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建治學」李捷：獨立自主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開篇

李捷：獨立自主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開篇

黨建治學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和經濟文化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國情與使命，決定了我們只能走自己的路。”這種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這種堅持走自己路的堅定決心，是我們黨不斷從挫折中覺醒、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真諦。回望歷史，獨立自主既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又是貫穿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開篇的一條紅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沒有獨立自主，就沒有毛澤東思想的產生，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開辟。

中國共產黨誕生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里。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必然會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在毛澤東思想形成之前，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圍繞中國革命道路的基本問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進行了艱難曲折的探索，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豐富經驗。這段歷史特別是曲折的歷史證明，靠背誦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國經驗，不可能解決中國革命問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歷史的反復比較中選擇了獨立自主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獨立自主，成為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重要前提，也成為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要前提。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是因為，20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嚴重地束縛了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毛澤東思想正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斗爭并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這一過程中，1930年5月《反對本本主義》的問世，1935年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1937年《實踐論》《矛盾論》的產生，1938年召開的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對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誕生于1930年5月的《反對本本主義》，貫穿的基本精神就是實事求是、獨立自主。“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這些振聾發聵的話語，昭示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春雷的到來。

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標志著我們黨獨立自主解決黨內重大問題的開端，也標志著全黨獨立自主進行理論探索的偉大思想的覺醒。然而，由于革命斗爭異常艱苦，又由于教條主義錯誤有著特殊復雜的國際背景，全面清算教條主義錯誤影響的延安整風直到全民族抗日戰爭中期才正式開始。但在此之前，從馬克思主義哲學高度，即世界觀方法論高度，清算教條主義錯誤的工作，已經邁出了實質性步伐。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通過《實踐論》《矛盾論》兩篇哲學著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奠定了哲學根基，也打開了思想解放的通道。

重新確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和知行統一觀。既然教條主義的基本特征是主觀與客觀相割裂、理論與實踐相脫節，因此使黨的理論探索走上正確軌道的第一個突破口，就是通過《實踐論》確立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根本原則。毛澤東同志指出：“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正如《實踐論》的副標題所表明的，這篇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哲學基石的科學著作，所要著重闡明和解決的是“知和行的關系”，確立知行統一的觀點。《實踐論》最后指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重新認識和處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問題。教條主義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過分強調普遍性原則，忽視以致代替事物本身的特殊性。教條主義無限夸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些具體論斷，無限夸大共產國際和蘇聯經驗的某些具體政策和經驗，不顧時代、國情、時間、地點、具體對象的變化，錯誤地將普遍性凌駕于特殊性之上，甚至用普遍性取代特殊性。清算教條主義的這一錯誤，是通過《矛盾論》來實現的。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通過闡述矛盾普遍性與矛盾特殊性關系，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開辟了正確的思想通道。他深刻地指出：“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他還深刻地指出，人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存在著一個緊密聯系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復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同志對教條主義者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于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為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并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由此確立了一個重要原則，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應當首先從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入手，從對特殊性的把握上升到對規律性的認識，不斷實現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這兩個認識和發展真理過程的良性互動。

可以說，實踐第一的原則，為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認識論基礎；從矛盾特殊性入手的原則，又為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奠定了方法論基礎。實踐第一，首要的是從中國實際出發；從矛盾特殊性入手，首要的是從具體問題具體情況出發。這就為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找到了科學理論依據。

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前夕，共產國際批準了中國全民族抗日戰爭以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為毛澤東同志在全會的《論新階段》政治報告中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劃時代命題掃清了障礙。鑒于教條主義的一個顯著特點是“言必稱希臘”，對自己的事情則不甚了了，隔斷了馬克思主義同本國歷史文化、本國革命具體運動的關系，毛澤東同志向全黨提出了三大學習任務：一是要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二是要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三是要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他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

關于系統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他指出：“不應當把他們的理論當作教條看待，而應當看作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詞句，而應當把它當成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不但應當了解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研究廣泛的真實生活和革命經驗所得出的關于一般規律的結論，而且應當學習他們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和方法。”關于系統研究中國歷史，他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系統研究中國革命運動，他指出：“運動在發展中，又有新的東西在前頭，新東西是層出不窮的。研究這個運動的全面及其發展，是我們要時刻注意的大課題。如果有人拒絕對于這些作認真的過細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毛澤東同志看來，做到了以上這些，就能夠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上大大向前邁進一步，也就能夠真正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后來的歷史證明，正是在這三個根本點上對教條主義的清算，使得毛澤東思想沿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正確軌道迅速發展，并得到多方面展開。一是毛澤東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正確道路，堅持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創造性地解決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深刻分析中國社會形態和階級狀況，經過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任務、動力，提出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兩步走戰略，制定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開辟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二是毛澤東思想通過創立黨的建設思想及其成功實踐，創造性地解決了在中國這種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把黨建設成為用科學理論和革命精神武裝起來的、同人民群眾有著血肉聯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三是毛澤東思想通過創立人民軍隊建設思想及其成功實踐，創造性地解決了締造一個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人民武裝力量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建成一支具有一往無前精神、能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的新型人民軍隊。四是毛澤東思想通過創立統一戰線思想及其成功實踐，創造性地解決了團結全民族最大多數人共同奮斗的革命統一戰線的一系列重大問題，為黨和人民事業凝聚了一支最廣大的同盟軍。

經過延安整風，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把毛澤東思想確立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為奪取抗日戰爭偉大勝利和中國革命徹底勝利發揮了關鍵作用。

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黨和國家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使中國這個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成功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嶄新課題。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全黨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苦探索，總結提出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系，創造性地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制定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思想。在不長的時間里，我國社會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獨立研制出“兩彈一星”，成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積累起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東方大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為黨和人民事業勝利發展、為中華民族闊步趕上時代發展潮流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

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運用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全部工作，在中國革命的長期艱苦斗爭中形成了具有中國共產黨人特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就是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思想精髓，始終貫穿和指引著中國共產黨百余年來的理論探索、理論創造。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重要場合深刻闡釋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并根據新時代的新情況新要求進一步豐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立足點，更是黨百年奮斗得出的歷史結論。”“我們走自己的路，具有無比廣闊的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中國人民應該有這個信心，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有這個信心。”這激勵著我們在充滿光榮和夢想的遠征中，踔厲奮發、勇毅前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

【 李捷：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求是雜志社原社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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