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駐日大使正告高市早苗，中方要求再次升級，撤回言論已經不夠了

11月30日，對于關注中日關系的人來說，注定是一個不平凡的日子。

中國駐日本大使吳江浩通過《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措辭極為嚴厲的署名文章，直接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出了迄今為止最清晰、也最不容置疑的警告。

這篇文章的核心信息，標志著中方在此次外交風波中的立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對于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錯誤言行，僅僅“撤回言論”已經遠遠不夠了。

那么，中方為何要升級要求？

要求升級

在這篇堪稱“檄文”的文章中，吳江浩大使用了三個精準而沉重的詞語，為高市早苗近期的政治表演定了性：“誤判形勢、悖逆潮流、撞上南墻”。

這十二個字，層層遞進，不僅揭示了日本當前對華政策的根本性錯誤，也預示了其必然的結局。

“誤判形勢”，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日本決策層對當今世界格局，尤其是中日實力對比的認知偏差。

今天的中國，無論是在經濟體量還是國防實力上，早已不是幾十年前那個可以任由他人拿捏的角色。

高市早苗政府似乎還沉浸在昔日的舊夢中，試圖用過時的眼光來處理21世紀的大國關系，這種根本性的認知錯誤，是她一切冒險行為的起點，也注定會讓她為自己的短視付出代價。

“悖逆潮流”，則將問題的性質從雙邊層面提升到了國際秩序的高度。

當日本政府公然違背《中日聯合聲明》中白紙黑字的承諾，試圖挑戰一個中國原則這一國際共識時，它實際上就已經將自己推向了整個戰后國際體系的對立面。

這不僅是在挑釁中國，更是在動搖二戰后確立的國際法理基礎。

至于“撞上南墻”，這個比喻更是直白得不留任何想象空間。墻的另一邊，是中國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鋼鐵意志與強大能力。

如果日本執意要用自己的頭去試試這堵墻的硬度，那么結局只能是頭破血流。

正是在這樣層層遞進的論述基礎上，吳江浩大使提出了中方升級后的要求。

在此之前，對于高市早苗的挑釁，中方的表態多是要求其“收回”或“撤回”錯誤言論。

這雖然是抗議，但客觀上還給對方留了一絲轉圜的余地和“體面”的臺階。

然而，這一次，要求變成了“以實際行動徹底認錯糾錯”。

從“撤回”到“認錯糾錯”，這看似只是幾個字的調整，實則反映了中方態度的根本性轉變。

這意味著，中方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模糊處理或默不作聲，僅僅是“不再提及”或“保持沉默”已經無法過關。

日方必須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并用實際行動來糾正它。這一要求的升級，清晰地表明中方的戰略耐心已經基本耗盡。

既然給臉不要，那就沒必要再談什么緩和空間了。

與大使文章遙相呼應的，是同一天《解放軍報》刊發的評論，其火力十足的“三個行不通”，則更像是一份不容置疑的判決書。

文章明確指出：日本試圖輕描淡寫涉臺立場，蒙混過關，行不通；

打著“生存危機”的幌子，重走軍國主義老路，行不通；借“國際責任”之名，開歷史倒車，踐踏戰后國際秩序，更是行不通。

日本最后的路

這三個“行不通”封死了日本右翼勢力所有可能辯解的出口，傳遞出的信息只有一個：在中國的核心利益問題上，已經沒有任何試探的余地。

文章最后引用的古訓“國無信無以立世”，更是將問題的嚴重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這讓人不禁聯想到日本前首相石破茂的警告，他認為如果日本失去了與中國的關系，國家將“無法成立”。

石破茂的擔憂更多是基于經濟民生的現實考量，但他顯然還是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

中方現在談論的，早已超越了“做生意”的層面，而是上升到了一個國家能否在國際社會立足的“政治資格”問題。

事實上，高市早苗政府之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內外交困的處境和一系列錯誤的應對。

在日本國內，歷史級別的流感疫情肆虐，民生凋敝；政治上，執政聯盟出現裂痕，自己任命的大臣又曝出貪腐丑聞，可謂是“后院起火”。

面對中國的正當反擊，日方非但不思悔改，反而上演了“倒打一耙”的荒唐戲碼，大阪府議會竟要求中國總領事為其正當言論道歉，盡顯其右翼政客的蠻橫與虛弱。

而在國際上，日本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

中國通過向聯合國遞交信函，并與安理會其他四常通氣，成功地在維護戰后國際秩序上形成了罕見的“五常共識”。

無論是俄羅斯的嚴厲敲打，英法的明確表態，還是美國的軍事避嫌，都清晰地表明：當日本試圖挑戰二戰勝利成果時，它挑戰的是所有戰勝國的共同利益。

如今，高市早苗政府面臨的已不再是一個可以通過外交辭令來“蒙混過關”的選擇題，而是一個必須正面回答的必答題。

中國的“最后通牒”已經下達，唯一的出路就是按照中方的要求，徹底認錯糾錯。

那個曾經可以通過玩弄文字游戲、在紅線邊緣瘋狂試探的時代，已經伴隨著中國實力的崛起而一去不復返了。

如果繼續在那條名為“悖逆潮流”的死胡同里狂奔，前面等待她的，只能是那一堵早已筑好的、堅不可摧的“南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