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翟東升教授這場演講,我的第一感覺是:這不僅僅是一場學術匯報,更像是一份對舊秩序的"討伐檄文",以及對新秩序的"建國方略"。
作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教授,同時也是金磚國家顧問小組的中方代表,翟東升站在端州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卻在談論著可能重塑全球經(jīng)濟版圖的宏大構(gòu)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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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覺得,這種時空的錯位感,恰恰映射了當今世界的某種真實——舊秩序已經(jīng)搖搖欲墜,新秩序卻仍在孕育之中。
他的風格不是那種按步驟講的專家式表達,反而像把積壓多年的觀察和判斷,一口氣攤在臺面上。
從頭到尾,他都在傳遞一個基本判斷:現(xiàn)行的全球經(jīng)濟體系已經(jīng)老化、變形,而且不是靠修修補補能救得回來的。
他開篇便把這個世界的運行框架形容成一個“草臺班子”。
乍聽之下像是在夸張,但再往前翻歷史,確實很難反駁。現(xiàn)在市場和政府都當成“理所當然”的國際貨幣體系,是 1944 年布雷頓森林會議上兩份草案拼出來的——一份來自英國,是凱恩斯的“班柯”構(gòu)想;另一份來自美國財政部,是懷特的美元中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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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專業(yè)天才,一個是行政官僚。
按理說,應該是凱恩斯的方案更成熟、更具整體性,但當時英國家底已經(jīng)薄得不行,而美國握著全球四分之三的黃金儲備。結(jié)果自然就是懷特方案勝出。
凱恩斯從美國回國途中“吐血”的故事這些年一直在流傳,真?zhèn)坞y辨,不過它倒是精準呈現(xiàn)了當時的權(quán)力落差。
翟東升借這個例子,就是想提醒大家:這個體系從出生那一刻起,就不是為了全球公平穩(wěn)定而設計,而是為了滿足某個國家當時的利益需要。
1971 年美元與黃金脫鉤,就是這個“草臺班子”第一次徹底露餡。尼克松用“暫時”關停黃金窗口,把原本必須用黃金支撐的美元信用直接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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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 unilateral 行為完全繞過其他國家的同意。等到 1976 年開到牙買加,各國才被迫給這件事補上一張“追認單”。翟東升說,很多國際規(guī)則并不是協(xié)商得來的,而是靠既成事實來逼別人接受。換句話說,就是誰拳頭大,誰說了算。
不過他真正想討論的,不是歷史里的戲劇性,而是特里芬?guī)资昵疤徇^的那個核心矛盾。
美元要當全球儲備貨幣,就必須既向世界提供足夠的流動性,又保持自身幣值的穩(wěn)定。
問題在于,這兩件事是互相掣肘的:提供流動性意味著美國需要長期逆差;保持幣值意味著要有順差。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滿足兩個方向。這就是特里芬難題。
1971 年脫鉤只是把“黃金兌付壓力”丟掉,但并沒有避免更深層的后果:美國只能繼續(xù)靠持續(xù)逆差往全球輸美元,而逆差會推動產(chǎn)業(yè)外遷;
產(chǎn)業(yè)外遷又會削弱美國國內(nèi)制造業(yè)和工人階層的基礎。短期內(nèi),美國靠這個體系穩(wěn)住了對蘇優(yōu)勢,可長期結(jié)果就是國內(nèi)撕裂不斷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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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東升在演講中提到,他剛和歐洲同行吵完一輪,對方一直追問為什么中國有巨額貿(mào)易順差,為什么他們口中所謂的“中國產(chǎn)能過剩”會出現(xiàn)。
他的回答很干脆:不是中國刻意這樣,而是現(xiàn)行體系天然會推著某些國家成為順差國,把其他國家擠成逆差國。代入的是誰不重要,中國、印度、越南都一樣。就像他講的:“房子的框架本來就是歪的,不可能住得舒坦。”
那既然體系的結(jié)構(gòu)性問題擺在眼前,是不是該換一套新的框架?他的答案就是:金磚幣。
他強調(diào),這不是幾個專家在紙面上空談,而是金磚國家的顧問小組連續(xù)多輪討論出來的方向。他登機前還在和巴西代表把部分參數(shù)再核對一遍。金磚幣的設計核心有三個:共同貨幣、平衡貿(mào)易、共同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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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貨幣不是取代各國本幣,而是替代美元和歐元在跨國貿(mào)易計價與結(jié)算中的位置。各國本幣照樣存在,人民幣還是人民幣,盧布還是盧布,只是國際結(jié)算不再被美元一家壟斷。
其次是“軟錨定”—金磚幣會與一籃子大宗商品掛鉤,并且具備兌付能力,設定 2% 的通脹目標。他舉了個對比:過去 80 年,黃金對美元漲了 100 多倍,而如果金磚幣的制度從那時開始執(zhí)行,只會漲 3 倍。意思很直白:美元的信用損耗遠大于金磚幣目標下的理論損耗。
但最關鍵的是“平衡貿(mào)易機制”
凱恩斯當年的理想在這里重新出現(xiàn)——順差國有責任調(diào)整,逆差國也要承擔壓力。誰最早加入,誰享受更多體系紅利。
他打趣形容那種差別待遇:“早參加革命的算老革命,晚來的只能當退休,不算離休。”
接著是“共同財政”
金磚共同體會擁有三類收入:關稅、托賓稅(抑制跨境金融套利)、鑄幣稅。
這意味著這個共同體不會像聯(lián)合國那樣只靠各國交會費,而是能憑自身制度產(chǎn)生財政基礎。
他特別強調(diào),這整套設計其實也是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制度化呈現(xiàn)。換句話說,它不僅是貨幣技術方案,更是新的全球治理邏輯。
當然,新體系要落地絕不是無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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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清楚,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不會坐視;一些國家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也會沖突;而金磚幣與大宗商品掛鉤后,商品兌付壓力、價格波動、流動性需求等難題都不小。翟東升自嘲,說人類越想得周全,上帝越愛笑,因為實際運行總會冒出你事先沒想到的情況。
不過他認為,現(xiàn)在的形勢比凱恩斯時代完全不同。金磚國家總量已經(jīng)占全球財富與資源的 60% 以上,不再是當年那種差距懸殊的格局。
同時,金磚幣避免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非對稱結(jié)構(gòu)”,也不會像歐元那樣出現(xiàn)“貨幣走在前面、財政跟不上”的問題,而是從貨幣、貿(mào)易、財政三個方向一起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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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一點是,它不是要推翻美元,而是要建立平行體系。全球 80 億人都有勞動價值,而不是只有大約 10 億人能享受金融霸權(quán)帶來的“神仙般”生活。新體系的目標,就是減少這種結(jié)構(gòu)性的失衡。
他沒有把中美對立當成主軸,而是把真正的矛盾放在“舊秩序的受益者”和“新秩序的建設者”之間。美元體系主要惠及的不是美國所有人,而是美國內(nèi)部一小部分的金融資本力量。
全球南方試圖推動的改革,是要讓大多數(shù)國家和大多數(shù)勞動者獲得更公平的分配和發(fā)展空間。
他也直說,即便金磚幣最終不一定按最初設想落地,但大方向已經(jīng)不可能倒回去。美元不會明天就消失,但它的“無限印鈔”時代確實在快速走向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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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界可能是美元、歐元、金磚幣和其他區(qū)域貨幣并行存在的局面,各國基于需求和利益做不同選擇。誰能提供穩(wěn)定、透明又不剝削人的體系,誰就能在新的國際秩序里占優(yōu)勢。
聽著聽著,我腦中突然閃回到 80 年前那個場景。凱恩斯帶著“班柯”方案滿懷希望來到布雷頓森林,卻在強權(quán)面前敗下陣來;80 年之后,一群來自新興經(jīng)濟體的學者,在中國南方一座并不喧囂的校園里,試圖拾起那個未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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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并不重復,但它確實押著類似的問題循環(huán)出現(xiàn)。
如今,全球實力的分布已經(jīng)大幅變化,當年無力發(fā)聲的國家現(xiàn)在終于有提出替代方案的底氣。
這場圍繞世界貨幣秩序的實驗,可能會遇到波折,也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但不管結(jié)果怎樣,它已經(jīng)從端州的講臺上被明確地開啟了。
這一次,世界似乎真的有機會把舊時代的圖紙重新畫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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