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評點看金庸｜《書劍恩仇錄》篇：為何都偏愛數字三？

評點，是中國古代文人評論小說的一種獨特方式，它不同于西方文論的體系化建構，而是在字里行間隨手批注，如朋友對坐，促膝長談。從金圣嘆批《水滸傳》到脂硯齋批《紅樓夢》，這些評語或點出文法之妙，或道破人性之微，往往簡短雋永，與小說原文相映成趣，成為了一種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學批評傳統。

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雖深受西方近代文學及“五四”新文學的影響，但其根脈深處，依然流淌著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的血液。從回目設計到章法結構，從人物塑造到敘事節奏，處處可見傳統技法的草蛇灰線。因此，嘗試用古代評點的視角去重讀金庸，借用古人總結的“草蛇灰線”、“攢三聚五”、“橫云斷山”等精妙術語來剖析那個我們熟知的武俠世界，不僅能更深入地理解金庸小說的技法傳承，亦能在古今對話中，領略中國敘事美學的獨特魅力。

本系列文章，便意在做這樣一次嘗試。我們將暫時放下西方的敘事學理論，重新拾起古人的評點之筆，去丈量那片江湖的寬廣與深邃。而這趟旅程的起點，自然要從金庸先生的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開始。

最近由于中文互聯網上清代野史的流行，這本本來較少人留意或喜愛的《書劍恩仇錄》，因為涉及了乾隆身世相關的野史，又被網友注意到，甚至有網友半開玩笑地評論：“看來金庸老爺子當年一定知道點什么。”歷史的真偽留給史學家去考證，本系列關注的是，小說家是如何通過技法，把“假”的寫成“真”的？

我們將分四次連載《書劍恩仇錄》，從傳統評點的視角對這部作品進行一次細致的“復盤”。第一期的主題是：金庸如何以“特犯不犯”之筆排布情節，中國古典小說和《書劍恩仇錄》里為何都偏愛數字三？

《書劍恩仇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5月版

細讀《書劍恩仇錄》，讀者或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金庸似乎對“三”這個數字情有獨鐘。

全書的情節推進，往往呈現出一種“三疊式”的結構：紅花會群雄為了營救文泰來，歷經鐵膽莊之失、黃河渡口之險、杭州提督府之智，是為“三救文泰來”；反派張召重也是幾經沉浮，獅子峰上被擒而釋，迷城中被擒而釋，直至最后迷城之中葬身狼腹，是為“三擒張召重”；而主角陳家洛與乾隆的糾葛，亦是歷經西湖夜游、海寧觀潮以及雍和宮鴻門宴，可謂“三會乾隆”。

這種情節安排，并非金庸無心插柳，而是深得中國古典小說“犯筆”技法的三昧。

所謂“犯筆”，在書法中指運筆的重復，在小說評點中，則特指對同一題材、同一事件或動作的重復描寫。初看之下，重復似乎是創作的大忌，因為“文似看山不喜平”，但真正的高手卻偏偏要“特犯不犯”。金圣嘆在評點《水滸傳》時曾指出，施耐庵寫武松打虎之后，又寫李逵殺四虎，再寫解珍解寶爭虎，這就是“故意把題目寫犯了”，卻要有本事寫得“無一點一畫相借”。毛宗崗評《三國演義》時也以此法論“火攻”，書中自烏巢、赤壁、猇亭，直至博望、新野，處處皆火，但“樹同是樹，枝同是枝”，卻能做到“五色紛披，各成異彩”。古典小說中常見以數字為題的回目，如大家耳熟能詳的“三打白骨精”“三打祝家莊”“二進大觀園”“七擒孟獲”等，都可以看做是這一技法的運用。

“特犯不犯”，講究的是在重復的結構中求取極大的變化，于同中見異，從而產生一種回環往復、層層遞進的審美快感。

回看《書劍恩仇錄》，金庸顯然有意試煉這一技法。以“三救文泰來”為例，三次營救的場景、手段各不相同：第一次在鐵膽莊，寫的是江湖豪客的“勇”與“莽”。群雄驟聞噩耗，憑血氣之勇硬闖莊院，卻因誤會與友軍周仲英惡斗，致使張召重趁亂將人劫走，這是“力戰”之失；第二次在黃河古道，寫的是兩軍對壘的“奇”與“險”。濁浪滔天，羊皮筏子在激流中穿梭，那是大漠狂沙與黃河天險背景下的“水戰”之危**，寫的是環境之險惡與敵軍鐵甲之堅；第三次在杭州提督府，寫的是群雄并起的“智”與“謀”，此時不再是單純的廝殺，而是挖地道、施火攻、扮官兵，陳家洛更只身入虎穴，以“金蟬脫殼”之計換出文泰來，極盡巧思，最終在烈火與爆炸中完成“智取”之功。

楚原導演的電影版《書劍恩仇錄》（1981）劇照

然而，若以苛刻的眼光審視，金庸此時的技法并未臻于化境，比起他后期的作品，這里的“三”，往往顯得有些“為三而三”。

其不足在于，情節雖然熱鬧，但內在的人物性格的發展和人際關系的激蕩在重復中缺乏足夠的深度遞進。例如“三擒張召重”，每一次的模式幾乎都是“合力圍攻-張召重落敗-因故釋放”。這種重復，更多是物理層面上的搏斗重復，而非心理層面上的螺旋上升。每一次釋放張召重，理由雖有不同（或礙于陸菲青的情面，或為了信守諾言），但讀來總讓人覺得是為了讓故事繼續下去而強行“放虎歸山”，少了一份不得不然的悲劇必然性。

不妨對比一下《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為救謝遜闖少林三僧的金剛伏魔圈的情節。張無忌同樣是三次闖陣，但每一次的起因、搭檔、心境截然不同：初探是試其深淺；二探是與楊逍、殷天正聯手，各人的性格特點與武功風格顯露無遺；三探是與周芷若聯手，另有一番驚險的同時，也自然地將故事中一大懸案完結。這三次重復，不僅是武功的較量，更是人物恩怨情仇的一次總清算，每一次“犯筆”都將人物內心推向了更深一層。

又如《笑傲江湖》中令狐沖在梅莊的“四戰”，分別對陣琴棋書畫四友，每一戰都緊扣對手的性格特點與雅好，每一戰戰法都不同，而文化、個性與武功風格渾融無間，那是真正的“特犯不犯”。

相比之下，《書劍恩仇錄》中的“三救”與“三擒”，雖然在外部動作和場景上做足了文章，運用了“大落墨法”去渲染聲勢，但本質上仍屬于同質疊加。它更多地依賴機關、巧合與人數的增減來制造差異，而在情節上大抵遵循著同一套模式，有時不僅沒能將重復與情節或人物塑造結合，更損傷了其行動邏輯的前后一致性（這最為明顯地體現在張承重死前的情節中）。

這或許就是金庸早期的青澀：他熟稔傳統小說的章法，但還未真正展露其中后期構筑武俠世界時那種驚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