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死亡”十三年，一紙判決讓他“活回來”

【百姓聲音】

張老伯因家庭矛盾外出打工多年，與家人的聯系日漸稀少，直至杳無音信。妻子無奈之下向法院申請宣告其死亡，他的戶籍也隨之被注銷。直到2018年，張老伯丟失第一代身份證時，才突然發現，自己在法律上已經是個“死者”。而妻女拒絕為他作證，父母兄弟也已離世，他一下子陷入了“無法證明我是我”的困境——辦不了二代身份證、參加不了醫保，連正常生活都難。這樁“活死人”的困局，在法律框架內，究竟該如何破解？

正值深秋，涼意順著梧桐葉的縫隙鉆進衣領。張老伯站在上海市靜安區某派出所門口的臺階上，深吸一口氣，推開玻璃門。

“同志，我想補個二代身份證，以前用的一代丟了。”張老伯攥著磨得起毛的舊錢包，聲音里透露出拘謹。民警在系統里輸入他的身份證號碼后，眼神突然頓住：“這個戶口……2012年就被宣告死亡，注銷了。”

張老伯愣住了：“不可能！我明明活著啊！”他急忙翻出皺巴巴的暫住證遞過去，卻被民警搖頭打斷：“暫住證是臨時的，戶籍注銷了，您現在沒法辦身份證。”

于是，張老伯連夜趕回闊別已久的老家，四處打聽，才得知由于以前通訊不便、其外出打工多年未與家人聯絡，妻子找了他幾年未果，后來為辦理戶籍事項、領老房拆遷的動遷款，只得向法院申請宣告他死亡。

張老伯設法聯系到了妻子，對方情緒激動：“當初是你自己消失，丟下我們娘倆，現在憑什么讓我撤銷申請？別再來煩我！”他又求助于女兒：“爸的戶籍被注銷了，你能不能幫我做個親子鑒定？”電話那頭沉默幾秒，“啪”的一聲掛了。之后，妻女的電話再未接通過。

沒有“身份”，寸步難行。張老伯只好在社會夾縫中做起了“隱形人”：住不需要刷臉的小旅館，打不簽合同的日結工，生病不敢去醫院，社保、醫保更是無從談起。一張看不見的網，將他隔絕在正常生活之外。

張老伯也曾想辦法“找門路”，多次找親朋好友、找律師咨詢，卻被告知由于缺乏近親屬的證明，連基本的舉證都無法完成，每每失望而歸。

近幾年，張老伯的身體每況愈下，對醫保的需求也越發急迫。2025年9月，走投無路的他抱著最后一絲希望，向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求助，這樁持續十三年的“活死人”困局案件，擺到了未成年人與家事案件綜合審判庭庭長白云的案頭。

白云仔細翻閱相關材料，發現張老伯的困境幾乎無解：妻女聯絡未果，且因多年隔閡拒絕配合其撤銷申請、做親子鑒定，父母和胞兄也早已去世，沒有任何近親屬能作證。

白云決定主動出擊，將目光投向張老伯遷入上海之前的戶籍所在地——安徽省鳳陽縣的老家。“既然妻女拒絕配合，那鄉里鄉親的共同記憶、基層組織的官方證明，或許就是解開這樁‘身份死局’的鑰匙。”

五天后，白云帶著法官助理和書記員，驅車400多公里來到皖東某村。村里的泥土路坑坑洼洼，車子顛簸著停在村委會門口。他們挨家挨戶走訪，請老村民與張老伯聊青年時代的往事、打工返鄉的細節，辨認張老伯的真實身份；村委會書記翻出壓箱底的集體照片仔細比對，指著其中一個穿藍布衫的年輕人，對著張老伯連連點頭：“就是張老三（張老伯的小名）！這眉眼，錯不了！”

為了讓證據更扎實，白云一行人在村委會大院內搭建起一個巡回法庭——幾張長桌拼在一起，掛起鮮紅的國徽。

那天，院子里擠滿了人。七八位白發鄉親輪流站到桌前，用樸實的鄉音講述他們記憶里的“張老三”：他幫忙修過的屋頂、他過年回村祭祖的場景……村委書記以基層組織負責人的身份出具證明：“他就是我們村的張某某，人還在。”

基于多方調查與證人證言，法院當庭判決：撤銷2012年對張老伯的死亡宣告。掌聲在農家院落里響起。

從立案到判決，九天時間，橫跨400多公里，這場持續十三年的“死亡”誤會終于得以澄清。拿到判決書的那一刻，張老伯激動地握住白云的手：“這些年像影子一樣活著，現在終于能堂堂正正做人了！”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加強普惠性、基礎性、兜底性民生建設，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張老伯的“新生之路”，正是人民法院踐行全會精神的生動注腳：法官主動跨域奔走，打破“坐堂問案”的傳統局限；巡回法庭開到村口，讓司法服務“接地氣”“暖人心”；與基層組織密切聯動，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

如今，張老伯已成功辦理二代身份證，醫保和低保也在申請中。他計劃留在老家，種點莊稼，打點零工。

張老伯也時常笑著對人說：“我是張老三，活著呢！”

來源：人民法院報·1版

作者：陳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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