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欽禮：一個有點“怪”的縣官，卻備受百姓愛戴

每個人心里都有一桿秤。這桿秤量得最準。

我以前覺得這話普通。直到最近我去了一趟蘭考。我在鄉下一家面館吃飯。店里人多，熱氣騰騰。我和鄰座一位老人閑聊。我們聊到了焦裕祿。老人放下筷子。他神情變得嚴肅。他壓低聲音對我說：“年輕人，到了蘭考，你還要知道一個人。沒有他，這里的莊稼長不出來。”

老人說的人叫張欽禮。

張欽禮曾在蘭考當官。當地人說他是個“怪人”。他做官的方式和別人不一樣。他去世多年。百姓依然懷念他。村民自發為他立碑。

他的“怪”，首先體現在他對權力的態度。

上世紀五十年代，組織給張欽禮配了一輛吉普車。那時汽車很少見。汽車代表身份。汽車也能提高效率。蘭考有一百多個大隊。坐車下鄉可以免受風吹日曬。

張欽禮圍著新車轉了兩圈。他皺起眉頭。他做了一個決定：賣車。

他把賣車的錢全部給了生產隊。生產隊用這筆錢買了排水管。他們買了抽水機。這些設備用來治理鹽堿地。有人說他傻。有人說他不懂享受。張欽禮有自己的理由。他認為汽車太封閉。隔著玻璃，聞不到泥土味。隔著玻璃，聽不到百姓的聲音。車輪滾過，只留下灰塵。灰塵拉開了官員和群眾的距離。

從此，蘭考鄉間多了一個騎自行車的縣官。張欽禮背著一個黃布包。他騎著舊自行車。他穿梭在風雨中。這輛自行車的輪子走得比汽車更遠。他騎遍了蘭考的每一個角落。他知道哪塊地莊稼長得不好。他知道哪戶人家揭不開鍋。他成了蘭考的“活地圖”。

張欽禮拒絕物質享受。他也拒絕仕途升遷。這讓人更覺得他“怪”。

他在蘭考工作多年。他政績突出。上級打算調他去省里任職。這是一個機會。省里生活條件更好。省里前程更廣闊。大多數人會接受這個任命。張欽禮拒絕了。他沒有猶豫。

他的理由很簡單：“蘭考的沙丘沒治好。百姓還沒吃飽飯。我哪里也不去。”

他選擇留下來。他像釘子一樣釘在這片貧瘠的土地上。他決定和蘭考的災害斗爭到底。蘭考有風沙。蘭考有內澇。蘭考有鹽堿。

張欽禮和焦裕祿并肩作戰。焦裕祿是蘭考的精神支柱。張欽禮是執行者。他們常常工作到深夜。他們規劃治理方案。焦裕祿去世前，握著張欽禮的手。焦裕祿囑托他一定要治好沙丘。這句話成了張欽禮的使命。

為了兌現承諾，張欽禮投入全部精力。

治理鹽堿地是一場硬仗。蘭考的土地白茫茫一片。寸草不生。張欽禮想出一個辦法：引黃灌淤。

這需要從黃河引水。黃河水含有大量泥沙。水流漫過鹽堿地。泥沙會沉淀下來。肥沃的泥沙覆蓋在鹽堿土上。泥沙能壓住堿氣。土地就會變成良田。

這是一個大膽的工程。張欽禮帶領民工修渠。他和工人們一起睡在工地的窩棚里。他吃摻著沙子的干糧。他看起來不像縣長。他更像一個老農。黃河水流過荒灘。水留下了淤泥。昔日的荒地長出了莊稼。蘭考人終于吃飽了飯。張欽禮站在地頭。他露出了笑容。

歷史的車輪繼續轉動。一九七九年，張欽禮的命運發生了改變。因為復雜的歷史原因，他被判入獄。刑期十三年。

法律判他有罪。蘭考百姓心里判他無罪。百姓心里有自己的標準。他們看重良心。他們不看文件。

張欽禮服刑期間，很多蘭考農民去探監。他們穿著破舊的衣服。他們背著雞蛋和掛面。他們甚至湊錢做路費。他們只想看一眼“老張”。他們記得老張帶他們挖河排澇。監獄的高墻擋不住民心。這種大規模探監行為非常罕見。這證明了百姓對他的認可。

二零零四年，張欽禮去世。

靈車運送他的遺體回蘭考。官方沒有組織活動。媒體沒有宣傳。十萬蘭考百姓自發走上街頭。

街道被人群擠滿。人們胸前戴著白花。哭聲震天。許多人跪在路邊。他們送別老縣長。這種場面通常只出現在偉人的葬禮上。蘭考百姓把這份尊榮給了一位刑滿釋放的“芝麻官”。

張欽禮安葬后，墓地周圍出現一片碑林。

這些石碑不是政府立的。它們是百姓集資刻立的。石碑上刻著百姓的話。字跡也許不工整。文采也不華麗。每一筆都發自內心。這些石碑像衛士一樣守護著歷史。

這些石頭告訴后人一個道理。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張欽禮的“怪”，怪在他看重百姓。他看輕官位。他看重承諾。他看輕個人榮辱。他留給蘭考成片的泡桐林。他留給蘭考肥沃的良田。他在民心深處豎起了一座豐碑。

這桿秤，真的很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