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葉劍英視察廣東，李堅真提出一請求：望解決人大常委辦公問題

1981年3月6日，廣州的天空剛剛放晴，正在軍區禮堂里作最后匯報的葉劍英忽聽身后傳來腳步聲。那位走進來的高個子女干部腰板筆直，她是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李堅真。片刻寒暄后，李堅真開門見山：“葉帥，我只有一個小小的請求——省人大常委會連塊正式辦公地都沒有，盼能幫忙解決。”短短一句，把葉劍英問得一愣，他點點頭：“回京后我來想辦法。”這一承諾日后促成軍委辦公廳專門下文，將招待所舊樓一半劃歸省人大常委會。看似平凡的辦公用房，其背后是一位浴火多年的女紅軍對制度建設的執著。

事情的緣由要從1979年講起。那一年廣東第五屆人大召開，省人大常委會剛剛成立不久，全部機關只能擠在省政府招待所二樓，八間舊房里塞下幾十號人，門口連塊牌子都掛不下。檔案箱子疊到窗臺，開會要先搬桌子，電話一響，科員得側身穿過人堆。有人開玩笑：“咱這是游擊隊的機關作風又回來了。”忙碌之余，李堅真暗暗下決心：辦公問題必須解決，否則人大監督職能形同虛設。

葉劍英到粵視察給了她機會。兩位老同志早年便在華南合作無間，彼此熟悉。李堅真知道，抓住離別前的幾分鐘勝過無數公文，她直接提出請求，沒有客套，也不繞彎。葉劍英當場拍板，回京后很快主持會議，廣州軍區接到指示，把閑置樓房一半劃出。六月，掛著“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的新牌子在舊樓粉刷一新時，工作人員笑稱“終于抬得起頭了”。

李堅真為何對場地如此較真？要找答案，得翻開她更早的經歷。1907年，她出生在粵東豐順縣的泥水匠家庭，八個月大就被送去當童養媳。割草、砍柴、挑擔子，這些粗活練就了她不服輸的性子。1926年彭湃到豐順開展農運，那晚在李家后院召開秘密會議，她負責放哨。山村夜色里，昂揚的農民山歌第一次與革命口號融在一起，這個童養媳決定跟黨走。

1927年入黨后，她在大山深處組織赤衛隊，左腳中彈也沒停下。到閩西當縣委書記時才24歲，毛澤東聽完匯報提醒她：“心里要時刻想著群眾。”這句話她一直記著。中央蘇區婦女部長、長征民運科長、抗日根據地黨校主任……崗位換了又換，她推著工作往前走。丈夫鄧仲銘1943年在秦淮河畔犧牲，她只給自己一天時間落淚，隨后抱著文件包調到溧水，部署武裝行動牽制日軍火力，為主力部隊贏得轉移空檔。

建國后，李堅真先在華南抓土改，后來分管廣東省委組織、紀律工作。無論在哪，她都強調調研。搞土改時，有干部主張把起義人員押回原籍批斗，她拍板反對：“人家已經放下槍，政策不能亂。”這一決定讓興寧上萬戶農民少了后顧之憂。

1970年代末，廣東站在新時期改革的門口，省人大肩負立法監督新任務，卻連獨立辦公地都沒有。對外要審議法規，對內還要接待群眾來信來訪，沒有固定場所難免流于形式。李堅真清楚，一棟樓不是面子工程，而是給制度安一個家。正因如此，她才會在葉劍英面前提出那個看似瑣碎的請求。

有意思的是，那棟樓移交時，軍區后勤人員感慨：“沒想到老首長一句話就搬走了我們半層樓。”李堅真笑著回了句山歌，“辦公不能打游擊，制度也要硬邦邦。”短短十四字，把老紅軍的幽默與堅決展露無遺。

解決場地只是開始。1982年起，省人大常委會針對企業合同糾紛、農村土地承包、沿海開放辦法等相繼開展執法檢查，廣東基層干部驚訝地發現，這個過去“紙上機關”行動起來毫不含糊。李堅真常常坐著吉普車下縣，一杯涼茶、一張折椅就能聽完半天匯報。調研完回到廣州，她抓住午休時間整理材料遞交常委會會議。有人問她身體吃不消怎么辦，她擺擺手：“打仗那會兒連腳傷都拖著走，現在坐車算什么苦。”

1983年，她進入中央顧問委員會。那年冬天老病復發，病房里依舊能聽到輕輕的山歌：“挑燈夜戰想前程，公仆之心不敢停。”護士半夜推門量體溫，看到她還在翻閱省人大工作報告，忍不住勸：“您歇會兒吧。”李堅真抬頭笑了笑，合上文件：“事情理順了，好睡覺。”幾句平淡話，道出她一生行事準則：位置可以退，責任不能沉。

1992年3月，86歲的李堅真病逝廣州。送別那天，省人大常委會新辦公大樓已進入規劃階段，舊樓依舊掛著那塊金色門牌。來悼念的人里，不乏當年與她一道在狹窄走廊里擠著辦公的年輕科員。有人低聲說：“若沒有她那一句請求，咱們恐怕還在借房辦公。”短句不多，卻足以說明一棟樓的意義，更映出李堅真辦事不貪大，卻絕不含糊的作風。

從放哨童養媳到省人大主任，她走過槍林彈雨，也蹚過機關走廊的文件堆。葉劍英視察廣東的那一次偶然交集，留下一紙批示、一棟樓房，更讓后人見識到革命年代煉成的擔當——無論時代怎樣變化，制度建設總要有人替它把關頂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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