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孩新作｜日壇只有一葉風箏——謹以此文紀念史鐵生逝世15周年

本文發表于2025年12月9日《北京日報》

　　去日壇的時候，已是傍晚，園子里的人少得似乎只有我一個人。我自北門入，要刷身份證，電子屏上顯示今天已來過7892人，現在園子里還有465人。我很佩服現在的高科技，它可以精確到一個點、一個人，抑或可以精確到分子、原子、量子。我沿著正門走，明清兩朝的皇帝當年到日壇祭太陽神時也走這條路，只是今天已然變成老百姓的日常。

　　北京的建筑講究對稱，有天壇，必有地壇，有月壇，也必有日壇。此外，還有著名的先農壇，奇怪的是不知它和哪個壇相對稱。這五個壇構成了北京的五角聯盟，各有各的作用。按人們的習慣，通常將五壇按天地日月農順序排列。想想也是，在我們這個地球上，假如沒有了天地日月，何以會有人類，沒有了人類，怎么會種植五谷。我雖然是北京人，屈指算算，這五個壇我去的次數并不頻繁，天壇5次、地壇15次、日壇5次、月壇1次、先農壇1次。

　　記得1992年8月初，我從京郊農場調到即將創刊的《北京工人報》。經過幾個月的籌備，報社領導經請示北京市總工會領導準備在12月1日創刊。這時，有人提議，在報紙創刊號上應該刊登一張報社全體職工的大合影。于是，大家紛紛提出應該到天安門廣場合影，也有人提出到八達嶺長城合影，還有人提出既然是工人報，就應該到一家有名的國營大廠去合影，譬如首鋼、二七車輛廠等。我那時腦子里想的都是寫什么稿子，根本就不操這個心。當領導提出到天壇時，我和大多數人一樣都說好。或許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把天壇看作我職業新賽道的起點。再有，天壇給我的深刻記憶是，作家肖復興在最近四五年間，幾乎每周都到天壇去遛彎，去畫速寫，去和常去那里的老北京人聊天。結果，他筆下生風，先后寫了兩本散文集：《天壇六十記》《天壇新六十記》。

　　關于地壇，我第一次去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剛恢復廟會。我和父親先騎自行車從鄉村到公交站，再倒三次公交車，進得地壇沒有看到廟，只看到中間有個高出的平臺，實際就是方澤壇，也就是地壇的壇。壇上搭了幾座臺子，有說相聲的，耍中幡的，還有演雙簧、練把式的。1985年春天，地壇舉辦書市，這讓懷揣文學夢的我激動萬分，大開眼界，不但見到了作家如何簽名，還從《人民文學》雜志一個女編輯手中花兩塊錢買了12本《人民文學》副刊函授版，那里面刊載了許多文學講座內容。多年后，我和曾任《人民文學》常務副主編的周明老師談到那段往事，周老師樂呵呵地說，你說的那個女編輯是我們的美編，我那時就負責人民文學的文學函授，每月我們都在人民劇場舉辦文學講座。我說，你們那時的函授班要交32塊錢，可把我急得夠嗆，您要知道，我那時還只是個高中生呀！

　　1991年，一件與地壇緊密聯系的重要事情發生了。這件事幾乎影響了整個中國文壇，至今依然在延續。那就是在1991年第1期的《上海文學》上，史鐵生發表了其散文巔峰之作《我與地壇》。這篇散文最初完稿于1989年5月，后于1990年1月改定。我曾多次想過，這篇這么重要的作品，假定史鐵生1990年1月就把稿子投給《上海文學》，《上海文學》緣何會等到一年后的1月才發表出來？發表這篇作品的責任編輯與我聯系多年，她本身就是很不錯的散文作家，我幾次都想問她這個問題，但都欲言又止。《上海文學》發《我與地壇》并沒標明是散文還是小說。這就難怪了，說不定這篇文章之所以等一年發表，主要是在文體究竟屬于小說還是散文的爭論上給耽誤的。當然，九十年代初的《上海文學》地位很高，很多作家都以在那個刊物發表作品為榮。即便如此，以史鐵生的大名，半年之內發表應該不成問題。有道是天青色等煙雨，或許1991年1月就是為史鐵生預留的。這一年，因為《我與地壇》的非同凡響，后來有評論家便言之“1991年中國文學只有一篇值得記憶，那就是《我與地壇》”。

　　1991年的文壇屬于史鐵生的《我與地壇》。而此時的我，正在北京郊區農場下屬的鄉政府為調動單位犯愁。原來的單位黨委書記因工作失誤被免了，新的黨委書記上任使得我不得不重新規劃今后的出路。思來想去，我下決心要回到農場機關，以便盡快地離開矛盾的旋渦。我要到城里的報社去，哪怕去報社、雜志社、出版社看大門。這就是我當時最樸素最急切的想法。可惜，那時我還不知道史鐵生的《我與地壇》鬧出了那么大的動靜，以前只看到他的小說名篇《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奶奶的星星》和散文《秋天的懷念》。

　　寫史鐵生有無數的角度，在過去的多篇文章里我都表達過對他的敬意。事實上，1997年我幾經轉折調到中國文化報社，報社在雍和宮東側的柏林寺辦公。而雍和宮北側三四百米就是地壇南門。從地壇南門往南穿過雍和宮二環橋，再往南奔北新橋，就到史鐵生的家。只是，當時我只關注報社的采編，還沒把重心放在史鐵生和地壇上。以我那時對史鐵生和《我與地壇》的認識，還屬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在2002年8月27日因為劉錫慶教授在文藝報發表《他攀上了當代散文的峰巔---史鐵生散文成就之我見》，使我不免產生了質疑，在無知者無畏的情緒中，同年9月13日我寫了《當代散文的峰巔標準是什么---〈對劉錫慶史鐵生散文成就之我見>》的爭鳴文章。文中，我以各種對文學對散文對作家的評價標準進行了闡釋，特別是對劉教授文中使用的對史鐵生散文的贊美之詞“卓爾不群、超拔于世”“前所未有”“曠世華章”“制高點”“峰巔”等詞語提出了詰問。我能想到我的這種質疑會被有些人看作有點以小犯大，何況是對文學圈和無數讀者公認的作家史鐵生。但我同時能想到，也一定會有一些人會支持我的觀點。這就像當年人們面對路遙的《平凡的世界》，這部重量級作品最初是不被編輯和文學評論家看好的，發表都很困難，但最終因為被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小說連播，受到億萬讀者的歡迎與共鳴，才逐漸成為經典。這在當代長篇小說中是不多見的。但史鐵生不同，他的許多作品是被讀者和文學界同時接受的。我當時之所以有不同的聲音，可能與我的認識有關，更與自己熱衷寫文藝批評有關。

　　后來，我有機會在會議場合和史鐵生見面，并且還在一張桌上吃飯。特別是2007年北京作家協會在第三屆文學節期間搞一個終身成就獎和杰出貢獻獎評選活動，史鐵生獲得杰出貢獻獎。那天是鐵凝為鐵生頒的獎，看著他們倆開心的樣子，我在遠處望著，不由覺得心里暖暖的。2010年12月31日，史鐵生去世，5天后北京文學界在798時態空間畫廊為史鐵生舉行了主題為“與鐵生最后的聚會”追思會，來自方方面面的朋友、讀者聚集了上千人。史鐵生曾經在延安插隊，他的延安文學界老友曹谷溪帶著一幫鄉黨專程從陜北趕來，很是令人感動。鐵凝在發言中說，對文學人生而言，鐵生是一個堅持文學的高度和難度的人，時間越久，越彰顯他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他不曾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現，或許他不能走太遠的路，可他有一顆永久的心。剛才有人稱他是偉大的作家，我想，今天用“偉大”這個詞是需要謹慎的，但我非常同意史鐵生是一個偉大的作家。誠實與善思，對一個人是多么重要。史鐵生他做到了。

　　我最為佩服或者說是極為震撼的，是2010年12月31日下午6時，在史鐵生生命的最后時刻，他決定把自己的肝臟、角膜、大腦和頸椎骨捐獻給更需要的生命和供醫學研究所用。那一刻，我對史鐵生肅然起敬，如果說史鐵生的文學作品可能還不能用完美形容，可因了他最后的驚人之舉，一下子將他的人生做到了極致，實現了生命和文學的永恒。在追思會的現場，當主持人張越說出天津的一位受體在接受史鐵生的肝臟后已經成功移植，并且身體狀況良好時，全場響起一片激動人心的掌聲。我知道，那是一次永恒的掌聲，是對于作家史鐵生的敬意，更是對于一個偉大生命的敬意！

　　從那一刻起，我的內心開始駐進史鐵生。但凡有關史鐵生的文字、視頻我都認真觀讀。特別是自2019年，當我因腎病不得不透析后，以及后面幾年的兩次手術，我真正認識了史鐵生，認識了生死，認識了人怎樣活著才更有價值。2024年2月，我在《北京日報》發表了散文《上岸》，引起了很多讀者的共鳴。可以說，就此開始了我的上岸人生，寫作如此，生活也如此。本來，這篇文章我要好好地寫一下日壇，（尤其想寫日壇南門西側一棵槐樹上的一葉風箏。那酷似雄鷹的風箏已經掛在樹上好長時間了吧，它很高，距地面得七八米。風箏的主人也真是奇人，不知從哪兒找來三根竹棍，居然能接起來，前邊還有個鐵鉤子，他仰著頭無數次地在用鉤子鉤那風箏，可每次那鉤子都直了，風箏依然紋絲不動。漸漸地，那老兄的臉上、脖子上淌起了汗水。當我看到他用手擦拭脖子邊上的脛骨時，我猛然想到史鐵生。史鐵生當年捐獻的頸椎骨不知給了哪位受體，或者供醫學研究有了突破，如果一切良好，說不定那人也能仰頭用竹竿去打棗夠風箏看星星呢！當即，我想對那老兄說，不用再夠了，既然那風箏落在樹上不肯下來，就說明它和這樹有緣，不妨就讓它們成為這公園里的另一道風景吧。）可一下筆不由得就轉到了天壇、地壇，更是轉到了史鐵生。按寫作的規矩，這似乎有點跑題了，既然跑，就讓它隨著感覺跑吧。我相信一切都有因果。謹以此文作為史鐵生離開我們15周年的紀念吧。

2025年10月18日北京西壩河

作者簡介

　　紅孩，是中國散文的一個鮮明符號。他是散文的創作者、編輯者、研究者，也是散文活動的組織者、推介者、信息發布者，從這里你可以看到中國散文的發展態勢，你也可以了解到紅孩對于散文的最新發聲。紅孩說：散文是說我的世界，小說是我說的世界。

來源：《紅孩散文說》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