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曾在一次演講中說過,俄羅斯是一個“被謎團包裹著的謎題,而這個謎題的鑰匙,或許就是俄羅斯的民族利益”,那么,俄羅斯的民族利益,又是什么呢?
我們已經知道,這個民族自古以來,就有一種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而這種恐懼,源于東歐大平原無險可守的地理宿命,也源于歷史上無數次被外族鐵蹄踐踏的慘痛記憶。
為了生存,俄羅斯人學會了像野獸一樣警覺,像寒冬一樣冷酷,他們堅信,只有無限地擴張邊界,才能換來核心的安全,也只有對權力的絕對集中,才能避免國家的崩潰。
這種基于“生存焦慮”演化而來的大國邏輯,幫助俄羅斯熬過了無數次亡國滅種的危機,卻也如同一種無法擺脫的詛咒,將其推向了一個名為“霸權”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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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林法則的馴化
如果要說有什么事件,是俄羅斯人關于權力最為慘痛的記憶,那一定就是改變了這個民族走向的“卡爾卡河戰役”。
1223年,當成吉思汗的先鋒部隊第一次出現在南俄草原上時,還在內斗中不可自拔的羅斯王公們并不知道,他們的世界即將迎來終結。
羅斯聯軍雖然在人數上占據優勢,但他們怎樣都想不到,這世上竟然有比他們更驍勇善戰的種族,蒙古騎兵精密的戰術將他們打得潰不成軍,六萬羅斯大軍更是幾乎全軍覆沒。
不過,戰爭的失利還不是最可怕的,蒙古人在戰后對他們的統治與掌控,也就是后世常說的“韃靼枷鎖”,才真正成為了俄羅斯人揮之不去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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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躲避蒙古人的陰影,俄羅斯人把政治中心從基輔轉移到了東北部的森林地帶。
但蒙古的可怕之處就在于,哪怕俄羅斯人躲進了深山老林,他們也還有“冊封令”等威懾手段,讓其不得不接受金帳汗國的統轄。
在那個時代,任何一位羅斯王公,要想保住自己的位子,要想自己的城市不被屠城,就必須親自前往金帳汗國的首都薩萊接受冊封。
這條漫長而危險的旅程被稱為“死亡之路”,王公們在出發前甚至需要提前寫好遺囑,因為根本沒人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活著回來。
而到了薩萊,羅斯王公們將經歷一系列極具羞辱的冊封儀式,不僅要在王庭入口接受“過火”的洗禮,在蒙古大汗的面前他們還要進行五體投地的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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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也出現過米歇爾大公這樣,想要保留尊嚴而公開反抗的人物,但他們的下場,往往也會十分凄慘。
1246年,當他來到薩萊之時,蒙古巫師要求他向成吉思汗的偶像下跪,米歇爾大公以“愿意向大汗鞠躬,不會向偶像下跪”的訴求,予以回絕。
但蒙古人并沒有因為他的氣節而放過他,相反,他們當場對其處以極刑,并拋尸荒野。
這不僅是對他個人的懲罰,更是對所有羅斯王公的警告:在蒙古大汗的面前,哪怕只是偶像,也從來都只有服從,沒有談判的余地。
蒙古的“規訓”持續了整整兩個世紀,也徹底改變了俄羅斯統治階層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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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叢林法則”式的磨礪中,俄羅斯人褪去了文明的稚氣,并誕生了莫斯科公國這樣靠狡猾與殘忍上位的強者。
14世紀初,莫斯科迎來了一位關鍵人物——伊凡一世,他有一個響亮且充滿銅臭味的綽號:“錢袋子”,而這個綽號,就精準地概括了他的生存智慧。
伊凡一世看穿了蒙古人的本質,知道他們并不想統治這片貧瘠的森林,只想要賦稅和順從,于是,伊凡一世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向蒙古人請纓,承擔起征收全部王公貢賦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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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莫斯科公國變成了金帳汗國的御用“買辦”,而為了討好主子,伊凡一世更是對自己的同胞做出了極其殘忍的罪行。
1327年,莫斯科的競爭對手特維爾公國,殺死蒙古使臣。
伊凡一世在此時看到了上位的機會,立刻趕往金帳汗國向大汗告密,并主動帶領蒙古大軍前去鎮壓“叛亂”。
在伊凡一世的引導下,蒙古鐵騎踏平了特維爾,將這個曾經繁榮的公國化為焦土,特維爾的王公被迫流亡。
伊凡一世,則通過這種這種行為,獲得了大汗的信任,換來了寶貴的“特許權”,并拿到了“全羅斯大公”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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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周邊公國戰火紛飛之際,莫斯科卻享受了難得的和平,各地的難民、貴族、工匠紛紛逃往莫斯科尋求庇護,莫斯科也因此迅速壯大。
這便是后來俄羅斯帝國霸權邏輯的最初雛形——瘋狂的集權。
所以,當莫斯科最終積蓄了足夠的力量,在1480年的烏格拉河對峙中擺脫了“韃靼桎梏”后,統治者卻沒有恢復基輔羅斯時代的自由傳統,而是順手接過了蒙古大汗留下的鞭子。
自此以后,帝國的野心,徹底成型,霸權的邏輯,也就此刻入了俄羅斯文明的基因之中……
歷史邏輯的慣性
當羅曼諾夫王朝在1917年的風暴中坍塌,當布爾什維克在圣彼得堡的冬宮升起紅旗之時,人們都以為,俄羅斯人的舊秩序會就此迎來終結。
然而,文明慣性和歷史烙印帶來的影響,遠比我們想象中要更加深遠,即便那份屬于帝國的“大國習氣”不復存在,“大國沙文”的思想也還是在不經意間回到了蘇聯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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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前夜,世界依舊處于一個“叢林法則”盛行的時代,英法想把禍水東引,德國磨刀霍霍,站在當時蘇聯的角度來看,自己就像一個站在狼群中間的巨人,雖然塊頭大,手里卻沒武器。
所以,為了給新生的政權爭取發展的空間與戰略緩沖的余地,莫斯科還是做出了建立“東方戰線”這樣充滿利己主義色彩的決定。
1939年,蘇聯在納粹德國入侵波蘭16天后,以保護烏克蘭族和白俄羅斯族居民為由,從東面入侵了波蘭。
而這次入侵,是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及其秘密附屬協議的框架下進行的,兩國為了各自的利益,都選擇了將戰場放在其他小國的身上。
即便蘇聯當時是打著“解放同胞”、收復失地的大義名號,也無法改變在波蘭人眼里,國家被第四次瓜分的悲劇現實。
同年,為了鞏固列寧格勒的安全,獲得更大的戰略緩沖,蘇聯還悍然發動了入侵芬蘭的“冬季戰爭”。
雖然最終蘇聯得到了比目標更多的割讓領土,但由于芬蘭的頑強抵抗,也導致蘇聯在戰爭中損失慘重,甚至遭到國際聯盟的除名。
最為關鍵的是,這起戰事的后果,遠比蘇聯想象中更為嚴重,由于暴露了軍事實力的不足,德國的野心愈發膨脹,開始進一步與芬蘭接觸,而這,便為日后戰事的擴大埋下了伏筆。
國際局勢帶來的壓力,無疑讓蘇聯重新撿起了過去的“大國邏輯”,而一旦這種思維持續擴大,即便是到了和平時代,也終會釀出更大的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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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的計劃經濟體系中,烏茲別克斯坦這個加盟共和國,就曾被定位為主要的棉花生產基地,而棉花作為“白色的黃金”,也就成為了蘇聯重要的出口創匯產品和戰略物資。
在美蘇冷戰期間,蘇共高層為了向西方世界展現“發達社會主義”的成就,便攤派給了烏茲別克斯坦高到離譜的棉花生產指標。
而時任烏茲別克共產黨第一書記的沙拉夫·拉希多夫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便向莫斯科做出了每年上交數百萬噸棉花的承諾,然后,悲劇就開始了。
隨著國家給出的收購指標逐年遞增,烏茲別克的實際產量越來越顯得捉襟見肘,而為了避免受罰并繼續獲取國家的撥款和獎勵,一場自上而下的造假運動就此打響。
最先是集體農莊的主席虛報棉花產量,并賄賂收購站來隱瞞實際數據,而收購站和運輸部門也為此配合造假,將虛報的數據上報給政府高層。
到了國家層面,官員們也無心核實真偽,只知道拿著虛假的“豐收”向莫斯科邀功,以換取中央財政用以收購棉花的巨額撥款,并將其回流到莫斯科,換取更大的保護傘。
利益在此過程中被層層瓜分,而這個結果就是,一場空前慘烈的貪腐大案東窗事發,涉案人員規模來到了2.7萬人之眾,被騙取的國家資金,也足有驚人的30億盧布。
可政府信用的破產,還遠不是本案最慘痛的教訓,更具災難性的后果是,烏茲別克在大搞棉花種植的過程中,瘋狂截流滋養了中亞文明的阿姆河與錫爾河兩條母親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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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水源的補充,世界第四大湖咸海,在短短幾十年內迅速干涸,變成了一片白茫茫的鹽堿荒漠,留給后人的,只剩下地區生態的崩潰和影響了幾代人的健康問題……
你說,俄國的這種大國邏輯,是源于某種惡意嗎?
答案很難進行這種簡單的歸因。
說到底,那種流淌在血液里的“霸權”邏輯,是千年風霜留下的一道暗傷,他習慣了用大哥思維去替小國做決定,也習慣了用整體利益去覆蓋個體訴求。
因此,他往往會忽略,這種訴求,終究會變成一種令人窒息的不可承受之重……
參考文獻
《成吉思汗〈大札撒〉研究中的幾個問題》那仁朝格圖
《看“二戰”初期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表現及其影響——以“東方戰線”為例》張保豐
《論蘇俄大國沙文主義的出現及原因》李美榮
《俄羅斯人大國思想淵源初論》李渤
《彌賽亞在俄羅斯(蘇聯)的嬗變——從俄羅斯的情結到斯大林》王蕾、梁永召
《歐亞主義視野:薩維茨基論蒙古-韃靼統治及其對俄羅斯歷史的影響》粟瑞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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