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家五百年，半部近代史

“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岡。他橫任他橫，明月照大江。”大家是不是覺得這幾句話非常熟悉？在2025年2月14日的第61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王外長用這幾句話怒懟美帝之后，它們便成了愛國自媒體們的最愛——沉重的表情、雄渾的音樂，再配上這幾句氣勢驚人的話語，效果瞬間拉滿。

其實這四句話出自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是《九陽真經》的心法秘訣。乍一聽，用武功秘籍來怒懟美帝十分荒誕。可再仔細一想，內功心法大戰西方帝國主義又是那么渾然天成、無比契合。

而金庸筆下的江湖與現實政治，常常只隔一層薄紗。順著這些文字，我們不妨回望這位作家的身世與家族，那是一段中國文人幾百年榮辱的縮影。

中國人崇古，所以每每說到金庸背后的家族，便有人能一桿子追溯到春秋時期，這其實不可信。李世民本是鮮卑人，為了歷史淵源還自稱老子后代呢。

不過海寧查氏確實是旺族。這個家族自明代起便書聲鼎沸，28人中進士，其中查秉彝、查志立、查允元祖孫三代連中進士，在當地被傳為盛事；到了清代，查家更加顯赫，被譽為“一門十進士，兄弟五翰林”。查慎行、查嗣庭、查嗣瑮三兄弟同列翰林，查慎行與其子同科及第，康熙皇帝親筆賜“澹遠堂”匾額，還賜一幅楹聯：“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

然而世道輪轉，繁華的背后早已埋下命運的伏筆，盛極一時的老查家也經歷過驚濤巨浪。

明朝末年，有位曾官至內閣首輔的學者朱國楨，一生勤于筆耕，晚年撰成一部《史概》，試圖為大明王朝留下全景式的歷史記錄。可世事無常，朱國楨辭世后家道凋敝，后人無力保管這部手稿，只得將其轉售給同鄉富紳莊廷鑨。

莊廷鑨早年識見不凡，卻因病失明。有人說，他想到史家先賢司馬遷在刺痛之中寫下《史記》，也決意要以殘生編史，以文字傳心。朱國楨的原稿止于萬歷年間，未及天啟與崇禎之世，莊廷鑨便延攬江南諸名士，補寫兩朝史事，對全稿重新編訂。

由于所書為已亡之明，這部史書自然沿用明制與年號，書中更稱努爾哈赤為“奴酋”。這在當時看來無甚異議，卻在易代之后埋下禍根。書稿甫一付梓，莊廷鑨便病逝。其父莊允誠見子志未酬，心生憐憫，遂將全書刊印問世，題名《明史輯略》。

順治十八年，歸安知縣吳之榮上告朝廷檢舉此書。后來事情越鬧越大，終成清初第一大文字獄案。莊廷鑨的父親莊允誠死在獄中，莊廷鑨本人被開棺焚骨，刻印此書的工人、書店老板、莊廷鑨的弟弟等人全部死罪。此案受牽連者達千余人，其中70余人被殺，14人凌遲處死。金庸的先祖查繼佐也卷入此案，不過后來免罪獲救。

關于莊廷鑨一案，后世眾說紛紜。有研究者推測，查繼佐并非無辜卷入，而可能正是最早將此書上奏官府的檢舉人之一。但也有人認為，這種猜測缺乏確鑿證據，更多源于推測與揣度。

金庸似乎并不認同這種說法。或許為了為先祖正名，他在《鹿鼎記》中重寫了這場文字獄。小說里，查繼佐成了被權力所誤傷的文士——堅守信念、直陳史實的愛國者，與黃宗羲、顧炎武、呂留良等同列為反抗壓迫的知識者群像。金庸借虛構為祖先申辯，也借史事寫盡文人命運的悲壯。

到了清代的雍正四年（1726年）秋天，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席卷朝野，被后人稱作“查嗣庭科場案”，是清代第二大文字獄，也標志著雍正帝治下言路的徹底收緊。

查嗣庭出身海寧名門，是查慎行的親弟弟。康熙四十五年中進士后，官至翰林院編修，屢受重臣隆科多與蔡珽舉薦，后兼任禮部侍郎，仕途頗為得意。雍正登基后，他被任命為江西鄉試的正考官。

據傳他在試卷中以“維民所止”為題，有人曲解為“取‘雍正’二字，去其首尾”，暗喻“除雍正而民安”，于是罪名隨之而來。但后來學者查證，此說純屬民間訛傳。查嗣庭的考題實則出自《論語》《孟子》《易經》《詩經》等，經義明正，不含影射。

首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講為人處世應公正不偏；又有一題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意謂道路因人行而成，不行則廢；另有兩道引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與“百室盈止，婦子寧止”，皆取義正當明朗，無半點譏刺之意。

然而雍正帝心懷疑懼，將這些題目前后拼連，見“正”“止”二字連綴，竟認定其中暗藏不臣之心——更指“正”字含有“一止”之象。內侍又搜得查嗣庭平日筆記文字四十二條，被誣為“逆詞”。至此，案件再無轉圜之地。

查嗣庭被捕后死于牢獄，尸體慘遭戮首。其子同被處決，兄查嗣瑮年逾八十仍被發配三千里外，途中不久去世；查慎行一家則得以“從寬免罪”。曾經的“江南書香門第”，從此元氣盡損，只余滿地灰燼與冷風。

不過百足之蟲，斷而不蹶。一直到晚清，查氏仍然是當地大族。金庸祖父查文清，字沛思，是光緒年間進士，后任丹陽縣知縣。

1891年，江蘇鎮江丹陽府發生“丹陽教案”。傳說是一個盜賊到當地的天主教堂偷東西時，意外發現洋人挖小孩的眼睛和心肝吃。市民們聽聞此事開始焚燒、哄搶教堂。事后，無錫、江陰等地的民眾也開始打砸搶當地教堂。

案發后，兩江總督劉坤一急電鎮江知府王仁堪、丹陽知縣查文清查辦此案，要求他們將鬧事的兩個民眾首領斬首示眾。

但查文清卻偷偷將這二人釋放，并稱此事是由外國教士欺壓良民而引起公憤，數百人一涌而上，并沒有什么為首之人……查文清因此案被革職。

金庸在小說《連城訣》的后記中記述了此事，其中滿溢著對祖父的孺慕之思。因為站在民眾一邊而不是站在帝國主義和清政府一邊，查文清成為近代史上有名的愛國主義者。

而金庸的父親查樹勛（查樞卿、查懋忠），1897年出生在浙江海寧，是查文清的第三子。他出生時因父親被免官，查家已經開始衰敗。不過此時查氏家族仍有田地三千畝，佃農過百，家中還經營錢莊、米行等生意。

生于新舊交替的年代，出身于書香門第，查樹勛自幼便接受了嚴格而全面的教育。無論家教還是學識，他都兼具傳統士人的根底與近代知識分子的開闊。二十二歲時，他畢業于著名的教會學府震旦大學。這所大學堪稱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先驅，是第一批開設研究生課程并授予碩士、博士學位的學校。后來在1949年后，它被并入復旦、交通、同濟等院校，至此成為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符號。

1914年，查樹勛與硤石名門女子徐?成婚。婚后二人琴瑟和諧，育有五子二女：良鏗、良鏞、良浩、良棟、良鈺，以及良琇、良璇。其中的次子查良鏞，便是日后以“金庸”為筆名，寫出半部華文文學史的那個人。

徐?出身顯赫，是詩人徐志摩父親的堂妹，溫婉聰慧，才情并茂。可惜天不假年，1937年她早逝。查樹勛隨后續娶顧秀英——顧氏原是母親身邊的侍女，婚后勤儉持家，又為他添下四子二女。

在地方士紳式微的民國社會，查樹勛仍是那種典型的“鄉坤”。他通曉政事、樂于教育，兼具仁心與威望。地方大小事務，鄉人常以他為主心骨。他創辦龍頭閣小學，貧富皆可就讀，鄉間的孩子因此走出了稻田與河埠。除了經營家族的錢莊與米行外，他還負責打理查家“義莊”的事務——那是一種以家族力量設立的公共慈善基金，用以贍養孤寡、撫恤宗親、興辦學堂，也維系著查氏百年的家族傳統。

在有關查樹勛的資料里有這樣一個故事——當時附近村鎮有一個窮秀才叫楊良豐，他的兒子楊德舉考上了震旦大學。楊良豐太過激動，發病過世。因為家里太窮，甚至拿不出錢購買棺材。

查樹勛聽說這事后，帶著管家親自前往，給楊秀才置辦棺木，又從查氏的田地里劃出一塊地安葬楊秀才，之后更是資助了楊德舉的全部學費。

楊德舉畢業后曾在南京銀行任職，后來又任四川涼州行署專員。

金庸就是在這樣一個富裕、開放的家庭中長大的。傳說有一年圣誕節，查樹勛送給金庸的禮物是狄更斯的小說《圣誕頌歌》。這本書講了一個吝嗇鬼的故事，圣誕夜這天，吝嗇鬼被三個精靈造訪。精靈們喚醒了他人性中同情、仁慈的一面，并讓他開始意識到施與的快樂。這本書對金庸后來的人生影響很大。

不僅父親，金庸的兩位伯父都學有所成——一個是前清秀才，一個畢業于北大國文系。姑姑也是女中豪杰。金庸的小姑查玉芳喜歡舞劍，自稱寒梅女俠。查樹勛曾認為兒子過于迷戀閱讀，擔心他的身體健康，就讓金庸跟著姑姑查玉芳學習劍術。有這樣的家學淵源，不難想象對金庸日后創作的影響。

直到……1950年，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開始。

查樹勛一向溫厚謙恭，行事仁善，鄉里對他無不敬重。若按照常理，這樣的人本不該成為目標。可風暴洶涌而至，其真正指向早已超出“反土匪”“懲惡霸”的范圍。眼中無軍隊、心中仍有鄉約的民間士紳，被視為舊秩序的殘余力量——必須連根拔除的“潛在敵人”。

于是舉報接踵而來，有人指控他窩藏槍支、勾結土匪、抗糧拒征，甚至“圖謀害干”。這些罪名看似嚴重，卻漏洞百出。所謂“抗糧”，不過是被官方重新演繹的舊事：1949年之前，災情頻仍，國民政府催征不止，當地的地下黨組織曾組織“抗糧會”鼓動農民拒交租谷。查樹勛是地主，自然被列入抗糧名單。等到新政權征收公糧時，多數田產已分給佃戶，他既無存糧，也無權力，義莊年年收成有限，卻被指“典型抗糧”。至于“藏槍”“通匪”，更是空穴來風。

1951年春天，結局到來得悄然又決絕。那一天，查樹勛被以“不法地主罪”定案，押赴刑場。令人唏噓的是，行刑地點正是他親手創建的龍頭閣小學——昔日孩子們晨讀的操場，如今成了槍聲回蕩的地方。

查樹勛被處死之后，他的妻子顧秀英才得到消息。妻子兒女將他的遺體拉回家連夜掩埋，因為懼怕報復甚至沒有留墳頭。

此時金庸正在香港《大公報》做記者，后來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回憶了當時的情景，稱自己連哭三天三夜，大半年的時間都無法從悲痛中走出。

值得玩味的是，金庸在自傳體散文《月云》中這樣寫道：“但他沒有痛恨，因為全中國處死的地主有上千、上萬，這是天翻地覆的大變。”

這大概是因為年輕時的金庸立志投身國家事務。1944年，他考入重慶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后轉入上海東吳大學學習國際法。1949年，香港兩家航空公司起義，引發兩岸摩擦，他執筆撰文，從國際法角度為中國辯護。

此文被法學家梅汝璈賞識，遂致信周恩來，建議將金庸招入麾下。周恩來同意后，金庸辭去《大公報》職務，毅然赴京。然而抵京不久，他被婉告因家庭出身問題，暫難進入外交系統，金庸只得返回香港。

如今回頭再看，命運自有其安排——沒能進入新中國外交系統反倒讓金庸躲過了后來發生的無數次、嚴酷的運動，也成就了一個文學世界的誕生。

有很多人認為，金庸的小說總在“找爸爸”——楊過在找爸爸，蕭峰在找爸爸，虛竹在找爸爸，段譽也在找爸爸……這是金庸一直在尋找枉死的父親查樹勛。

但如果深入研究金庸的作品就會發現，所謂“父親”的含義遠比這更豐富、更意味深長——金庸作品的底色是愛國、愛中華文化。因此蕭峰悲劇源頭的是“華夷”的身份；因此郭靖并不熱愛收留他、養育他長大的蒙古，而是愛大宋。

金庸作品中，蒙古、契丹、鮮卑、女真、黨項、吐蕃等紛紛登場，在與中原文化的對抗、聯合中最終歸于大一統。

也就是說——父親不僅是父親，還是中國。金庸通過自己的小說書寫了華人的“文化認同”，將所有人緊密統一在“大中華文化圈”中。這也是為什么他的作品會如此受政府推崇的原因。

然而，當“父親”上升為“國家”的象征，問題也就隨之而來：當“愛國”變成一種超越個體的信仰時，它是否也可能成了另一種束縛？關于這一點，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做了更完整的思考，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戳這里閱讀

也正因如此，查先生早期的作品在結構上多少顯得略為生澀，人物命運與情節推進都有日更連載式的急促感。許多橋段仍保留著時代武俠的套路模版，但他真正的高明之處并不在于結構的縝密，而在于群像的掌控。他最擅長調度眾多人物于同一場景之中，讓對話與沖突自然推動劇情。像《天龍八部》中少室山大會那一場，人物登場繁復卻條理分明，氣氛層層遞進，性格各顯鋒芒，可見其駕馭宏大局面的筆力之深。

到《鹿鼎記》時，查先生終于神功大成，讓這部作品超越了武打小說的局限性——讓一個出身妓院、社會最底層小混混成為中國歷史的話事人。這種既是虛構又基于現實、既諷刺又通達的調調，讓《鹿鼎記》充滿獨特的魅力。

五百年的家聲起伏，終化作筆下的一紙江湖。查氏家族史就是半部中國史，它折射出中國幾百年來知識階層與權力的博弈，也解釋了為何金庸筆下的“俠”始終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撕扯。

江南煙雨，多少事，都付笑談中。江湖的快意、王朝的覆滅、忠與義的沖突，其實都源自他對父輩命運的叩問——什么是真正的“為國為民”？有人以文字守望，有人以俠義自贖。盛世也好，亂世也罷，那些在黑暗中仍不放下良知的身影，才是華夏最深的底色。

當清風又拂山岡，明月再照大江，愿我們仍記得：真正的“為國為民”，不是跪著的忠誠，而是仰望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