝因為社會相對自由（至少士族自由度遠高于秦漢），皇權相對不彰，對西方先進文明（包括歐洲和中東）奮起直追，極大地縮小了東西方的文明差距，即使經歷了關隴集團對根本方向的扭曲，慣性的力量仍然促進了華夏文明從中唐到北宋的良性發展。從中唐到北宋是藩鎮割據的多頭競爭格局，藩鎮為了生存，在政治上雖然集權有所強化，在社會層面卻因為需要更多的收入來維持戰爭，對社會的管控卻大量解除，政府也從諸多經濟領域中大踏步退出，因此催生了唐宋繁華，但社會面的發展跟政治面不匹配，最終因為政治集權的回潮（宋神宗用王安石變法和宋高宗用秦檜議和清洗內部），社會面的許多進步也化為泡影。總體而言，宋代在許多方面比中世紀的歐洲要先進（政治倫理不在此列），但不及同時期極度繁榮的伊斯蘭文明（主要對標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失權后地方王朝并立的時期），很多宋粉胡吹宋代的體制就是現代體制，殊不知正是宋代的體制限制了蓬勃發展的宋代社會。與宋并立的北族王朝，游牧成分較重的遼、元雖然暴力但統治寬松，漁獵成分較重的夏、金則既暴力也不寬松，所以遼、元不但優于西夏、金也優于宋，西夏、金不但不如宋，也不如遼、元。關于宋神宗和宋高宗的集權，遼金宋的區別，可參看下面三文：

蒙元的征服與一般的北族不同，蒙古帝國征服半個地球，對全球主流文明（包含歐洲、伊斯蘭、印度）都吃過見過，因此給中國引進了諸多伊斯蘭文明的先進制度和技術以及重商的靈魂，認為蒙古人因為落后才管制寬松是對世界史理解不足所致。蒙古人放松對社會的管制也不是因為心善，而是蒙古大汗征服半個地球，極度自信，認為秦漢以來一些嚴控社會以維持帝國生存的制度妨礙了自己賺錢享樂，是愚蠢至極的東西，所以一概廢除，因為蒙古大汗對享受的需求壓過維穩的需求，所以基本廢除了秦法，養兵也大幅減少，蒙元的社會自由度空前提高，但也因為對邪教監控不力，在民生遠比明末清末優越遠沒到應該滅亡的當口，就被邪教暴動趕出了中原。蒙古奪天下過程中屠殺極慘，是伊斯蘭世界沒落的主因，將華北自唐宋以來形成的地方共同體也被摧殘得厲害，也形成了長久的消極影響，但對東亞整體而言，蒙元治天下既寬松又積極引進先進制度，而且為了通商將驛站修進云貴高原和蒙古高原，即使站在“大一統史觀”的角度也不能忽視蒙元的貢獻。蒙古帝國還 成為吐蕃、中亞乃至波斯、南俄的宗主，加強了東亞各地的整合以及歐亞文明的整合，開啟了早期全球化，吸收了伊斯蘭先進制度的蒙元與一般的北族征服是無法相比的。關于蒙古帝國的制度實質以及破解對蒙古帝國的諸般誤解，請看國內元史普及第一人班布爾汗兄的雄文：

朱元璋通過蒙元的內斗偷雞成功之后，一反唐宋元以來甚或東漢以來重商、寬松的相對善政，經過三十年的努力，令極度垃圾的秦漢制度借尸還魂，開啟了華夏文明七百年的無盡墮落（此前雖然也時常落后，但尚有追趕甚至自我造血的能力，此后則無）。誠然，中國社會經歷上千年的進展，已經不是秦漢制度可以徹底框住，全球化的發展也讓明朝因為被動卷入全球化而有所進步，朱元璋的愿景沒有完全實現，但這一套仍然極大地阻止了華夏文明的進步（比如被動卷入全球化帶來的發展就遠不如主動擁抱），并且為后來的滿洲征服者提供了一套完美的蹂躪社會的范式，所以康乾都是朱元璋、朱棣的死忠粉。清朝確實歪曲了明史，但不是如明粉所想給明朝抹黑，而是給殘害社會最為成功的朱元璋、朱棣乃至嘉靖瘋狂洗地，滿清統治之惡，少民本位只是一部分，更大的部分來自對朱元璋體制的全面學習，滿清要是不學朱元璋，它就沒這么壞了。關于康乾是明粉的討論，請看北大明史學者的此文：

之前也有朋友線下交流時談到，民國時代最終也走向了近代化，古代是否秦制就不重要了。但這里面有個時機問題，因為秦制帝國比普通帝國更惡劣， 近代轉型就特別艱難，而轉型的遲緩又會錯失適合轉型的時機，等到惡鄰日俄崛起以后變得更加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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