麋鹿，沒有“迷路”

北京南海子麋鹿苑，一群頭似馬、角似鹿、蹄似牛的“四不像”正悠然踱步于濕地邊，與掠過長空的鳥群構成一幅和諧的生命詩畫。

2025年，中國多地舉行紀念麋鹿回歸中國40周年的儀式，與此同時，一則消息引發國際關注：越來越多的動物界學者在相關研究中棄用麋鹿的英文名稱——“Pere David’s Deer”（大衛鹿），而選擇了中文音譯“MiLu”。

這并不是一次簡單的術語更迭，更是一場跨越世紀的文明對話。麋鹿，這一從甲骨文里走出的“中華原住民”，終于在國際話語體系中找回了自己一度丟失的名字和家園。

8月18日，在北京麋鹿苑拍攝的麋鹿。新華社發

麋鹿，是中國特有的鹿科物種，起源于距今約200萬年到300萬年的更新世早期。殷墟甲骨上的“麋”字，取目上有眉之形，是華夏大地對麋鹿最早的命名?！睹献印酚休d：“王立于沼上，顧鴻雁麋鹿”，《禮記》中也有冬月“麋角解”一說。

1767年，乾隆皇帝在閱讀這一記載時，感到困惑不已。因為在當時人們的印象中，鹿科動物應在夏天脫角。為此，乾隆專門派人去北京南苑（今南海子）考證麋鹿脫角的時間。雖嚴冬天寒，然而皇家獵苑中的麋鹿果然正值脫角期。乾隆皇帝提筆寫下了《麋角解說》，又命工匠將此文鐫刻于一只脫落的麋鹿角之上。這只主干上刻有密密麻麻說明文字的麋鹿角今日便存放于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館。麋鹿也因其冬日脫角的特點，成為象征冬至時令轉折點的指示動物。

《乾隆皇帝射獵圖》清·郎世寧等繪 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宮中行樂圖軸（局部）》所繪麋鹿，或為作者金廷標親往南苑所見。圖源：北京亦莊微信公眾號

可以說，麋鹿的身影一開始就棲息于中華文明的源流之地，徜徉于中國文字的意涵之間。然而近代以來，麋鹿卻逐漸成為了故土的“異鄉客”。

由于自然氣候變化及人為因素，到19世紀時，麋鹿的數量銳減至百余只，皆被圈養在皇家獵苑內。1865年，法國傳教士阿爾芒·大衛（Armand David）來此考察，并將麋鹿的毛皮寄回巴黎。西方動物學界按照慣例，以發現者之名——“大衛鹿”（Pere David's Deer）——作為這一“全新物種”的名稱。

1866年之后，英、法、德、比等國的駐清公使及教會人士通過各種手段，先后從北京掠走幾十頭“大衛鹿”，飼養在歐洲各國的動物園中。而接下來的半世紀，隨著永定河泛濫、八國聯軍劫殺等天災人禍的接連發生，中國境內的最后一頭麋鹿于1920年在北京萬牲園死去。

從此，這一中國特有物種便背負著異域姓名流落他鄉，成為殖民時代文化話語權失衡的縮影。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各界人士積極奔走，希望麋鹿能重返故鄉。1956年和1973年，北京動物園曾兩次嘗試飼養麋鹿，但因繁殖障礙和環境不適，一直未能復興種群。直至1985年，中英兩國達成了《中英關于麋鹿重引進的協議》，22頭麋鹿才從英國重歸故里，落戶北京南海子。這里，曾是這一珍稀物種的發現地與“滅絕地”，于今又成為它們再度繁衍壯大的始發地。

嗣后，我國大力開展麋鹿保護研究工作，為重興種群提供了扎實的科技支撐，麋鹿沿著北京南海子向湖北石首與江蘇大豐兩條路線逐步擴散。今日，全國麋鹿種群數量1.5萬余只，其中野生種群6個，約6000只。

麋鹿資料圖。圖源：北京南海子麋鹿苑博物館

中國的麋鹿重引進已成為全球最成功的物種重引入范例，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將其譽為“野生動物重引進的中國范式”。當物種保護的中國方案贏得世界尊重時，“中國名”的回歸便成為必然。

從“龍”的譯名由“dragon”轉為“loong”，再到“麋鹿”取代“Pere David's Deer”，中國文化基因在全球話語中得到了復位，中華文明的主體性獲得了重彰。西方語境中的“dragon”暗含惡獸隱喻，而“loong”的拼音轉寫徹底剝離了文化誤讀的枷鎖；“大衛鹿”強調西方發現者的“命名權”，“MiLu”則是對物種文化原鄉的致意。

當所有曾被迫“迷路”的文明符號一一返回故鄉時，世界聽見的將不僅是某一個物種的姓名，更是中華古老文明在重構全球知識體系進程中敲響的醒木，余韻悠長。

作者：伍倩 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世界文學與全人類共同價值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長安街知事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