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治愈者全球都有7例了，醫學界仍不敢宣告HIV感染是 “可治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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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一名來自德國柏林的男性艾滋病患者確診急性髓系白血病，緊接著便接受造血干細胞移植治療。到2018年，患者主動停止抗逆轉錄病毒療法，停藥后其血液仍檢測不到病毒蹤跡。時至今日，他已保持七年零三個月的無病毒狀態，達到醫學界普遍認可的“治愈”標準。這一事件激勵著業界向艾滋病治愈方向努力。

12月1日，《自然》雜志發文報道了這位全球第七例“HIV治愈者”。

鑒于第一例治愈者是柏林病人，這第七例被稱為“第二柏林病人”。有趣的是，迄今為止七例患者中的最長無病毒紀錄(12~13年)和第二長紀錄分別由柏林病人與第二柏林病人達成。

需要指出，全部七例治愈者都曾罹患血癌(絕大多數為白血病)，其接受的干細胞移植以治療血癌為直接目標；從某種意義上說，治愈HIV只是血癌治療的“副產品”。而第二柏林病人案例的重大意義在于改變了學界對“干細胞移植為何能治愈HIV”的理解。

從第一例到第五例，患者移植的干細胞都源自攜帶CCR5-Δ32純合突變(Δ32/Δ32)的捐贈者。該突變可使免疫細胞完全缺失CCR5蛋白——HIV入侵免疫細胞的主要通道之一。

我們知道，移植干細胞前，醫生要開展全面徹底的化療，清除病人體內癌變的造血干細胞和受HIV感染的免疫細胞，為供體干細胞重建健康免疫系統騰出空間。而在細胞輸注后的重建過程中，防止那些殘存HIV感染新生細胞至關重要。(比如抗逆轉錄病毒治療就是此類防護措施之一。)

因此，含純合突變、毫無CCR5蛋白的供體干細胞，自帶屏蔽HIV的屬性，是最穩健的重建者。科學家普遍認為這種供體干細胞是治愈艾滋病的必要條件。

負責第二柏林病人治療工作的德國柏林夏里特醫學院專家克里斯蒂安·蓋布勒(Christian Gaebler)如此說道：“醫學界原本堅信，使用能阻斷HIV的CCR5-Δ32純合突變干細胞，才是治愈的根本原因。”

轉折發生于日內瓦病人，也就是2023年被普遍報道的第六例治愈者。他接受的是CCR5-Δ32雜合突變(+/Δ32)干細胞。雜合突變只能使CCR5蛋白表達量部分喪失，故HIV入侵通道無法完全斷絕，其抵抗病毒的效力有限。正因如此，大家都驚訝于日內瓦病人竟能長期無病毒。

或許，堵死CCR5蛋白通道并非通往治愈的唯一通道？

當然，鑒于現有公開信息只將日內瓦病人的無病毒期定格在兩年，醫學界仍不敢斷言“完全治愈”。在此背景下，同樣接受+/Δ32干細胞(找不到合適的Δ32/Δ32供體)的第二柏林病人，度過七年多無病毒期后，貢獻了極具說服力的證言：

清除HIV，未必只有Δ32/Δ32可行，+/Δ32干細胞治療同樣有效。

治愈艾滋病，未必要求每一個新細胞都對HIV“密不透風”；或許，只要新細胞能在殘存的舊細胞將病毒擴散給它們之前就肅清舊部，威脅即消除。

蓋布勒感嘆：“十年前，他有極大概率死于癌癥。而現在，他戰勝絕癥、清除病毒、無需服藥，這簡直是醫學奇跡。”

至于為什么新生細胞能清除老細胞，這就涉及到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即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后，新生供體免疫細胞攻擊宿主組織的現象。

關于GVHD與HIV

供體造血干細胞輸注完成后，會歸巢至患者骨髓微環境，并開始分裂、增殖、分化——重建一套完全屬于供體基因型的全新造血系統和免疫系統。與此同時，新生的供體免疫細胞會把宿主殘存的體細胞視作異物并發起攻擊。

一般情況下，GVHD是一種需要控制的并發癥。但在艾滋病治愈者的案例中，GVHD能一并清理潛藏HIV的宿主免疫細胞，反倒成了抗艾奇招。

蓋布勒認為，CCR5-Δ32雜合突變干細胞療法的成功，可能要歸功于受體與捐贈者基因特征等多種因素的契合。比如，這種契合能加快新生細胞清除舊細胞的速度。再如，第二柏林病人本身也攜帶CCR5-Δ32雜合突變，這可能使其體內免疫細胞的分布模式更利于新細胞打擊舊細胞。

此外蓋布勒也指出，需要同時治療艾滋病與血癌的患者，只要條件允許，理應優先移植CCR5-Δ32純合突變的干細胞。

對絕大多數未患癌癥的HIV感染者而言，不建議采用干細胞移植這種風險巨大、可能危及生命的治療方式，持續接受抗逆轉錄病毒療法(通常為每日口服藥片)是更安全便捷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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