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電影才能進入當下觀眾的必看片段

今年五月，我在《文匯報》發表了《繪制電影“必看性”的現實圖景》，經各種“文摘”和公號轉載后，在學界產生一定的反響，也促使我作進一步的思考。

在全媒介時代，觀眾的注意力已成為最稀缺的資源，“必看性”是電影在今天這樣一個新的時代必須面對和解答的命題。當然，這個“必看性”不會是唾手可得的函數圖像，也沒有抽象理性的定制配方，我們可能很難精確定位它的方位，或完全窮盡它的奧秘，就像數學中的漸近線，它是一條曲線無限逼近，但永遠無法到達的直線。

正因為這樣，如何通過與時偕行的跟進和條分縷析的解剖尋覓到交點——盡可能縮小影像和觀眾之間的距離，就成為一個需要與時俱進、常研常新的課題。

在我看來，就目下言，有四個立面最為重要：

一是“新”。

世界電影已誕生了130周年，中國電影亦已有120年的歷史。篳路藍縷，周而復始。歷經時光的磨礪，萬千作品的呈現，就它本身來說，其神秘感、新鮮感和吸引力難免不斷衰減，這是符合事物發展之規律的。加上當下的全媒介環境是一個信息過載、內容同質化嚴重的場域，觀眾每天接觸海量信息，對影像的形制和表達似乎已不以為意。一部電影若無法提供新的“刺激點”，便極易稍縱即逝，被淹沒于信息大潮的汪洋之中。

眾所周知，好萊塢大片曾稱霸世界半個多世紀，但近年由于創新性和創造力雙重掉線，它的一些大制作就如同生產線上制造出來的麥當勞，很少有新鮮味道了。10年前，一部好萊塢進口片可以在我國輕松拿到上億美元，但近年即便是《侏羅紀世界》《碟中諜》這樣的超級IP大片也顯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了。可見，“新”既是電影的“傳感器”，也是影像的“殺手锏”。它既為滿足大眾對于未知的好奇心，給人們提供交往互動的“社會貨幣”和“動態契約”，也是電影藝術本身得以立身存命的內在張力。

新，首先當然是內容立意要新。今年春節檔上映的《蛟龍行動》，無論從投資額度、制作周期，還是演員陣容、工業水準看，都是一部名副其實的大制作，但由于還是沿襲過往同類作品的立意、敘事、結構和表達，最終招致“均值回歸”，只能排在春節檔墊底的位置。反過來，電影《好東西》投入并不大，內容似乎也耳濡目染，卻在創意上下足功夫。當創作者們大都還沉湎于單身媽媽的苦情敘事時，《好東西》已經在為女性的“精神勝利”張目喝彩了。影片憑借耳目一新的喜劇敘事、舉重若輕的獨特方式，囊括七億多元票房，吸引近1700萬觀眾，并藉此榮獲第38屆電影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

從創意出發，敘事結構的設定、類型元素的組合、視聽語言的開拓、影像體系的重構等等，都在革故鼎新的范疇。只有以“創”為鎬，以“新”為犁，才能持續不斷地開墾出影像的處女地。恰如有電影人提出的：要繼續嘗試新的內容、新的表現手法，提供給市場相對陌生的東西。過去總在思考觀眾想看什么樣的電影，現在應該嘗試去想觀眾還有什么樣的電影、什么樣的故事沒看到。我以為，這是鞭辟入里、切中肯綮的。

二是“準”。

在娛樂選擇過剩的當下，切準社會和觀眾的心理需求已不再是電影創作的一個選項，而是關乎生存與發展的核心要素。這里的“準”，既包括選題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具有巨大的社會歷史內容；也包含情感共鳴的精準投射，尋求主客體之間深層的互文和共鳴。一部影片即便投資再充裕、技藝再講究、陣容再強大，若無法與時代情緒和觀眾情感產生鏈接，就很難在今天的電影市場生存立足。

前不久全球上映的《創：戰神》，是一部花費成本近兩億美元，匯聚了杰瑞德·萊托、伊萬·彼得斯、格里塔·李、哈桑·明哈杰、吉蓮·安德森等一批實力派戲骨和人氣新星的好萊塢大片。迪斯尼對其也寄予厚望，它首周末票房尚勉強在線，到了第二個周末就出現了65%的暴跌，至今全球票房不到1.5億美元左右（在中國只獲得三千多萬人民幣）。對此終局人們眾說紛紜，但在我看來，主要乃失之于對焦不準和內容滯后。影片聚焦的是人類與掙脫代碼的智能程序之間的交鋒，放在幾年前，也許會讓人感到驚心動魄、興趣盎然，如今AI早已走入尋常百姓家，成為人們競相交互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幫手，再把人工智能簡單地視作殺人武器和反派大惡棍，顯然已經時過境遷不合時宜了。它失寵于跨國市場和受眾，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反過來，我國的《你好，李煥英》，只是一部表現母女情深的家庭倫理片，中小成本投入，藝術表達也算不上完美，卻能在競爭劇烈的2021年春節檔脫穎而出，最終斬獲近55億人民幣（至今保持在國產電影票房前四的座次上），奧秘就在于搭準了歲月的滄桑轉圜，扣準了觀眾的本心情愫。試想，誰的內心深處不潛藏有“戀母情結”；哪個人在“倍思親”的佳節會不緬懷自己逝去的至親？當觀眾把自己的感情移情到作品時，電影便從“銀幕的故事”變成了“我們的故事”。這種情感耦合產生巨大的矢量，讓作品霎時爆發流速和動量，生成巨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可以說，切準社會和觀眾的心理需求，本質是一場與時代和大眾的親密對話。在當下這樣一個信息過載的時代，只有那些既能精確號準時代脈搏，又能觸達和直擊人心的作品，才能真正成為既叫好又叫座的應運之作。

三是“真”。

電影與其他藝術的根本區別在于，它是通過光學和化學過程催生的光影藝術。這種本體論上的親緣關系，使得電影在“逼近現實”上，擁有了其他藝術無法比擬的權威和潛力（巴贊語）。而經過百多年的浸淫熏染，觀眾早已對此感同身受安之若素。

特別是經歷三年全球性的疫情肆虐之后，人們對于真情真實真誠、共情共鳴共享的渴求愈發強烈，對虛假和矯飾的情感則極度抵觸。由是，如何在虛擬的光影世界中置入無可置疑的逼真性和信服力，就成為觀眾與電影聯姻的必要前提，成為電影必看性得以維系的先決條件。

這里的“真”，最為重要的是創作者的情感一定要真。電影作為藝術，當然需要選擇和創造。但作者的真誠必不可少，非從自己胸臆流出，怎么可能打動全媒介時代見多識廣的受眾？怎么可能在洶涌澎湃的信息海洋中堅如磐石。只有自己扎了心、動了情的作品，才有可能引發觀眾的共情，激起社會的共鳴。恰如查理·芒格所說：“要得到你想要的某樣東西，最可靠的辦法是讓你自己配得起它。”

非常可惜，近些年由于商業化的過度加持，創作失“真”的現象比比皆是。有的創作者為了吸引觀眾，習慣采用已被市場驗證成功的元素，如話題熱度、明星陣容、類型套路等，導致真誠真意退避三舍；有的生產者為了盈利，熱衷于選擇觀眾熱衷的題材和敘事方式，導致作品趨于同質化；還有的制作方為了吸引特定群體，過度迎合某一群體的偏好，造成內容和表現樣式單調；更有甚者，有的創制者單純依賴算力和數據，模擬觀眾的喜好，進而導致產品過于商業化和世故化。這種種“王顧左右而言他”的表現，不僅會削弱電影的思想藝術價值，降維全產業鏈的標桿和水平，還極易透支觀眾對于電影的信任和期許，大大降低和損耗電影的“必看性”，值得我們認真審視與反思警醒。

四是“趣”。

“趣”即趣味性，是觀影過程中油然而生的身心愉悅感。因此，它絕不是簡單的撓癢搞笑，是快銷的多巴胺，而是一種或輕松或自在、或自得或會心的具身體驗，是恒久的內啡肽。在注意力經濟時代，“有趣”是襄助觀眾排除其他誘惑干擾，毅然決然走進影院的重要依托和法寶。一部電影可以宏大，也可以深刻；可以迷幻，也可以出奇，但如果缺乏樂趣，就注定與觀眾無緣。

今天的觀眾早已熟稔用腳來投票。今年10月在我國上映的《綺夢之旅》，是美國哥倫比亞影業公司出品的愛情浪漫奇幻電影，由好萊塢知名演員科林·法瑞爾和瑪格特·羅比聯合主演，講述的是男女主人公駕駛一輛具有神秘GPS導航的老舊汽車結伴旅行的故事。盡管影片制作頗為精良，但由于劇情空洞俗套，情感浮皮潦草，角色虛無單調，讓人覺得牽強附會、索然無味，首周末兩天票房只有12萬元人民幣，創下今年進口片票房最差紀錄。同樣是愛情片，國產的《我們一起搖太陽》《愛情神話》顯然更受歡迎，其人世況味彌散，煙火氣充溢，輕盈自洽而又幽默諧趣，嬉笑怒罵而又人情練達，令人忍俊不禁、拍手叫好。前者票房達2.7億元，后者票房超4億元——充分彰顯和印證了“趣味”對于今天主體觀眾的情感價值。

而正在上映的《瘋狂動物城2》，是迪士尼時隔九年后的續作，其實它的主旨與前作大致相似，但卻以造型奇特、風格輕盈、妙趣橫生和其樂無窮而圈粉無數，上映首日便獲2.27億元票房，之后逐日攀升，至今已近23億元，再次有力地說明了“趣”對于當下電影傳續的特別意義，也實在地展示了電影依然具備的“造夢”能力。

總之，電影的“必看性”亟待我們求解，是一個需要全方位建構的大工程。“新”是利劍，意在先聲奪人；“準”是橋梁，充作主客間的通衢；“真”是靈魂，賦予作品溫度與共情；“趣”是乙醇，點燃觀眾的熱情與欲望。四者互為依存，共同構成了當下電影“必看性”的漸近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