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最正直的大學訓導長，費鞏因為"三大德政"，如何"死不見尸"？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大學訓導主任在指導學生思想和行為，管理學生生活，登記、審核學生社團及其活動方面，具有重要的責任和權力，在工作上與三青團組織也有密切聯系。

因此大學訓導主任（或訓導長）一職關系重大，由誰來擔任這一職務，對校內形勢和左右勢力的消長具有很大影響。下面以抗戰期間浙江大學為例，來看訓導長人選的變化及其影響。

1、費鞏的“三大德政”

1939年，浙江大學由廣西宜山遷至貴州遵義。國民黨浙大區黨部便正式掛牌，三青團也開始活動。此時以參加過“一二·九”運動的民先隊員和進步學生為骨干，成立了秘密的“拓荒社”和公開的“黑白文藝社”，廣泛開展了愛國救亡運動。這些學生社團通過學生自治會，組織各種群眾性活動，如創辦各種壁報和民眾夜校，舉行慰勞抗日將士的義賣和募捐，為傷兵服務，組織宣傳隊到城區和鄉村進行抗日宣傳等，在校內生產生了重要影響，是該校三青團的一個主要對立面。

校長竺可楨根據教育部提名聘請姜琦擔任訓導長一職。姜琦（字伯韓)是國民黨員，長期在教育界活動，擔任過南京高等師范教授和暨南大學校長等職，抗戰時期任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專任委員和參事，出版了《抗戰建國與人生哲學》一書，并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發表了《三民主義的青年和青年運動》等文章，官方意識形態色彩比較濃厚。

姜琦就任浙大訓導長之后，根據教育部的訓育方針，加緊對學生的思想統制，壓制學生社團的言論自由，遭到左派學生的強烈反對；同時他與費鞏等教授的關系也十分緊張。

1940年4月，有學生在生活壁報上發表文章，批評訓導處拒絕繼續推行導師制度。姜琦極為惱怒，將該壁報撕去，進步學生為此包圍訓導處，與姜激烈爭論，使之顏面掃地。事后姜氏又提出開除有關學生，未獲校長竺可楨的同意。姜琦“四面楚歌甚窘”，只得于同年7月提出辭職。姜對此耿耿于懷，離開遵義到重慶教育部任職后，還繼續攻擊浙大，謂“浙大學生太放縱，當局及教授自由主義者太多。及蔑視部令即蔑視最高當局”等。

姜琦辭職后，在許多教授推薦下，竺可楨決定聘請費鞏繼任訓導長。

費鞏(1905~1945)，字香曾，江蘇吳江人。其母親是晚清金石學家吳大瀓之女，其夫人為袁世凱之孫女（袁克定之女）。復旦大學畢業后，留學英國牛津大學，研究政治經濟專業。回國后，到浙江大學任教。費鞏屬于自由主義者，他推崇英國式的憲政和議會民主制，服膺儒家道德政治學說，但“深惡黨人及一般自命思想前進者”。

費氏為人正直，嫉惡如仇，敢于直言，愛護學生，幾乎“每事皆袒護學生”，在師生中間具有較高威望。費鞏非國民黨員，曾有人多次勸其入黨，均遭“堅拒”。經過慎重考慮，費鞏為了“一展懷抱，為學生解除痛苦”，決定接受聘請，以無黨籍教授的身份暫時代理浙大訓導長，并聲明在職期間不拿薪水，將由此省下來的資金用于改善學生生活。1940年8月，費氏就職。

費鞏的就職受到了浙大學生的熱烈歡迎，左派社團也通過決議，表示一致擁戴。

在就職宣言中，費鞏宣布他出任訓導長，“決不是來做警察廳長或者偵探長”，而是要做學生的顧問和保姆，“以全體同學的幸福為己任”；他表示自己“是個自由主義者，不主張統制干涉”，而要實行“孔孟之道”，以德服人，感化、領導學生。費鞏就任訓導長后，一心為學生興利除弊。他規定每天下午接見學生，聽取意見；并經常到學生宿舍視察，了解學生的疾苦，努力改善學生的生活、學習條件，為此付出了大量時間和精力。

費鞏在擔任訓導長短短半年時間內，樹立了為人稱頌的“三大德政”：

一是發給每個學生以香煙罐改制之簡易植物油燈一盞，共制作850盞，使“燈光改善，足護目力”，此燈后來被學生尊稱為“費公燈”。
二是幫助每個寢室同學燒開水燙臭蟲，以保持衛生，減少疾病。
三是千方百計為貧寒學生爭取貸金，以維持基本生活，他親自為許多同學起草證明清寒之信，“歷敘其艱困掙扎之情形，情詞極懇摯”；還多次為貸金問題與學校有關部門爭得面紅耳赤，不惜“以去就爭”。

這些事情看來雖小，但在當時條件下能夠實現卻是非常不容易的，也體現了費鞏真心關愛學生，不懼繁難、勇于擔當的一片赤誠，后來浙大學生賦詩稱頌這位難得的訓導長：“蔚矣春風，黌墻之中；疾病扶問，慈父攸同。”

為了鼓勵和保護學生的言論自由，費鞏不僅努力使《生活壁報》合法化，而且支持建立了壁報稿件的保密制度和審查制度。即每個學生都有權寫稿投進稿箱，只需另用紙條注明作者年級姓名住址，學生自治會對稿件加以審查，用筆名發表，文責由作者自負，壁報編輯負責對作者姓名加以保密。

這一制度保護了學生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并使之避免了可能遇到的打擊迫害。《生活壁報》關心現實，敢于批評校政，攻擊各種弊病和不良現象，被認為是“浙大最有權威的輿論”，而國民黨、三青團卻對之深感頭痛。后來浙大學生將“生活壁報”改稱為“費鞏壁報”，以示紀念。

費鞏對國民黨和三青團素無好感，常常嗤之以鼻。在聽到一位浙大學生告知“初已決定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乃該團中人令偵察同學之工作，違背良心，實難茍合，乃決退出”，使他“聞之惕然”，對三青團更加鄙視。

費鞏上任伊始，就把國民黨區黨部的招牌從訓導處辦公室的前門掛到后門，并將胡同封死。三青團舉行時事座談會，邀請他去講演，他堅決予以拒絕。在其日記中也經常可以看到批評國民黨、三青團的言論，如“（其他大學之）訓導處是辦黨機關，慫恿三青團活動，空氣遠不如浙大之自由與純潔”；“所可鄙者三青團態度太不光明”等等。對于國民黨、三青團來說，費鞏這樣的訓導長未免太“出格”了，他們決心予以盡快撤換。

前任訓導長姜琦在重慶制造輿論，稱讓費鞏擔任訓導長“是導學生于歧路”，并給竺可楨寫信施加壓力。浙大也有右翼學生寫信向教育部反映，謂費鞏系以“非黨員主持訓導，妨礙黨務進行”，“不訓導學生而專為學生提出種種要求”，要求加以撤換。于是教育部示意浙大校長竺可楨：“希望有一正式之訓導長，并希望由曉峰（即張其昀）繼任。”費鞏在“內外交逼下”，被迫于1941年底提出辭職。

2、張其昀的風評

費鞏出任訓導長本來得到張其昀等教授的支持。張對費表示器重，曾建議學校應加以重用，并力勸費出任訓導長，謂“先有所施，將來不患無報，有功學校，恩在學生，物望更隆”。但當費鞏任職后遭到攻擊時，張其昀卻改變了態度，稱“（教育）部方甚不放心，難于疏解”，使費深感失望并對張甚為反感，認為“特張某對人似欠誠懸，此次出任本由其督促，情意不可卻，始勉允之，迨后讒言中傷，彼竟旁觀，為可嘆耳！”又云：“當初力勸余出，乃今冷眼旁觀，殊非對朋友之道，日久見人心，其斯之謂也。”

費、張關系開始迅速惡化，浙大教授之間出現了分歧。

費鞏卸任后，校長竺可楨按照教育部的指示，聘請張其昀繼任訓導長。

張其昀(1901~1985)，字曉峰，浙江鄞縣人。就讀于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其恩師劉伯明與柳詒徵皆為“學衡派”中堅人物，拳拳服膺中山學說，對五四以后的新文化運動持批評態度，這些都對張其昀的思想產生很大影響。

畢業后，張到中央大學、浙江大學任教，研究歷史地理，后任浙大史地系主任。抗戰爆發后，張經陳布雷動員參加了國民黨，并由蔣介石親自延攬為國民參政員；還在蔣介石資助下，主編出版《思想與時代》月刊，并聘請錢穆、郭秉和、張蔭麟、朱光潛、賀麟、謝幼偉等人擔任特約撰述。該刊著重闡揚我國民族文化傳統與中西文化之比較研究，并無明顯政治色彩，但其“中和平實論調”，在思想文化界多少起到了“沖淡當時‘左翼’的進步刊物風行的影響”。

由此可見，張其昀在思想與人際關系上與國民黨有比較長久的淵源，同時又是學有專長的學者，在學術界具有一定影響，這是他在抗戰時期受到蔣介石、陳布雷重用的主要原因。

1941年2月，張其昀就任浙大訓導長。在就職儀式上，新訓導長搬出了當時一套冠冕堂皇的理論，大談青年思想及信仰問題。他宣稱“自由主義時代已過去”，“吾人必須有中心信仰，此中心信仰即為三民主義，謂共產主義不過西方學派之一，遠不如三民主義之能集大成”云云。參加會議的學生對之“表示甚冷淡，掌聲零落”。

隨即在訓導委員會指導下，三青團浙大分團很快宣告成立，并在校內開展團務工作。張其昀在新創辦的三青團《浙大青年》月刊上發表了獻詞，提出“青年團最大目的就是要使青年自己立志”；“青年團的宗旨，在使青年都能有志于道義之學，對于民族理想，時代思潮，主義與國策之理論基礎，以及建國事業的大經大脈，都要有明確的認識，濃厚的興趣，與孜孜不倦的研究精神。故青年團的成立，乃由于革命的自覺，青年團的結合乃本于道義的維系，青年團的分子不僅在于量的擴充，尤須求其質的向上，青年團的干部，必須是德智體美群均衡發展的優秀青年”。

這些都體現了張其昀與前任訓導長費鞏迥然不同的面貌與風格。

費鞏對以張其昀為首的訓導委員會的工作深感不滿，認為其“金字招牌高高懸掛，百事不管，妄欲統一學生思想，亦無非以此獻媚當局耳。我于其為人，從此看穿，而訓導處工作，從此支離破碎，黃老之學，但求無事而已。當初此公曾勸我無為而治，余弗能，余所能者有為而治，及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耳。今茲得睹其躬行此官僚哲學矣”。

可見張氏因忙于學術及其他事務，對訓導處的具體工作不愿多過問。費鞏對張氏主編的《思想與時代》雜志也表示不滿，認為該社“本由政府出資辦理，張某為創辦人，擁戴中央尤見忠勤，君等秉承意志自宜歌頌功德，豈能為逆耳之言”。

顯示出費、張兩人在思想及政治上的深刻分歧。這種矛盾導致兩人發生公開沖突。在一次行政談話會上，討論部分院系遷往湄潭，費、張意見發生分歧。據費鞏記載，“獨張某對余大不謂然，在會場上爭持頗烈，散會后復盛氣謂余日：莫謂別人皆是低能。余亦盛氣報之曰：莫作鄉愿”。事后費鞏分析說：“張某畏我忌我，讒諂備至，終覺余是危險分子，且疑另有企圖”，“唯恐我出頭更無法相制”。可見政見之爭中也夾雜著意氣之爭。

3、費鞏之死

在浙大內部，逐漸出現了左翼學生社團與三青團相對抗，費鞏及部分教授同情左翼學生，張其昀及訓導處支持三青團的局面。浙大內部的斗爭有很多是圍繞經濟問題進行的。有一次浙大學生為賑濟河南旱災舉行募捐演出，由三青團干部負責主持。由于演劇籌賑賬目不清，公款被挪用，引起公憤，紛紛揭帖攻擊。

學校訓導委員會決議嚴查，費鞏力主嚴辦，使三青團極為被動。后來三青團浙大分團以為同學服務為名，創辦了一個青年食堂，讓部分同學前去搭伙。可是食堂辦理很糟，有些三青團骨干還利用職權營私舞弊，借機牟利，被同學告發，激起浙大學生的憤怒。此案當事人是三青團團員謝力中，并牽連到浙大分團書記石劍生，分團干事長謝幼偉也為此事引咎辭職。

費鞏聞訊后，在日記中寫道：“又是一個三青團員，真把黨團出盡了丑！”在浙大訓導委員會會議上，費鞏堅持主張“必須嚴辦”，“以為站在教育立場，必須明是非，不可姑息，…乃決定予以除名處分”

最后當事人謝力中被學校、系會、班會及同鄉會一一公告開除，浙大三青團的聲譽遭受沉重打擊。

抓住國民黨、三青團的部分劣跡發動群眾進行斗爭，是當時浙大中共地下黨所采取的一個斗爭策略，“要把國民黨、三青團放在光線最強的地方照一照，照給大家看看，讓廣大群眾受到教育”。作為一般教授，費鞏并不知道這種內幕，他只是出于正義感，對貪污腐敗感到痛恨，力主對涉案人員加以嚴肅處理。

但他這種公開的不妥協態度，使其很快成為國民黨、三青團的眼中之釘。當時學校中就“有誣蔑主持徹查者，為有意攻擊三青團”，訓導處“更似疑學生攻擊三青團又與我（按指費鞏）有關”，更有人“在外揚言，欲以武力對付吾等”。

浙大校園內外左右派矛盾的激化，是后來導致費鞏被害的重要原因。

1945年3月5日，費鞏教授在重慶千廝門碼頭突然失蹤，據后來調查說是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在歌樂山集中營遇害，并被投入鏹水池毀尸滅跡（但一直沒有找到確切的人證物證)。浙大校長竺可楨懷疑是浙大三青團學生骨干告密所致。論者謂“這位講授‘民主與法制'的教授，竟葬身于沒有民主與法制的社會。”

4、其他大學的左右之爭

抗戰期間，地處重慶北碚的復旦大學也是左右派斗爭相當激烈的地方。

1939年春，三青團復旦分團宣告成立，開始只有十幾名團員，后來增加到200余人。三青團與校內的右翼教授但蔭蓀、鄭學稼、李建芳等人相互聲援，聲勢不小。而當時校內的中共地下黨員組成的“據點”，團結廣大左派師生，組成了“課余讀書會”和“抗戰文藝寫作會”等進步學生社團，同以張志讓為首的進步教授相配合，與國民黨、三青團展開了積極斗爭。學校當局則處于左右之間，彌縫維持：“校方之訓導處，似有袒護嫌疑，使各團體勢力平均，以便處于超然地位，而操縱之。”

國民黨社會部曾秘密指示重慶市黨部，要復旦黨團密切配合，與中共展開斗爭。1939年夏秋，左派力量發起了針對右翼教授和三青團的“護校運動”。在一次空襲警報中，一位右翼教授不遵守防空規定，與執勤士兵發生爭吵致毆，一些三青團員也幫助辱罵毆打士兵，以致地方駐軍提出要學校處分為首的三青團學生，否則將撤走軍隊，不再保護學校安全，令學校當局束手無策。中共地下組織乘此機會發動校內學生團體，提出“護校”和“反破壞”的口號，責令毆打士兵的三青團員自首，由學校給予處分。這一運動打擊了三青團和右翼教授的氣勢。

由于復旦大學左派力量比較強大，使三青團中央團部對復旦的情況比較擔心，不得不予以更多的關注和指導。

據康澤回憶：

“當時西南聯大、中央大學、武漢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和重慶大學等幾個三青團分團所領導的反動勢力均占優勢，是預防和鎮壓進步學生運動的支柱；而復旦大學分團所領導的反動勢力與進步青年的潛在力量，則幾乎不相上下，該校就成為時常發生動蕩和變化的地方（多是發生在爭奪學生團體領導權的問題上）。我對于前者逐漸放心；對于后者頗為顧慮。因此，復旦大學三青團分團的主任或書記來見我，我約他們來，或我到學校去的次數都比較多。終于決定改組了該校三青團分團部，把原主任陳昺德（復旦體育系主任、復興社員，對反共工作熱心有余，但領導能力，尤其在該校的學術地位不足，影響工作)調為監察，而以林一民（復旦教務長，復興社員、老同盟會會員）繼任分團工作，以增加該分團在復旦的力量，以便與復旦著名進步教授張志讓先生(當時在復旦任院長)分庭抗禮，改善該校三青團分團的工作條件”。

后來，復旦大學左派力量又發動了反對陳昺德的運動。據校史記載，“復旦三青團頭子陳昺德，平時腰掛手槍，在校耀武揚威，他為了牟取暴利，控制復旦渡船、超載覆舟，見死不救”，致使三名學生溺斃。事發以后，復旦大學章益校長聲言辭職。

后由法院宣判陳氏“因業務過失致人于死，判處五萬元罰金”。這一運動也使國民黨、三青團陷于被動，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擊。

抗戰期間的三青團學校組織，還采取了許多方式，配合國民黨對進步學生活動進行破壞。如1943年下學期，當時設在重慶南岸的私立中華大學的一些進步學生，邀請復旦大學著名進步教授張志讓來校進行講演。該校三青團骨干發動團員和部分受其影響的學生，搶先占領了會場的多數席位。演講進行中間，三青團就按照原定計劃開始破壞會場秩序，“有人就起來質問他，有人裝得溫和些，有人做得激昂些，有人要他承認錯誤，有人吼叫他停止講演”，使演講無法進行下去，被迫提前結束。會后該校三青團骨干還假裝護送張氏返回，在路上迫使其簽字保證以后不再到該校講演方才作罷。事后這種破壞行為還受到了中央團部組織處長康澤的表揚。

有的學校的三青團骨干還參加了偵察、破獲中共地下組織的活動。如某省立中學的三青團骨干劉某，發現有中共地下黨員“藉省立×校掩護，以學生為對象，活動甚力”，遂“決以本團組織破壞奸匪之組織，遂密遣團員，偵察其內幕”。經過秘密偵查，發現“×教員為該黨在當地主要負責者，此外有該校學生××等為組訓干事、文宣干事，及巡邏、督導干事，均異常活躍。其已離校者有××等四人，皆相與互通聲氣，秘密協作”。

劉某獲悉內幕后，即與縣黨部書記長及軍訓教官等密切配合，待“事機成熟，乃聯合當地軍警，一舉逮捕奸匪多人，并分電××等地，將各該逆首要緝捕，計先后捕獲××等十余人，由省特委員會派員前往××會同審訊，輕則就地保釋，重則分別懲處”。

當時國統區學校團部從事此類偵探、告密等活動者并不少見。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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