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四川省發布的《關于進一步減輕中小學教師非教育教學負擔若干措施的通知》引起 了許多人的關注。這一次與過去那種“泛泛而談減負”的政策不同,它直擊痛點,把“課后服務”和“教師時間管理”兩個多年來積壓最深的問題明確寫入文件,提出“課后服務不得隨意擴大范圍”“探索彈性上下班制、時間銀行”“不得將課后服務與職稱評定掛鉤”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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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雙減”以來,課后服務被賦予了新的使命:既要幫助學生減負,又要解決家長“放學早、下班晚”的痛點。為此,各地紛紛推出“5+2 模式”“課后服務全覆蓋”,服務時長普遍要求達到2小時以上,幾乎所有學校都全面鋪開。
于是教師的工作時間在不知不覺中被無限延長,課后服務也漸漸從額外任務變成剛性任務。很多地方課后服務的定位模糊,有的學校把它變成“補習+輔導”的組合,有的學校強化安全管理,導致教師承擔巨大的責任。而在實際落地中,補償機制又不夠完善,教師既承擔了時間成本,也承擔了心理負擔。這一切,使得課后服務系統在過去幾年嚴重依賴教師“硬撐”,并逐漸形成一種“慣性加班文化”,讓教師的職業倦怠感不斷上升。這個時候四川出手,其實是站在教育系統整體運行的角度做出的“糾偏”。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新政并非是從“辦公室里拍腦袋想出來的”,而是建立在成都多個區域多年來的制度探索基礎上。
以雙流區東升小學為例,該校實行“上班兩階+下班三階”制度,體現了一種高度務實的管理理念,教師不是一刀切地“全體7:30到6:00”,學校根據實際崗位職責安排教師彈性到崗。比如,有第一節課的老師必須8:10前到校,承擔教學任務;沒有早上第一節課的老師,可以8:40到校,給教師留出了必要的準備時間。下班同樣如此,不參與課后服務的老師可以16:00下班,參與課后服務的老師17:30下班,參與延時托管和值周的教師則是18:00下班。這種科學排班避免了“所有人都為少數崗位的任務共同加班”的荒誕狀況,讓教師的工作恢復了節奏感。
2)
四川新政給全國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治理方向,釋放了3個重要信號。
信號一:課后服務必須回歸合理范圍,不得“無限外延”
過去幾年,課后服務在部分地區被當作“萬能容器”——補課、訓練、排練、會議、競賽準備,都能塞進去,最后演變成“值班制度”。四川這次就明確表示,課后服務必須安排在上課日及完成課程計劃后,且嚴禁隨意擴大范圍。
信號二:教師不只是“奉獻”,他們擁有“被保護的權利”
“彈性上下班制”“時間銀行”“不與職稱掛鉤”等措施,是勞動力管理方式的革新。教師的時間不再是“抽象的奉獻”,而將成為“可量化、可管理、可補償”的公共資源。誰承擔了更多課后服務,未來就能獲得調休、積分、補償;誰承擔崗位風險,就能享受制度性的保護。
信號三:教育治理正在從“任務驅動”轉向“機制驅動”
這次新政提到以制度推動學校重塑工作機制,說明教育治理正在從“行政壓力”向“制度保障”過渡,從短期行為轉向長期機制,這是一個教育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標志。
簡而言之,課后服務不能依賴教師“犧牲家庭時間”“無限責任兜底”。如果教師一直被捆綁,最終受損的就不只是教師,更多的是教育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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