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者利用臺灣問題挑戰中國底線！

作者：王景賢

一，如何看待高市早苗發言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任后稱，“如中方對臺灣動用戰艦并行使武力”，可能構成日本的“存立危機事態”。這意味著日方將動用武力，行使集體自衛權介入臺海問題。這一“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說法，立刻引發了中方的強烈反彈，要求日方“收回錯誤言論”，并立刻采取了包括上書聯合國等一系列反制措施。

在中方和日本國內在野黨的批評下，12月3日，高市早苗在國會重申日本政府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與1972年《日中聯合聲明》一致，即“充分理解和尊重”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表態雖沒有撤回之前發言，但似乎旨在緩和局勢，強調日本政府的對華承諾沒有改變。

然而，中方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12月4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時表示“中方對此不能接受”。他指出，“面對歷史檔案和白紙黑字的原則問題，以及中方連日來的多次質問和日本國內國際社會的批評，高市首相仍然只是用立場沒有變化來敷衍搪塞”，他強調，“既然高市首相稱日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如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所述，那么她能否準確完整地重申該聲明的內容？為什么日方刻意不肯講清楚既有的承諾和法律義務？這背后的邏輯和居心，日方也需要給中方和國際社會一個交代。”

對此，該如何看待？不明真相的人會覺得中方是否有些不依不饒？要了解這些內容，需要認真審視1972年中日雙方共同簽訂的重要文件《中日聯合聲明》。在中國外交部和日本外務省官方網站上都分別用各自語言記載著這份兩國間的重要政治文件。現引用主要條款如下：

（一）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

（二）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關系。兩國政府決定，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在各自的首都為對方大使館的建立和履行職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盡快互換大使。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 根據上述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兩國政府確認，在相互關系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針對第三國的。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系，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

（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進一步發展兩國間的關系和擴大人員往來，根據需要并考慮到已有的民間協定，同意進行以締結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

從上述條款內容可看出，雖然高市早苗面對中方的強烈反制，不得不重申了所謂日本政府的一向立場，即第三條的部分內容----“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但卻故意不提該條的后半部分，即“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那么何為《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內容？----“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那么《開羅宣言》要旨如何？“……（中美英）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

由此《中日聯合聲明》可知，《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國際文件早已明確，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二戰勝利的核心成果之一，也是日本作為戰敗國必須恪守的國際義務。而曾被日本非法占領的臺灣，戰后必須歸還給中國，這個“中國”，正是《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本所承認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因此，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問題屬于中國內政。

在此法理基礎上可以明確，高市早苗此次有關臺海問題的所謂“存立危機事態”（行使集體自衛權），違反了《中日聯合聲明》第六條所規定的“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也違反“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的部分。它是對中國粗暴的內政干涉和侵略，也是對中國的嚴重武力威脅，更踐踏了《中日共同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建立起來的兩國間互信。對此，中方已向聯合國提交正式文件，向聯合國192個會員國闡明立場——若日方膽敢武力介入臺海，將構成對中國的侵略，中方必將行使自衛權捍衛主權。

不僅如此，按《聯合國憲章》第53條等“敵國條款”規定，日本等曾經的戰敗國如再次實施侵略政策時，曾經的戰勝國可以在不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情況下采取軍事行動。中方這一變被動為主動的外交手法和嚴厲的外交反制，不得不說擊中了日方要害。

二、自民黨企圖企圖利用臺灣問題達成“國家正常化”？

日本自二戰以來，一直在和平憲法支持下走和平國家的道路。然而，保守派政黨自民黨卻將修改憲法作為建黨章程之一。自民黨認為，麥克阿瑟主導制定的戰后憲法下，日本沒有正規軍、國土受控于美軍基地的狀況是一個“非正常國家”。因此，修改憲法，建立自己的軍隊，成為一個所謂“正常國家”，這一切是自民黨多年來的夢想。然而由于飽受戰爭之苦的日本百姓反對修改和平憲法，自民黨長期以來難以得逞。為此，安倍內閣以來，自民黨開始走用個別立法對憲法進行特別解釋的“曲線道路”，將現有的和平憲法進行了逐步的實質性掏空，“存立危機事態”（使用集體自衛權）便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根據日本《武力攻擊事態及存立危機事態中對日本和平與獨立以及國家與國民安全的法律》，“存立危機事態”是指：“與日本有密切關系的他國受到武力攻擊，由此導致日本的存亡受到威脅，國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權利面臨從根基上被顛覆的明顯危險的狀況。”這是日本政府在自身未受直接攻擊，但認為其“生存”受到嚴重威脅時，為動用武力創設的法律條件。

這一法律曾遭到大規模市民抗議活動的反對，但2014年安倍晉三以內閣決議方式強行通過，這為“存立危機事態”概念提供了基礎， 2015年，日本國會又通過了以 《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為核心的系列安保法案，將“存立危機事態”及相關武力行使條件正式寫入法律。這標志著日本戰后“專守防衛”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

但這一法律對于“何為與日本關系密切的他國”以及“威脅達到何種程度”才算是“存亡受到威脅”， 并沒有明確定義，這給予了日本政府極大的詮釋和裁量空間，正所謂“戰略模糊”。此次高市早苗的言論之所以引發巨大爭議，正是因為她作為現任首相，首次公開將“臺灣有事”與“存立危機事態”具體掛了鉤，試圖將這一原本模糊的法律概念在臺灣問題上“清晰化”，這被廣泛視為日本對臺政策從“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的危險信號，希望借此威懾中國、強化日美同盟，并推動其“國家正常化”議程的意圖。

近年來，美國希望利用日本遏制中國的企圖日益明顯。在此基礎上，日本在離臺灣近距離的“西南諸島”進行軍事部署，則是自民黨通過配合美國的要求，圖謀自己日思夜想的“國家正常化”議程在安全領域里最直接的體現。

所謂“國家正常化”進程具體體現首先是防衛政策轉型，由“專守防衛”轉向“可攻擊敵方基地”，同時大幅度提高防衛預算，并將防衛預算達到GDP2%（約900億美元）的目標從2027年提前至2025年。其次，日本為謀求對敵方基地攻擊能力，采購“戰斧”巡航導彈等遠程打擊武器。其三，日本推動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加速國防轉型。其四，在法律與體制方面探討為“無核三原則”松綁，以達到美軍核動力艦艇可停靠日本。此外，高市早苗還宣布修改自衛隊軍銜、軍服，意圖強化軍隊的“象征意義和士氣”。而其長期目標則是修改《憲法》第九條，徹底解除法律束縛。

日本憲法第九條被稱為“和平憲法”的基石，它規定日本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戰爭、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盡管如此，右翼分子高市早苗領導的修憲進程已經邁出了具體步伐。2025年10月，高市早苗領導的自民黨與右翼政黨日本維新會簽署聯合執政協議后，明確寫入設立關于修改憲法第九條的“條文起草協議會”。

2025年11月13日，該起草協議會已召開首次會議，確認了深化討論的方針。這標志著修憲討論從原則辯論進入了具體條文制定的實質階段。這種推動修憲的直接目標，是使自衛隊的存在及活動“合法化”與“正常化”，而其更深層目的，則是突破戰后體制束縛，最終實現擁有集體自衛權甚至交戰權的“國家正常化”。近年來，日本政府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大幅增加防衛費、尋求“反擊能力”等一系列安保政策調整，已在事實上架空了憲法第九條的部分限制。但修憲派認為，只有修改憲法文本本身，才能從法理根源上完成“國家正常化”。

在此背景下，日本自民黨政府將臺灣問題與日本安保直接掛鉤，通過“存立危機事態”論述，為介入臺海局勢提供法律依據。通過渲染中國的外部威脅，為其修憲、擴軍和強武提供“正當化”理由。

三、日本政府瞄準臺灣問題在西南諸島進行軍事部署

不僅如此，日本政府已在“西南諸島”進行了具體軍事部署。將緊鄰臺灣110公里的與那國島嶼作為前沿據點，部署03式中程防空導彈；在石垣島、宮古島等部署反艦導彈及監測系統。其戰略意圖在于構建“軍事要塞化”的前沿陣地，旨在控制關鍵海峽、獲取情報，以在所謂“臺灣有事”時進行干預。

盡管日本國內反戰人士認為，這種在西南諸島部署進攻性武器的行為違反了《憲法》第九條“專守防衛”原則以及“和平主義”精神，沖繩當地居民也長期舉行反戰和平集會，擔心自己的家園會因此變成戰場。但如前所述，“存立危機事態”及相關武力行使條件正式寫入法律，實質性掏空了“專守防衛”原則。日美協同下的西南諸島軍事部署，正在明目張膽地進行當中。

由上述可見，右翼政客高市早苗繼承安倍晉三自民黨對“國家正常化”議程的追求，與“西南諸島軍事部署”，兩者間存在著邏輯和行動上的緊密關聯。兩者都希望突破戰后體制束縛，使日本成為一個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甚至主動使用武力的“正常國家”。在手段上兩者處于互補關系，“國家正常化”議程從法律、預算和意識形態上鋪路；“西南諸島軍事化”則是最前沿、最具體的戰術落實，將戰略意圖轉化為實際的軍事存在。兩者間相互推動，渲染“臺海威脅”，為“國家正常化”提供了理由；“國家正常化”的每一步推進，又為更前沿、更具進攻性的西南諸島軍事部署掃清了障礙。

四、堅決反對日本利用中國臺灣的統一問題挑戰中國底線

上述一切，都是日本在戰略模糊下進行的，此次高市早苗的言論既然變成“戰略清晰”露出了尾巴，則中方絕不能放任不管。中方指出，日方在西南諸島附近的軍事部署，針對所謂“臺灣有事”，此舉嚴重違背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國際法律文件，也違背了中日間的《中日共同聲明》，破壞了中日友好的基礎。這一舉動意圖破壞二戰后國際秩序，戰敗國的軍事武裝必將加劇地區緊張，引發地區國家軍備競賽。

綜上可以看出，事情的始末并非高市早苗收回發言即可解決那么簡單。發言背后，日本政府希望利用中國臺灣的統一問題，借渲染中國威脅論，發展自身軍事力量，與美國一起在西南諸島進行的軍事戰略部署，向中國進行武力挑釁，這才是我們絕不可接受并必須反制的嚴峻現實。

日本在歷史上對中國這個文化母國曾多次以武力相向，以侵略、殺戮和殖民的手段給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和難以愈合的痛苦，為克服這一歷史創傷，兩國領導人和愛好和平的人民幾十年來付出了卓絕的努力。而今，日本的極右翼政客卻再次欲將打開潘多拉魔盒，向中方露出戰爭的獠牙。這種利用臺灣統一問題來擾亂中國正常崛起，達到自己所謂“國家正常化”目的，不惜破壞地區和平的卑鄙心態，暴露了日本右翼政客的軍國主義嘴臉，不僅將遭到14億中國人的唾棄，也遭到愛好和平的日本反戰人士的強烈反對。

強烈呼吁日本人民盡早糾錯，將當今日本政壇那些希望與軍火商合作發戰爭橫財、欲將亞洲人民再次拖入戰爭深淵的軍國主義政客趕下臺，還亞洲和世界人民一個和平清凈的政治環境，重歸中日和平友好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