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外賣真的丟人嗎？撕開標簽，看見被資源分配拋棄的底層勞動者

暴雨如注的傍晚，城市主干道上車流如織。一名外賣員騎著電動車在雨幕中疾馳，雨衣下擺被狂風掀起，褲腿早已濕透，緊緊貼在腿上。他不時低頭看一眼手機屏幕上的導航與倒計時，眉頭緊鎖，在車流縫隙中靈活穿梭，甚至不惜闖過黃燈 —— 只為在規定時間內將餐品送到顧客手中，避免差評與罰款。與此同時，街角高檔寫字樓的落地窗前，穿著精致西裝的白領正端著咖啡，俯瞰著街道上奔波的身影，偶爾與同事閑聊一句：“這么大雨還在送外賣，真是不容易，不過也挺丟人的，沒別的本事才會干這個。”

這樣的場景，在當下中國的每一座城市都日復一日地上演。“送外賣丟人”，這句看似刻薄的評價，早已超出了個人偏見的范疇，成為一種彌漫在社會共識中的隱形認知。有人將其歸咎于職業歧視，認為是部分人價值觀扭曲、缺乏對勞動者的尊重；也有人反駁說 “職業無高低貴賤，靠雙手賺錢不丟人”。然而，當我們穿透這些表層的道德爭論，深入到社會結構、經濟邏輯與文化心理的深層肌理，便會發現，“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背后，折射的是階層固化、資源分配失衡、職業價值導向偏差等一系列嚴峻的社會問題。它不是對勞動者個人的否定，而是整個社會在發展過程中未能妥善解決結構性矛盾所導致的集體之殤。

階層固化的縮影：外賣員群體的社會資源困境

社會資源的分配格局，決定了個體的生存起點與發展空間。外賣員群體之所以被貼上 “丟人” 的標簽，本質上是因為他們長期處于社會資源分配的邊緣地帶，缺乏向上流動的必要資本，只能在底層勞動市場中掙扎求生。這種資源匱乏的狀態，并非個人努力不足所致，而是階層固化背景下的必然結果。

（一）教育資源的先天不足：底層群體的成長天花板

教育是社會流動的重要通道，也是個人積累人力資本的核心途徑。然而，在我國城鄉教育資源差距依然顯著的當下，農村與城市底層家庭的孩子，從出生起就面臨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根據《2023 年中國外賣行業發展報告》數據顯示，我國外賣員群體中，高中及以下學歷者占比高達 72.3%，大專學歷占比 24.5%，本科及以上學歷僅占 3.2%。這一數據背后，是無數底層家庭子女在教育競爭中的無奈出局。

在農村地區，優質的師資力量、教學設施、教育理念往往極度匱乏。許多農村學校的教師隊伍老齡化嚴重，教學方法陳舊，甚至存在 “一人教多科” 的現象。而城市重點學校則匯聚了最優質的教育資源，配備先進的教學設備、經驗豐富的教師，甚至能為學生提供豐富的課外拓展、社會實踐機會。這種教育資源的鴻溝，使得農村孩子在基礎教育階段就落后于城市同齡人。更令人擔憂的是，教育成本的不斷攀升，讓許多底層家庭不堪重負。從幼兒園的擇校費到中小學的課外輔導費，層層疊加的支出，成為壓在底層家庭身上的沉重負擔。對于那些父母為生計奔波的家庭而言，讓孩子 “讀完高中就賺錢” 往往成為更現實的選擇，而大學教育則成為一種遙不可及的奢侈品。

缺乏高等教育背景，意味著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中幾乎沒有議價能力。在當下的就業市場中，“學歷門檻” 早已成為許多優質崗位的硬性要求。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大型企業的招聘啟事上，“本科及以上學歷” 是標配，甚至連一些普通文職崗位也將大專學歷作為最低要求。對于只有高中及以下學歷的群體而言，他們所能選擇的，大多是不需要專業技能、門檻極低的體力勞動或服務行業。送外賣、快遞、建筑工人、流水線工人，這些職業成為他們的主要就業方向。這些職業的共同特點是：高強度、低回報、缺乏保障，這也為 “送外賣丟人” 的社會認知埋下了伏筆 —— 在以教育水平衡量個人價值的社會中，缺乏高等教育背景的勞動者，天然就被貼上了 “能力不足”“層次低下” 的標簽。

（二）社會資本的匱乏：向上流動的無形壁壘

社會資本，即個人擁有的人脈網絡、社會關系資源，是個體實現向上流動的重要助力。在我國 “熟人社會” 的文化傳統與 “關系型社會” 的現實語境下，社會資本的作用尤為顯著。然而，外賣員群體的社會資本儲備，卻極度匱乏。

外賣員的原生家庭大多處于社會底層，父母的社交圈子局限于親戚、鄰里與同事，這些關系網絡所覆蓋的資源有限，難以在就業、發展等方面為他們提供有效支持。與那些出身中產或富裕家庭的孩子不同，他們沒有 “拼爹” 的資本，無法通過家庭關系獲得優質的就業機會、職業指導或資源對接。在求職過程中，他們只能依賴招聘網站、勞務中介等公開渠道，面對的是競爭最激烈、條件最苛刻的底層崗位。

進入職場后，外賣員的工作性質進一步加劇了社會資本的匱乏。他們的工作以個體勞動為主，每天的工作內容就是接單、取餐、送餐，與他人的互動大多是碎片化、功利性的。與顧客的交流僅限于 “餐品送到了”“麻煩給個好評”，缺乏深度溝通；與同行的交流也多圍繞 “如何多接單”“哪個區域訂單多”“如何避免罰款” 等實際問題，難以形成高質量的人脈資源。這種封閉的工作模式，使得他們無法接觸到更高層次的社會群體，也無法積累有助于職業轉型、向上流動的社會資本。

相比之下，那些處于社會中上層的群體，其工作環境往往為他們提供了豐富的社會資本積累機會。在高檔寫字樓里，白領們通過工作對接、行業交流、商務活動等方式，不斷拓展自己的人脈網絡，這些關系可能在未來的職業發展、項目合作、資源整合中發揮關鍵作用。這種社會資本的代際傳遞與階層內循環，進一步固化了社會階層結構：上層群體憑借豐富的社會資本維持優勢地位，底層群體則因缺乏社會資本而難以突破階層壁壘。外賣員群體的社會資本匱乏，使得他們陷入 “底層勞動 — 缺乏人脈 — 無法轉型 — 繼續底層勞動” 的循環，這種難以向上流動的狀態，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更具說服力 —— 在大眾認知中，“有本事” 的人總能通過各種關系找到更好的工作，而長期從事送外賣工作，就意味著 “沒本事”“沒人脈”。

（三）制度性排斥：公共資源分配中的底層弱勢

公共資源的分配公平與否，直接關系到不同階層群體的生存質量與發展機會。在我國的公共資源分配體系中，底層群體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這種制度性的排斥，進一步加劇了外賣員群體的困境，也強化了其 “丟人” 的社會形象。

住房資源是公共資源分配不均的典型體現。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醫療資源往往與住房綁定，擁有城市核心區域房產的家庭，其子女可以就近入學，享受優質教育；而外賣員群體大多無力購買城市房產，只能租住在城中村、城鄉結合部等配套設施落后的區域。這些區域的學校往往師資力量薄弱、教學質量低下，醫療設施匱乏、就醫不便，公共交通不便、出行成本高。這種住房與公共服務的綁定，使得外賣員的子女從出生起就面臨著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劣勢，難以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

社會保障資源的分配不均，同樣讓外賣員群體缺乏安全感。根據相關調查顯示，我國外賣員群體中，繳納五險一金的比例不足 15%，絕大多數外賣員沒有任何社會保障。他們既沒有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也沒有失業保險、工傷保險。一旦遇到工傷、疾病、失業等情況，就只能獨自承擔全部風險。在一次采訪中，一位外賣員坦言：“我們最怕的就是生病和出車禍。上次我同事送外賣時被車撞了，平臺只給了 2000 塊錢慰問金，后續的醫療費、誤工費都得自己承擔，最后只好回老家養病，工作也丟了。” 這種缺乏社會保障的狀態，讓外賣員群體始終處于 “朝不保夕” 的生存焦慮中，而這種脆弱的生存狀態，在大眾眼中往往與 “失敗”“沒本事” 掛鉤，進一步加深了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

公共參與權的缺失，也是制度性排斥的重要表現。底層群體由于缺乏話語權，難以參與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其利益訴求也往往被忽視。外賣員群體作為城市服務的重要提供者，其工作條件、權益保障等問題，長期缺乏有效的政策支持與制度規范。平臺的罰款規則、派單機制、薪酬體系等，都是由平臺單方面制定，外賣員沒有任何議價能力。當他們的權益受到侵害時，往往只能通過個人維權、媒體曝光等方式尋求解決，而這些方式往往成本高、效果有限。這種缺乏制度保障、難以維護自身權益的狀態，讓外賣員群體在社會中顯得格外弱勢，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帶上了一層 “可悲”“無奈” 的色彩。

經濟回報的幻象：高強度勞動背后的生存脆弱性

在討論外賣員的收入時，常常會聽到這樣的說法：“外賣員一個月能賺好幾萬，比白領工資還高”。然而，這種說法往往只看到了表面的收入數字，卻忽視了其背后高強度的勞動付出、高昂的隱形成本以及極度脆弱的經濟基礎。外賣員的經濟回報，看似誘人，實則是一種 “虛假繁榮”，這種繁榮背后的生存脆弱性，正是 “送外賣丟人” 認知的重要經濟根源。

（一）收入結構的真相：計件工資與隱形成本

外賣員的收入模式以計件工資為主，即 “送單量 × 每單單價”，部分平臺會設置全勤獎、沖單獎等激勵機制。從表面上看，只要多接單、多跑單，就能獲得較高的收入。一些外賣員在旺季或高峰期，確實能實現月收入過萬，但這背后的勞動強度遠超常人想象。

根據外賣行業的相關數據，一名月收入過萬的外賣員，平均每天需要配送 60-80 單，工作時長長達 12-14 小時，甚至更長。他們每天清晨出門，深夜才能回家，午餐、晚餐往往只是簡單的盒飯，甚至邊走邊吃，幾乎沒有休息時間。在節假日、惡劣天氣等訂單高峰期，他們更是需要連軸轉，才能完成沖單目標。這種高強度的勞動，對身體的消耗極大，許多外賣員都患有腰椎間盤突出、關節炎、胃病等職業病。

更重要的是，外賣員的收入中，還隱藏著許多隱形成本，這些成本往往被外界忽視。首先是交通成本，外賣員大多需要自己購買電動車，或者租賃電動車，每月需要支付電費、車輛維修費、租賃費等費用，這些費用每月大約在 500-1000 元不等。其次是時間成本，為了多接單，他們往往需要放棄休息時間，甚至犧牲陪伴家人的時間，這種隱性的時間成本難以用金錢衡量。再次是風險成本，外賣員為了趕時間，常常違反交通規則，闖紅燈、逆行、超速等行為屢見不鮮，由此引發的交通事故風險極高。一旦發生事故，不僅會影響收入，還可能面臨高額的醫療費用。此外，平臺的罰款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超時、差評、投訴等都會導致罰款，有時一筆罰款就可能抵消幾天的收入。

扣除這些隱形成本后，外賣員的實際收入并沒有外界想象的那么高。根據《2022 年中國外賣員生存現狀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外賣員的平均月凈收入在 5000-7000 元左右，中位數約為 6200 元。而這一收入水平，是建立在每天 12 小時以上高強度勞動的基礎上的。如果按照時薪計算，外賣員的時薪僅為 15-20 元左右，遠低于許多城市的最低工資標準。與那些工作時長 8 小時、有周末雙休、享受法定節假日的穩定職業相比，外賣員的收入性價比極低。這種 “多勞不多得” 的收入結構，讓他們在經濟上始終處于被動地位，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有了現實依據 —— 在以 “性價比”“舒適度” 衡量職業價值的當下，這種高強度、低回報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不劃算”“沒前途”。

（二）社會保障的真空：風險抵御能力的極度薄弱

社會保障是勞動者的 “安全網”，也是維持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然而，外賣員群體卻長期處于社會保障的真空地帶，缺乏基本的風險抵御能力。這種缺乏保障的狀態，讓他們的經濟基礎極度脆弱，一旦遭遇意外，就可能陷入生存危機。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以全日制就業為基礎，而外賣員大多屬于靈活就業人員，與平臺之間屬于勞務合作關系，而非勞動關系。這種法律關系的界定，使得外賣員無法享受全日制勞動者所擁有的五險一金等社會保障。根據相關調查，我國外賣員群體中，繳納養老保險的比例僅為 8.3%，繳納醫療保險的比例為 10.5%，繳納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比例更是不足 5%，住房公積金的繳納比例幾乎為零。

缺乏養老保險，意味著他們在年老體衰、無法從事高強度勞動后，沒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只能依賴子女贍養或微薄的積蓄，面臨著老年貧困的風險。缺乏醫療保險，意味著他們一旦生病，就需要承擔全部的醫療費用。對于收入本就不高的外賣員而言，一場大病就可能讓他們傾家蕩產。缺乏工傷保險，意味著他們在工作中遭遇交通事故、摔傷等工傷時，無法獲得工傷保險賠償，只能自己承擔醫療費用和誤工損失。缺乏失業保險，意味著他們一旦因身體原因、平臺規則變動等失去工作，就沒有任何生活保障，只能迅速尋找下一份底層工作。

這種社會保障的缺失，讓外賣員群體始終處于 “裸奔” 狀態，缺乏基本的安全感。在一次對北京外賣員的采訪中，一位 50 多歲的外賣員說：“我現在每天都在擔心，萬一哪天我騎車摔了，或者生病了，不能送外賣了，我和家里人該怎么活？我沒有養老保險，也沒有醫療保險，手里也沒多少積蓄，真不敢想以后的日子。” 這種對未來的焦慮與恐懼，讓他們在經濟上始終處于被動地位，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更具沖擊力 —— 在大眾認知中，“體面” 的工作不僅要有穩定的收入，還要有完善的社會保障，而外賣員的工作顯然不具備這一點。

（三）職業晉升的死胡同：缺乏發展通道的勞動循環

職業晉升通道的有無，直接關系到一份工作的長期價值。對于勞動者而言，一份有前途的工作，不僅能提供當下的收入，還能為未來的職業發展積累經驗、提升能力，提供向上晉升的機會。然而，外賣員的工作卻幾乎沒有任何職業晉升空間，屬于 “一眼望到頭” 的職業，這種缺乏發展前景的狀態，進一步強化了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

外賣員的工作內容高度同質化、簡單化，主要是接單、取餐、送餐，不需要復雜的專業技能，也難以積累有價值的行業經驗。無論從事這份工作多久，他們的技能水平都不會有明顯提升，唯一的 “進步” 可能就是送單速度更快、路線更熟悉。這種簡單重復的勞動，無法為他們的職業轉型提供任何助力。

從職業晉升路徑來看，外賣員的晉升通道極為狹窄。目前，外賣平臺為外賣員提供的晉升機會主要是成為站長、區域經理等管理崗位，但這些崗位的數量極少，競爭異常激烈。要成為站長，不僅需要具備一定的管理能力、溝通能力，還需要在平臺工作多年，積累足夠的人脈和業績，絕大多數外賣員都難以達到這些要求。對于大多數外賣員而言，他們的職業發展軌跡就是：年輕力壯時送外賣，隨著年齡增長、體力下降，送單量減少，收入降低，最終被更年輕的外賣員取代，不得不離開這個行業，轉而從事其他底層勞動。

這種缺乏晉升通道的勞動循環，讓外賣員群體看不到未來的希望。他們每天在大街小巷中奔波，只是為了賺取眼前的微薄收入，卻沒有任何長遠的職業規劃。在采訪中，一位從事外賣行業 5 年的外賣員坦言：“我現在 35 歲了，感覺體力越來越跟不上了，送單量比以前少了很多，收入也降了。我也想換一份輕松點、有前途的工作，但我除了送外賣，什么都不會，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這種對未來的迷茫與無助，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挫敗感，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帶上了一層 “悲哀” 的色彩 —— 在一個鼓勵 “向上發展”“追求夢想” 的社會中，一份沒有前途、無法實現自我價值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丟人”。

個人發展的囚徒困境：技能固化與人力資本貶值

個人發展的核心是人力資本的積累與提升，即通過學習、實踐等方式，不斷提升自身的技能水平、知識儲備和綜合素質，從而增強在勞動力市場中的競爭力。然而，外賣員的工作性質，決定了他們難以實現人力資本的積累，反而會陷入技能固化與人力資本貶值的囚徒困境。這種對個人長期發展的限制，是 “送外賣丟人” 認知的深層心理根源。

（一）簡單重復勞動對技能的消解

技能的形成與提升，需要復雜的勞動實踐和持續的學習積累。而外賣員的工作屬于典型的簡單重復勞動，工作內容單一、機械，缺乏創造性和挑戰性，這種勞動方式不僅無法提升技能，反而會消解已有的技能。

對于那些原本具備一定技能的外賣員而言，長期從事送外賣工作，會導致他們原有的技能逐漸生疏、退化。例如，一些外賣員之前是技術工人、廚師等，擁有一定的專業技能，但由于種種原因選擇從事送外賣工作。在長期的送外賣過程中，他們沒有機會運用自己的專業技能，這些技能會逐漸被遺忘，最終失去在原行業就業的能力。

對于那些年輕的外賣員而言，他們正處于人力資本積累的關鍵時期，但送外賣的工作卻讓他們錯失了學習技能、提升自我的機會。年輕時期是學習能力最強、精力最充沛的階段，本應通過學習專業知識、掌握專業技能，為未來的職業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但由于缺乏教育資源、經濟條件有限等原因，他們不得不選擇從事送外賣工作。在每天 12 小時以上的高強度勞動中，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學習新的技能，只能在簡單重復的勞動中消耗青春。

這種技能固化的狀態，讓外賣員群體在勞動力市場中始終處于被動地位。隨著科技的發展、產業的升級，勞動力市場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而對簡單體力勞動者的需求則逐漸減少。外賣員群體由于缺乏專業技能，無法適應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只能被困在底層勞動崗位上，難以實現職業轉型。這種 “越干越沒本事” 的狀態，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更加根深蒂固。

（二）青春飯的代價：中年危機與再就業難題

外賣員的工作對體力要求極高，需要長時間騎行、搬運餐品，對身體素質的要求不亞于體力勞動者。因此，送外賣本質上是一份 “青春飯”，年輕力壯時可以憑借體力賺取收入，但隨著年齡增長、體力下降，外賣員的職業生命周期會迅速縮短，提前面臨中年危機與再就業難題。

根據外賣行業的相關數據，我國外賣員群體的平均年齡為 29.6 歲，其中 30 歲以下的外賣員占比高達 68.7%，40 歲以上的外賣員占比僅為 8.2%。這一數據表明，外賣行業是一個以年輕人為主的行業，隨著年齡的增長，外賣員會逐漸被淘汰出這個行業。

對于 40 歲以上的外賣員而言，他們面臨著嚴峻的再就業難題。由于長期從事送外賣工作，他們缺乏專業技能，人力資本嚴重貶值，在勞動力市場中幾乎沒有競爭力。他們既無法從事需要專業技能的工作，也無法與年輕人競爭底層勞動崗位 —— 年輕人體力更好、工資要求更低，更受雇主青睞。因此，許多 40 歲以上的外賣員在離開外賣行業后，只能從事一些收入更低、工作環境更差的底層勞動，如清潔工、保安、建筑工人等，甚至面臨失業的風險。

這種提前到來的中年危機，讓外賣員群體陷入了深深的焦慮。他們深知自己的職業生命周期短暫，卻無力改變現狀。在采訪中，一位 42 歲的外賣員說：“我現在每天都在擔心，萬一哪天平臺不要我了，或者我體力跟不上了，我該怎么辦？我上有老下有小，全家都指望我賺錢養家，我真的不敢想失業的日子。” 這種對未來的恐懼與焦慮，讓他們在心理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更具悲劇色彩 —— 一份無法保障中年生活、讓勞動者陷入失業恐慌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丟人”。

（三）自我提升的困境：時間、金錢與機會的三重限制

自我提升是突破職業困境、實現個人發展的關鍵，但對于外賣員群體而言，自我提升面臨著時間、金錢與機會的三重限制，幾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首先是時間限制。外賣員的工作時長極長，每天需要工作 12-14 小時，甚至更長，幾乎沒有休息時間。他們每天清晨出門，深夜才能回家，回家后往往身心俱疲，只想休息，根本沒有時間去學習、去提升自己。即使是在周末、節假日，他們也需要加班加點接單，以賺取更多的收入。這種高強度的工作節奏，讓他們完全沒有時間進行自我提升。

其次是金錢限制。自我提升需要一定的經濟投入，如報名培訓課程、購買學習資料、參加線下活動等。而外賣員的收入本就不高，扣除生活開支、交通成本、家庭負擔等費用后，幾乎沒有剩余的資金用于自我提升。對于他們而言，生存是首要任務，自我提升則是一種 “奢侈品”，根本無力承擔。

最后是機會限制。即使外賣員有時間、有金錢進行自我提升，他們也缺乏有效的提升機會。由于缺乏社會資本和人脈資源，他們難以獲取優質的培訓信息、學習資源和就業機會。市面上的許多培訓課程、職業技能培訓班，往往針對的是有一定基礎、有明確職業規劃的群體，對于外賣員群體而言，這些課程要么門檻過高，要么與他們的職業需求脫節，難以發揮實際作用。此外，由于長期處于底層社會，他們的視野和格局受到限制，缺乏對職業發展的清晰認知，即使有提升的機會，也難以把握。

這種時間、金錢與機會的三重限制，讓外賣員群體陷入了自我提升的困境，無法突破職業瓶頸，實現個人發展。他們只能在底層勞動崗位上不斷循環，難以改變自己的命運。這種 “無法進步” 的狀態，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挫敗感和無力感，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共識。

社交與精神的邊緣化：封閉圈層中的身份認同危機

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社交互動與精神文化生活是個體融入社會、實現自我認同的重要途徑。然而，外賣員的工作性質與生存狀態，決定了他們的社交圈子狹窄、精神文化生活匱乏，逐漸被邊緣化，陷入身份認同的危機。這種社交與精神的邊緣化，是 “送外賣丟人” 認知的重要文化根源。

（一）社交場景的局限：碎片化互動與低質量聯結

外賣員的工作模式以個體勞動為主，工作時間高度分散，缺乏與他人進行深度社交的場景和機會。他們每天的社交互動主要集中在三個群體：顧客、商家和同行，而這些互動大多是碎片化、功利性的，難以形成高質量的社交聯結。

與顧客的互動是外賣員最主要的社交場景，但這種互動往往極為短暫，大多只持續幾秒鐘到一分鐘。互動的內容也極為單一，主要是確認餐品、收取餐費、請求好評等，缺乏情感交流和深度溝通。由于配送時間緊張，許多外賣員甚至沒有時間與顧客多說一句話，只能匆匆放下餐品就離開。更有甚者，由于超時配送、餐品灑漏等問題，外賣員還可能遭遇顧客的投訴、指責甚至辱罵，這種負面的互動體驗，進一步加劇了他們對社交的排斥。

與商家的互動同樣缺乏深度。外賣員與商家的互動主要是取餐、核對餐品，互動時間通常只有幾十秒，內容也僅限于工作相關的事務，沒有任何私人情感的交流。商家關注的是外賣員取餐的速度，外賣員關注的是商家出餐的效率，雙方之間是純粹的利益關系，難以形成真正的社交聯結。

與同行的互動是外賣員最頻繁的社交場景，但這種互動的質量也不高。同行之間的交流主要圍繞工作展開，如哪個區域訂單多、哪個商家出餐快、如何避免罰款等，缺乏思想碰撞和情感交流。由于存在競爭關系，同行之間往往相互提防，難以建立信任。此外，外賣員的工作時間不固定，同行之間很難有固定的社交時間，大多是在取餐、等餐的間隙短暫交流，難以形成穩定的社交圈子。

這種碎片化、低質量的社交互動，讓外賣員群體難以融入社會主流，只能在封閉的圈層中自我循環。他們缺乏真正的朋友，沒有可以傾訴的對象，內心的孤獨感和無助感難以排解。這種社交隔離的狀態，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疏離感，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更具殺傷力 —— 在一個重視社交、強調人脈的社會中，一個缺乏高質量社交聯結、被社會孤立的群體，自然會被視為 “丟人”。

（二）精神文化的匱乏：視野窄化與主流社會脫節

精神文化生活是個體提升素養、拓展視野、實現精神滿足的重要途徑。然而，外賣員群體由于工作繁忙、收入有限、時間緊張等原因，精神文化生活極為匱乏，逐漸與主流社會脫節。

首先是文化消費的缺失。外賣員的收入本就不高，大部分收入都用于維持基本生活，難以承擔文化消費的費用。他們很少有機會去電影院看電影、去書店買書、去劇院看演出，甚至連上網、看電視的時間都很少。根據相關調查，我國外賣員群體中，每周進行文化消費的比例不足 10%，大部分外賣員的文化消費為零。

其次是知識獲取的渠道有限。由于工作時間緊張，外賣員沒有時間進行系統的學習，只能通過手機碎片化地獲取一些信息。他們關注的信息大多與工作、生活相關，如天氣預報、交通路況、平臺規則等，缺乏對社會熱點、行業動態、文化知識等方面的關注。這種碎片化的信息獲取方式，難以形成系統的知識體系，也無法拓展視野和格局。

最后是主流文化的疏離。由于長期處于底層社會，外賣員群體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與主流社會存在較大差距。他們很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對國家政策、社會發展等方面的了解極為有限。這種與主流文化的疏離，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隔閡感，覺得自己不屬于這個社會的主流群體，而是被邊緣化的 “外人”。

這種精神文化的匱乏與主流社會的脫節，讓外賣員群體的視野和格局受到極大限制，難以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他們往往只關注眼前的利益，缺乏長遠的規劃和追求，在精神上處于空虛、迷茫的狀態。這種精神上的 “貧困”，讓他們在社會中顯得格外 “另類”，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帶上了一層 “沒文化”“沒素質” 的色彩 —— 在一個重視文化素養、強調精神追求的社會中，一個精神文化匱乏、與主流社會脫節的群體，自然會被視為 “丟人”。

（三）身份認同的焦慮：自卑感與 “低人一等” 的自我認知

身份認同是個體對自己在社會中所處地位、所扮演角色的認知和接納。對于外賣員群體而言，由于長期處于社會底層，遭受著職業歧視、社交隔離、精神匱乏等多重困境，他們的身份認同陷入了嚴重的危機，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感和 “低人一等” 的自我認知。

這種身份認同的焦慮，首先來源于外界的偏見和歧視。在日常生活中，外賣員常常會遭遇不公平的對待：有的顧客會用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他們，甚至隨意指責、辱罵；有的商家會把他們當作 “下人” 使喚，讓他們干一些額外的活；有的路人會用異樣的眼光打量他們，流露出不屑和輕視。這些外界的負面反饋，不斷強化著外賣員 “低人一等” 的自我認知，讓他們覺得自己的職業是 “丟人的”，自己的身份是 “卑微的”。

其次來源于內心的比較和挫敗感。在社交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外賣員可以輕易地看到他人的生活狀態：同齡人通過努力考上大學、找到體面的工作、過上舒適的生活；甚至比自己年輕的人，也通過創業、學習技能等方式實現了人生的逆襲。相比之下，自己卻只能在大街小巷中奔波，從事著高強度、低回報的工作，看不到未來的希望。這種強烈的對比，讓他們產生了深深的挫敗感，覺得自己是 “失敗的”“沒本事的”，進一步加劇了身份認同的焦慮。

最后來源于對未來的迷茫和無助。如前所述，外賣員群體缺乏職業晉升通道，難以實現個人發展，只能在底層勞動崗位上循環。他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能給家人帶來什么。這種對未來的迷茫和無助，讓他們在心理上產生了強烈的不安全感，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懷疑和否定。

這種身份認同的焦慮，讓外賣員群體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掙扎。他們既想擺脫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又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既想獲得他人的尊重和認可，又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在采訪中，一位外賣員說：“每次送外賣到高檔小區、寫字樓，看到里面的人穿著光鮮、工作體面，我都覺得特別自卑，恨不得找個地縫鉆進去。我也想讓別人尊重我，但我知道，只要我還在送外賣，就很難得到真正的尊重。” 這種發自內心的自卑感，是 “送外賣丟人” 認知最直接的心理體現，也是整個社會結構性矛盾在個體身上的集中反映。

平臺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勞動異化與權力失衡

外賣員群體的困境，不僅源于社會結構的深層矛盾，也與平臺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密切相關。在平臺經濟的邏輯下，外賣平臺以 “技術創新”“靈活就業” 為幌子，通過算法控制、規則制定等方式，實現了對勞動者的深度剝削，導致勞動異化與權力失衡，進一步加劇了外賣員群體的弱勢地位，也強化了 “送外賣丟人” 的社會認知。

（一）算法控制下的勞動異化

馬克思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了 “勞動異化” 理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的勞動產品、勞動過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自身，都會發生異化，勞動者最終成為自己勞動的奴隸。在平臺經濟時代，算法成為新的 “資本家”，外賣員的勞動在算法的控制下，發生了嚴重的異化。

首先是勞動過程的異化。外賣平臺的算法以 “效率最大化” 為核心目標，通過大數據分析，為外賣員設定了極其嚴格的配送時間。算法會根據訂單距離、交通狀況、商家出餐速度等因素，計算出最短的配送時間，而這種時間往往是在理想狀態下才能完成的，沒有考慮到天氣變化、交通擁堵、電梯等待等實際情況。為了在規定時間內完成配送，外賣員不得不違反交通規則，闖紅燈、逆行、超速，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在車流中穿梭。在算法的控制下，外賣員的勞動不再是自主的、創造性的活動，而是變成了被動的、機械的、高強度的體力消耗。他們失去了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只能被算法牽著鼻子走，成為算法的 “工具人”。

其次是勞動產品的異化。外賣員的勞動產品是 “配送服務”，但這種服務的質量評價權完全掌握在顧客手中，而顧客的評價又與外賣員的收入直接掛鉤。為了獲得好評，外賣員不得不忍受顧客的各種不合理要求，甚至犧牲自己的尊嚴。例如，有的顧客會要求外賣員幫忙帶垃圾、買東西，有的顧客會因為一點小事就給差評，導致外賣員被平臺罰款。在這種情況下，外賣員的勞動產品不再是滿足顧客合理需求的服務，而是變成了取悅顧客、換取好評的 “商品”，勞動者與自己的勞動產品產生了嚴重的對立。

最后是人的異化。在算法的控制下，外賣員的勞動完全服從于效率和利潤的目標，人的價值被徹底忽視。平臺只關注外賣員的送單量、配送速度、好評率等數據，而不關心他們的身體狀況、心理需求、權益保障。外賣員被簡化為一個個 “配送數據”，他們的喜怒哀樂、健康安全都無關緊要。這種對人的忽視，導致外賣員的人性被嚴重壓抑，他們逐漸失去了作為人的尊嚴和價值感，變成了只會賺錢的 “機器”。

這種算法控制下的勞動異化，讓外賣員的工作變得更加痛苦、更加沒有尊嚴，也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更具現實依據 —— 一份讓人失去自主、失去尊嚴、變成 “工具人” 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丟人”。

（二）平臺與勞動者的權力失衡

在平臺經濟的勞動關系中，外賣平臺與外賣員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權力失衡。平臺憑借其掌握的技術、數據、資本等優勢，成為規則的制定者和利益的分配者，而外賣員則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缺乏任何議價能力和維權渠道。

首先是規則制定的權力失衡。外賣平臺的配送規則、定價機制、罰款制度等，都是由平臺單方面制定的，外賣員沒有任何參與權和話語權。平臺可以根據自己的利益需求，隨意調整規則，而外賣員只能被動接受。例如，平臺可以隨意降低每單的配送單價，提高罰款金額，縮短配送時間，而外賣員為了保住工作，只能選擇忍受。這種單方面的規則制定權，讓平臺可以肆意剝削外賣員的勞動價值，而外賣員卻無力反抗。

其次是利益分配的權力失衡。外賣平臺的利潤主要來源于商家的傭金和顧客的配送費，而外賣員的收入僅占配送費的一部分。平臺通過壓低配送單價、收取各種費用等方式，將大部分利潤據為己有，而外賣員只能獲得微薄的收入。根據相關測算，外賣平臺的毛利率高達 30%-40%，而外賣員的時薪僅為 15-20 元左右。這種不公平的利益分配機制，讓平臺賺得盆滿缽滿，而外賣員卻只能在溫飽線上掙扎。

最后是維權渠道的權力失衡。當外賣員的權益受到侵害時，他們缺乏有效的維權渠道。由于與平臺之間沒有正式的勞動關系，外賣員無法通過勞動仲裁、訴訟等方式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他們只能通過平臺的客服渠道進行投訴，但平臺的客服往往偏袒平臺一方，難以給出公正的處理結果。更有甚者，平臺會對維權的外賣員進行打擊報復，如降低其派單量、取消其獎勵資格等。這種維權渠道的缺失，讓外賣員在權益受到侵害時，只能選擇忍氣吞聲。

這種平臺與勞動者的權力失衡，讓外賣員群體陷入了 “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的困境。他們在工作中遭受著不公平的對待，卻無力改變現狀，只能默默承受。這種無助的狀態，讓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帶上了一層 “屈辱” 的色彩 —— 一份讓勞動者失去議價能力、無法維護自身權益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丟人”。

（三）零工經濟的陷阱：靈活就業背后的不穩定本質

外賣平臺常常將自己包裝成 “靈活就業的提供者”，聲稱外賣員可以自由安排工作時間、自主選擇接單量，實現 “多勞多得”。然而，這種 “靈活就業” 的背后，隱藏著極大的陷阱，其本質是不穩定的、缺乏保障的底層勞動。

首先是工作時間的 “偽靈活”。雖然外賣員可以自主選擇上線和下線的時間，但為了賺取足夠的收入，他們不得不長時間工作。由于配送單價較低，外賣員要想獲得較高的收入，就必須每天工作 12 小時以上，甚至放棄周末和節假日。這種 “靈活就業”，實際上是 “被迫加班” 的代名詞，外賣員并沒有真正的時間自由。

其次是收入的 “偽穩定”。外賣員的收入與送單量直接掛鉤，而送單量受多種因素影響，如天氣、季節、平臺規則、市場競爭等。在訂單高峰期，外賣員的收入可能會有所增加，但在訂單淡季、惡劣天氣或平臺規則調整時，收入會大幅下降。此外，平臺的罰款制度也讓外賣員的收入充滿不確定性，一次差評、一次超時，就可能讓幾天的收入付諸東流。這種收入的不穩定性，讓外賣員始終處于 “朝不保夕” 的狀態。

最后是勞動關系的 “偽自由”。外賣平臺聲稱外賣員與平臺之間是 “勞務合作關系”，而非 “勞動關系”，以此規避用人單位的法律責任。這種關系界定，讓外賣員失去了勞動法的保護，無法享受五險一金、帶薪年假、法定節假日加班工資等基本權益。外賣員看似 “自由” 地選擇了這份工作，但實際上是在沒有任何保障的情況下，被迫接受了這份高強度、低回報的勞動。

這種零工經濟的陷阱，讓外賣員群體看似獲得了 “靈活就業” 的機會，實則陷入了更加不穩定、更加缺乏保障的生存狀態。這種 “偽靈活”“偽穩定”“偽自由” 的就業模式，進一步強化了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 —— 在一個追求穩定、重視保障的社會中，一份不穩定、無保障的工作，自然被視為 “丟人”。

社會價值評判體系的偏差：財富至上與職業尊嚴的失落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不僅源于外賣員群體的客觀困境，也與當下社會價值評判體系的偏差密切相關。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財富至上”“成功至上” 的價值觀逐漸蔓延，職業尊嚴被忽視，職業等級觀念死灰復燃，這種扭曲的價值評判體系，將外賣員等底層勞動者推向了 “丟人” 的深淵。

（一）功利化價值觀的蔓延：成功標準的單一化

在當下的社會中，功利化價值觀日益蔓延，成功的標準被單一化為 “財富” 和 “地位”。一個人是否成功，不再取決于他的品德、能力、貢獻，而是取決于他賺了多少錢、當了多大的官。這種單一化的成功標準，讓人們陷入了 “向錢看” 的誤區，也讓職業價值的評判變得功利化。

在這種價值評判體系下，高薪、高地位的職業被視為 “體面”“成功” 的象征，而低薪、低地位的職業則被視為 “丟人”“失敗” 的體現。醫生、律師、企業高管、公務員等職業，由于收入高、社會地位高，被人們追捧；而外賣員、快遞員、清潔工、建筑工人等職業，由于收入低、社會地位低，被人們輕視。這種功利化的職業價值評判，完全忽視了不同職業在社會分工中的重要性，也忽視了勞動者的勞動價值和人格尊嚴。

外賣員群體作為城市服務的重要提供者，他們的勞動保障了城市的正常運轉，方便了人們的生活。沒有外賣員的辛勤付出，無數上班族、獨居老人、行動不便的人將無法及時獲得餐品；沒有外賣員的奔波，城市的餐飲行業也難以實現快速發展。然而，在功利化的價值評判體系下，他們的勞動價值被完全忽視，只因為他們收入低、社會地位低，就被貼上了 “丟人” 的標簽。這種扭曲的價值觀念，是對勞動者的不尊重，也是社會文明的倒退。

（二）職業等級觀念的殘留：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二元對立

盡管我們一直倡導 “職業無高低貴賤”，但在現實生活中，職業等級觀念依然根深蒂固。這種觀念將職業分為三六九等，腦力勞動被視為 “高尚”“體面” 的職業，體力勞動則被視為 “卑微”“丟人” 的職業。這種二元對立的職業等級觀念，源于傳統社會的 “士農工商” 等級制度，在當下的社會中依然具有強大的影響力。

在這種職業等級觀念的影響下，人們普遍認為，腦力勞動者是 “靠腦子吃飯”，體現了個人的智慧和能力，理應獲得高收入和高地位；而體力勞動者是 “靠力氣吃飯”，不需要智慧和能力，只能獲得低收入和低地位。這種觀念完全忽視了體力勞動的復雜性和重要性，也忽視了體力勞動者的付出和貢獻。

外賣員的工作雖然以體力勞動為主，但也需要一定的技能和智慧，如熟悉路線、合理規劃配送順序、與顧客和商家溝通協調等。然而，在職業等級觀念的影響下，這些技能和智慧被完全忽視，外賣員的工作被簡單地等同于 “體力勞動”，被貼上了 “卑微”“丟人” 的標簽。這種職業等級觀念的殘留，不僅傷害了外賣員群體的感情，也加劇了社會的階層分化，阻礙了社會的和諧發展。

（三）媒體與輿論的雙重作用：標簽化與同情式忽視

媒體與輿論在塑造社會認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對待外賣員群體的問題上，媒體與輿論往往存在兩種極端：一種是標簽化報道，另一種是同情式忽視。這兩種極端的報道方式，都進一步強化了 “送外賣丟人” 的社會認知。

一方面，部分媒體為了吸引眼球，往往會對快遞員的負面事件進行夸大報道，如外賣員闖紅燈、逆行、與顧客發生沖突等。這些報道將個別外賣員的不當行為擴大為整個群體的標簽，讓公眾對外賣員群體產生負面印象，認為他們 “素質低”“沒規矩”，進一步加深了 “送外賣丟人” 的認知。

另一方面，更多的媒體則對外賣員群體采取 “同情式忽視” 的態度。他們往往會報道外賣員的辛勤付出、生活不易，呼吁公眾尊重外賣員、關愛外賣員。這種報道看似充滿正能量，實則是一種 “居高臨下” 的同情，沒有深入探討外賣員群體困境的根源，也沒有提出有效的解決辦法。這種 “同情式忽視”，本質上是將外賣員群體視為 “需要被憐憫的弱者”，而不是 “需要被尊重的勞動者”，進一步強化了外賣員群體 “低人一等” 的自我認知。

媒體與輿論的這種雙重作用，讓外賣員群體陷入了 “負面標簽化” 與 “同情式忽視” 的雙重困境。他們既被個別負面事件所代表，又被簡單的同情所包裹，難以獲得真正的理解和尊重。這種媒體環境與輿論氛圍，進一步鞏固了 “送外賣丟人” 的社會認知，讓外賣員群體難以擺脫被歧視、被邊緣化的命運。

正視問題：超越同情，走向制度性解決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不是對勞動者個人的否定，而是整個社會結構性矛盾的集中體現。要消除這一標簽，不能僅僅依靠道德呼吁和同情，更需要正視問題的根源，通過制度性的改革與完善，解決階層固化、資源分配不均、職業價值導向偏差等深層次問題，讓每一位勞動者都能獲得尊嚴與發展的機會。

（一）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為零工勞動者兜底

社會保障是勞動者的 “安全網”，也是消除職業歧視、保障勞動者尊嚴的重要基礎。要解決外賣員群體的困境，首先需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將零工勞動者納入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為他們提供基本的風險抵御能力。

首先，要明確外賣平臺與外賣員的勞動關系。目前，外賣平臺與外賣員之間的勞動關系界定模糊，這是外賣員無法享受社會保障的根本原因。相關部門應加快立法進程，明確平臺與零工勞動者的勞動關系，要求平臺為外賣員繳納五險一金，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對于不愿意與外賣員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的平臺，應加大處罰力度，提高其違法成本。

其次，要建立靈活的社會保障制度。針對零工勞動者工作流動性強、收入不穩定的特點，應建立靈活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制度，允許零工勞動者根據自己的收入情況選擇繳費檔次和繳費方式，實現 “多繳多得、少繳少得”。同時，要擴大工傷保險的覆蓋范圍，將零工勞動者納入工傷保險的保障范圍，確保他們在工作中遭遇工傷時能夠獲得及時的賠償和救助。

最后，要完善社會救助體系。對于因工傷、疾病、失業等原因陷入生活困境的外賣員，應給予及時的社會救助，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可以建立專門的零工勞動者救助基金，為他們提供醫療救助、生活補貼、就業幫扶等服務，讓他們感受到社會的溫暖。

（二）打破階層固化：促進教育公平與社會流動

階層固化是外賣員群體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之一。要讓外賣員群體及其子女有機會實現向上流動，就需要打破階層固化，促進教育公平與社會流動。

首先，要促進教育公平。教育是社會流動的重要通道，要縮小城鄉、區域、階層之間的教育差距，讓底層家庭的子女也能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政府應加大對農村教育、薄弱學校的投入，改善教學設施，提高師資水平，為底層家庭的子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機會。同時，要完善貧困家庭學生資助體系，減輕底層家庭的教育負擔，讓每個孩子都能 “上得起學、上好學”。

其次，要暢通社會流動通道。要打破 “拼爹”“拼關系” 的潛規則，建立公平、公正、公開的就業機制，讓個人的能力和貢獻成為職業發展的核心依據。政府應加強對就業市場的監管，打擊就業歧視、暗箱操作等違法行為，為底層群體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同時，要完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為外賣員等底層勞動者提供免費的職業技能培訓，幫助他們提升技能水平，實現職業轉型。

最后，要促進公共資源的均衡分配。要打破住房與公共服務的綁定，讓底層群體也能享受優質的教育、醫療、交通等公共服務。政府應加大對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力度，為底層群體提供 affordable 的住房；同時，要推進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縮小城鄉、區域之間的公共服務差距，讓底層群體也能獲得平等的發展機會。

（三）重塑職業價值觀念：尊重每一份正當勞動

職業價值觀念的偏差是 “送外賣丟人” 認知的重要文化根源。要消除這一標簽，就需要重塑職業價值觀念，讓全社會認識到，職業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每一份正當的勞動都值得尊重。

首先，要加強宣傳教育。政府、媒體、學校等應共同發力，加強對職業平等觀念的宣傳教育，引導公眾樹立正確的職業價值觀。可以通過公益廣告、主題活動、校園教育等多種形式，宣傳不同職業在社會分工中的重要性，弘揚勞動精神，贊美勞動者的付出和貢獻，讓 “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 的觀念深入人心。

其次，要發揮榜樣的示范作用。可以挖掘和宣傳外賣員群體中的先進典型，如見義勇為的外賣員、助人為樂的外賣員、自主創業的外賣員等，通過他們的故事，展現外賣員群體的優秀品質和精神風貌，改變公眾對外賣員群體的負面印象。同時，要尊重每一位勞動者的人格尊嚴，禁止任何形式的職業歧視和偏見。

最后，要提高底層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政府應建立健全勞動模范評選制度，將外賣員等底層勞動者納入評選范圍，讓他們有機會獲得社會的認可和榮譽。同時，要暢通底層勞動者的政治參與渠道，讓他們有機會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參與到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提升他們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

（四）規范平臺經濟：平衡效率與勞動者權益

平臺經濟的無序發展是外賣員群體陷入困境的重要推手。要解決外賣員群體的困境，就需要規范平臺經濟的發展，平衡效率與勞動者權益，實現平臺與勞動者的共贏。

首先，要加強對平臺算法的監管。算法是平臺控制勞動者的重要工具，也是導致勞動異化的根源。相關部門應加強對平臺算法的監管，要求平臺公開算法規則，保障勞動者的知情權和參與權。同時，要限制算法的 “效率至上” 傾向，要求平臺在制定配送時間、罰款規則等時，充分考慮勞動者的身體狀況和勞動強度，保障勞動者的休息權和健康權。

其次，要規范平臺的用工行為。相關部門應加強對平臺用工行為的監管，要求平臺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保障勞動者的基本權益。同時，要建立平臺與勞動者的集體協商機制，讓勞動者有機會參與到平臺規則的制定和利益分配中，提高勞動者的議價能力。

最后，要引導平臺承擔社會責任。平臺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重要主體，應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不僅要追求經濟效益，還要注重社會效益。政府應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等方式，鼓勵平臺企業改善勞動者的工作條件、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完善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實現平臺與勞動者的共同發展。

“丟人” 的不是勞動者，而是需要完善的社會

“送外賣丟人”，這句看似簡單的評價，背后隱藏著復雜的社會結構性矛盾。它不是對外賣員個人的否定，而是對階層固化、資源分配不均、職業價值導向偏差、平臺經濟無序發展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深刻折射。外賣員群體作為城市服務的重要提供者，他們用自己的辛勤付出，保障了城市的正常運轉，方便了人們的生活，他們的勞動值得尊重，他們的人格值得平等對待。

“丟人” 的從來不是送外賣這份工作，也不是從事這份工作的勞動者，而是那個讓底層勞動者缺乏社會保障、難以實現向上流動、遭受職業歧視的社會制度與價值觀念。當一個社會無法讓辛勤勞動的人獲得尊嚴與發展機會，當一個社會用財富和地位來衡量一切，當一個社會讓底層勞動者陷入 “越勞動越貧困、越勞動越卑微” 的困境時，真正 “丟人” 的是這個社會本身。

要消除 “送外賣丟人” 的標簽，我們需要超越簡單的道德譴責和同情，深入反思社會結構性矛盾的根源，通過制度性的改革與完善，為每一位勞動者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完善的社會保障、應有的人格尊嚴。我們需要打破階層固化，讓教育公平成為社會流動的基石；我們需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讓零工勞動者不再 “裸奔”；我們需要重塑職業價值觀念，讓每一份正當勞動都得到尊重；我們需要規范平臺經濟，讓效率與公平實現平衡。

只有這樣，才能讓外賣員群體擺脫 “丟人” 的標簽，讓每一位勞動者都能在自己的崗位上實現自我價值，讓我們的社會真正成為一個公平、正義、有溫度的社會。這不僅是對外賣員群體的救贖，也是對整個社會的救贖。因為一個尊重勞動者、保障勞動者權益的社會，才是一個有希望、有活力、有尊嚴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