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文旅：在希望的田野上，尋找下一個經濟增長點

侗族琵琶歌唱現場

本報（chinatimes.net.cn）記者張蓓 見習記者 陳炳衡 北京報道

當貴州榕江“村超”的足球激情點燃全網，當云南元陽哈尼梯田的民宿一房難求，當新疆阿勒泰的古老村落因旅游而重煥生機，一個問題自然而然地浮現：這些星星點點散落在中國鄉村的文旅火花，能否匯聚成一股驅動未來發展的強勁動能？鄉村文旅，究竟是不是下一個值得期待的經濟增長點？

11月19日，世界旅游聯盟發布了《從旅游減貧到鄉村振興：旅游促進鄉村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實踐》研究報告（下稱：《報告》）。系統梳理了中國在脫貧攻堅銜接鄉村振興五年過渡期內的旅游減貧實踐，通過調研全國49個案例，總結出外源與內源、速度與質量四類減貧模式，并基于“IRT-SQEI”框架分析了十大重點案例，旨在為全球減貧與可持續發展提供中國實踐樣本。

12月2日，中華環保聯合會農業生態環保鄉村振興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趙丙政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農村開發應打造城市難以復制的沉浸式鄉村生活場景；依托當地農業資源與非遺傳承塑造差異化項目，構建特色生態景觀與產業空間；鼓勵農戶以入股、合作等方式融入產業鏈，確保旅游收益惠及本地，最終實現鄉村產業升級與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

提前10年完成SDGs減貧目標

《報告》系統披露中國減貧的實踐成果與創新路徑。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中國如期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近1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從國際上來看，中國提前10年實現了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SDGs）減貧目標，為世界減貧事業提供了“中國樣本”。

《報告》基于對全國49個案例地的長期追蹤與深度剖析，系統回顧了中國旅游減貧從探索、發展、精準扶貧到銜接振興的四個歷史階段，并創新性地構建了“IRT-SQEI”分析框架，將紛繁復雜的實踐提煉為“外源質量型”“外源速度型”“內源質量型”和“內源速度型”四大模式。

要評估鄉村文旅的經濟潛力，首先需直面其已展現出的市場能量與產業帶動效應。這種能量是直觀而強烈的。在貴州榕江，一場根植于社區足球文化的“村超”，在2023年夏天演變為現象級的文旅盛宴。它并非政府大包大攬的節慶，而是典型的“內源速度型”爆發——動力來自社區內部，通過全民參與，迅速實現了農、文、旅、體、商的深度融合。據統計，賽事期間當地接待游客超百萬人次，旅游綜合收入驚人，周邊餐飲、住宿、特產銷售全線飄紅。這種由文化自信內生出的經濟活力，展示了鄉村資源的轉化效率可以何等之高。

與此同時，“外源質量型”模式則展示了另一種穩健路徑。在湖南雪峰山地區，大型旅游企業通過“景區帶村”模式，進行系統性開發。企業不僅投資基礎設施，更關鍵的是為村民提供成體系的技能培訓，將現代酒店管理、服務標準導入鄉村，并構建“公司+農戶”的利益聯結。

這種模式不是簡單的資本下鄉，而是通過外部優質資源（資本、管理、市場渠道）的注入，提升整個區域的發展質量，使當地村民從打零工變為有穩定技能和收入的現代服務業從業者。西藏林芝的南山國際汽車營地作為“地企共建”項目，同樣將外部投資與就業崗位、技能培訓緊密結合，實現了企業發展與社區增收的雙贏。

《報告》提到，這些案例揭示的經濟邏輯在于，鄉村文旅的效益遠不止門票收入。它通過吸引消費人流，激活了整個鄉村的價值鏈。游客的到來，直接拉動了民宿、餐飲、交通；其對地方特產和手工藝品的興趣，則振興了可能瀕臨消失的在地產業；而深度體驗的需求，更催生了農耕研學、非遺工坊、自然教育等新業態。

非遺傳承人一對一培訓

鄉村文旅重要性凸顯

《報告》強調的“提升脫貧人口生計能力，強化發展韌性”，正是在這一價值鏈延伸中得以實現。旅游收入每增加1元，其所帶動的相關行業增收可達數元，這種“乘數效應”在就業機會相對單一的鄉村地區顯得尤為寶貴。

國家的宏觀戰略與密集的政策供給，正在為鄉村文旅從“現象”邁向“產業”鋪設堅實的跑道。近年來，政策導向已從早期的鼓勵開發，日益轉向強調“融合”“提質”與“賦能”。7月17日，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門聯合印發的《促進農產品消費實施方案》明確提出，推進農文旅融合，實施鄉村旅游提質增效行動，支持“村BA”“村歌”等富有鄉情的“村字號”活動。這標志著鄉村文旅已不再被視為旅游業的附屬板塊，而是被置于促進農村消費、推動產業融合、實現鄉村振興的核心位置予以推動。

在具體支撐層面，政策呈現多維度發力。財政與金融方面，專項債、普惠金融工具向鄉村旅游基礎設施和重點項目傾斜，旨在破解初期投入的瓶頸。數字賦能方面，5月16日，中央網信辦、農業農村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工業和信息化部聯合印發的《2025年數字鄉村發展工作要點》明確要求開展“鄉村旅游數字提升行動”，鼓勵運用短視頻、直播、智慧旅游平臺等手段，破解鄉村“藏在深山人未識”的信息壁壘，這正是對“外源速度型”模式的有力政策呼應。

土地政策也在積極探索靈活性，通過點狀供地、閑置宅基地盤活等方式，為鄉村文旅項目落地提供合法合規的空間保障。這一整套政策組合拳，旨在系統性地降低行業門檻，優化發展環境，引導資本和人才“下沉”。

12月4日，長和同塵董事長韓澤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今年很多政策集中指向鄉村發展，今年又是‘十四五’到‘十五五’的承上啟下之年。可以預見鄉村振興是下一個五年的主題和政策扶持重點。”

鄉村旅游仍面臨困境

將潛力全面轉化為穩健、可靠、可持續的增長點，道路絕非坦途，挑戰與風險同樣清晰可見。首當其沖的是人才瓶頸。鄉村文旅的提質升級，亟需懂策劃、懂運營、懂營銷、懂鄉土文化的復合型人才。

然而，鄉村普遍面臨專業人才“引不來、留不住”的困境。《報告》提到，鄉村旅游減貧到振興轉變的核心在于推動脫貧人口從被動受益轉向主動參與，實現從外源“輸血式”救助到內生“造血式”發展的模式轉型。

《報告》將“激勵脫貧人口自我成長，增強內生動力”置于防返貧路徑的首位，也恰恰點明了人的現代化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若僅依靠外來團隊運營，本地社區無法深度參與并從中獲得能力成長，則項目很可能陷入“扶持依賴”，一旦外部力量撤出，便難以為繼。

其次是可持續發展與同質化競爭的隱憂。并非所有鄉村都擁有獨一無二的頂級資源。在商業邏輯驅動下，簡單模仿、批量復制“網紅”項目，導致“千村一面”的現象并不少見。尤其是今年，以“東北雨姐”為代表的一批“鄉村網紅”因為虛假宣傳、內容低俗等原因被封禁。這證明了盲目開發可能破壞珍貴的生態與文化原真性，而這恰恰是鄉村文旅最核心的吸引力。

《報告》中所推崇的“外源質量型”模式，如云南元陽的“阿者科計劃”，其核心就在于通過精巧的制度設計（如將旅游分紅與梯田保護、民居維護掛鉤），實現發展動力與保護責任的內在統一。如何避免涸澤而漁，在商業開發與永續傳承間取得平衡，是關乎行業長遠生命力的嚴峻考題。

阿者科村旅游分紅大會現場

再者是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東部沿海地區依托強勁的都市消費市場和資本力量，其鄉村文旅容易走向高端化、精品化。而中西部許多資源富集區，卻受限于交通、資金和市場距離，發展相對滯后。

這不僅關乎經濟公平，也意味著巨大的潛力尚未釋放。國家層面的東西部協作、對口幫扶機制，正試圖將東部的市場、理念與西部的資源進行嫁接，這是對“外源”力量的一種戰略性運用。

此外，基礎設施與服務標準的短板、抗風險能力（如應對公共衛生事件、自然災害）的薄弱、利益分配機制不公可能引發的社區矛盾等，都是這個成長中的產業必須直面的現實問題。

趙丙政表示：“農村開發應遵循分層推進、系統提升的原則：首先通過基礎型開發完善鄉村的交通、衛生設施及民宿餐飲服務，提供標準化且具有普及性的農事體驗與手工藝活動，打造城市難以復制的沉浸式鄉村生活場景；進而推動品質型發展，依托當地農業資源與非遺傳承塑造差異化項目，構建特色生態景觀與產業空間，避免同質化競爭；與此同時，注重人才培育與社區參與，引入專業團隊并培訓村民服務能力，鼓勵農戶以入股、合作等方式融入產業鏈，確保旅游收益惠及本地，最終實現鄉村產業升級與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

未來可期

《報告》提到，鄉村文旅具備成為下一個重要經濟增長點的顯著潛質和戰略價值，但它將是一個區別于傳統粗放式增長、內涵更為復雜、發展要求更高的“新增長點”。

它的“新”，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它是“價值發現型”增長。它不再依賴大規模要素投入，而是通過對鄉村沉睡的生態、文化、景觀等軟性資源進行創意轉化和價值重估來實現增長。第二，它是“融合驅動型”增長。其動能來自一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打破了傳統的產業界限，催生出無數新業態、新模式。第三，它是“包容共享型”增長。其理想模型是讓本地社區成為發展的主體和主要受益者，從而促進共同富裕，增強社會凝聚力。第四，它是“可持續型”增長。其發展邏輯內嵌了對生態紅線和文化根脈的守護，契合了綠色發展的時代要求。

《報告》指向了未來政策的三大趨勢：更加注重政策協同創新、更加注重數字科技賦能、更加注重鄉村價值挖掘。這無疑為鄉村文旅的未來描繪了清晰的航向。它未來的成功，將不取決于建造了多少個標新立異的景觀，而在于能否培育出更多如“阿者科計劃”般社區主導的可持續發展典范，能否涌現出更多如榕江“村超”般文化自信洋溢的鄉土創新，能否構建起如雪峰山般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

12月4日，北京旅游學會理事、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文旅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吳若山對記者表示：“‘鄉村振興+旅游’融合自然人文資源，契合消費升級需求，政策大力扶持，前景廣闊，有望成投資新增長點。”

綜上所述，鄉村文旅的崛起，是一場正在進行的、深刻的經濟社會實驗。它有望在廣袤的鄉土中國培育出一個產業興旺、生態宜居、生活富裕的新增長極。

責任編輯：張蓓 主編：張豫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