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朱麗葉·比諾什丨直擊海南島國際電影節大師班

文｜李蛋

在每屆海南島國際電影節的眾多活動中，《大師班》始終是真正屬于“電影人”的精神盛宴。

今年，這場盛宴迎來了一位重量級嘉賓——法國演員朱麗葉·比諾什。作為歐洲作者電影的標志性面孔，她憑借《藍》《英國病人》《紅氣球之旅》等作品，在近半世紀的光影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記。而她的藝術疆域遠不止于表演，更不斷向舞臺、導演、紀錄片等維度拓展。

比諾什的到來，為這個正處于成長階段的電影節注入了一種真實而稀缺的氣質。她不談論流量，不強調世俗意義的成功，而是圍繞“如何成為一個自由、真實、有創造力的人”，展開了一場漫長而深邃的分享。

近兩小時，宛如進行一場私密卻極具感染力的心靈剖白，她談及童年的孤獨、舞臺的恐懼、與導演的相互塑造，也探討自由、女性身份，以及電影如何成為靈魂之間的橋梁。

從“孤獨的小女孩”到世界影后

在比諾什的講述中，我們聽到的并非一部典型的成功史，而是一段關于“尋找自我”的曲折內心旅程。

她回憶，童年大約三四歲時便被送入寄宿學校，那種深刻的孤獨感至今清晰。“那是一段非常孤獨的時光，它讓我更渴望表達、渴望游戲、渴望快樂。”正是這種對“缺失”的敏感，讓她在極早的年紀就意識到，表演于她并非一份職業，而是一種情感補償，一種保持精神存續的方式。

由此，比諾什與當今許多工業體系下的演員形成了鮮明對比。

當下的行業訓練往往更側重方法與技巧，而她所強調的，是一種更為原始、由情感與生命經驗驅動的渴望。也正因此，她屢次表達：表演不是“演”，而是找到真實的自己。

“我從不覺得自己在塑造角色，我是在把自己交付給角色。”這種方法論充滿了歐洲作者電影的氣質，追求演員與角色之間的深層共振，而非機械地完成任務。

這一點尤其值得中國電影行業思考。當下國內影視工業往往追求可控與穩定，表演訓練也多強調“技巧”、“完成度”與“表現力”。而比諾什所推崇的，恰恰是真實所帶來的那份不可控的魅力。從產業視角看，這種對生命敏感的感知力，正是當下許多演員所稀缺的品質。

如今，許多年輕演員在高度曝光與精心包裝中成長，情緒被保護得很好，卻也難以沉淀出深度的生命體驗。比諾什所說的“讓生活的缺憾推動你表達”，對許多從業者而言，或許是一種提醒，真正的表演往往源自生活的細節。

與此同時，對“自由”的求索也貫穿了比諾什的整場分享。當主持人問她是否已抵達完全自由的境界時，她答道：“自由是一種選擇，你選擇自由，你就自由。但我仍未達到完全的自由。”

“你選擇參演這部電影，你選擇喝一杯酒，你選擇寫一封信，你選擇成為誰……這些都是自由。”對比諾什而言，藝術家的自由意味著承擔選擇的全部后果，并始終忠于內心的聲音。

創作的真實，源于對抗恐懼的能力

近年來，“跨界”在國內行業中也成為熱詞，演員轉型導演、涉足舞臺、參與綜藝……很多時候，跨界被簡化為一種曝光與拓展的方式。

但比諾什的跨界截然不同，她涉足舞蹈、嘗試導演，并非為了展示多才多藝，而是為了主動踏入那些未知的、充滿不確定甚至可能失敗的領域。

她分享自己排練舞劇《In-I》時的經歷。因為完全沒有舞蹈經驗，最初常常跟不上節奏，不斷摔倒。不過即便如此，比諾什還是堅持了六個月的高強度練習。盡管每次登臺前，強烈的恐懼仍會襲來，“怕摔倒，怕受傷，怕堅持不下去。”她甚至在倫敦舞臺上真的摔下去過。

又如比諾什在剪輯紀錄片時，面對170小時的素材無從下手，第一版粗剪仍有9小時之長，令她一度茫然。“我不知道怎么剪。哪些片段是我喜歡的？哪些是屬于這部電影的？有些我鐘愛的部分，卻不得不舍棄。”

而在經歷種種“跨界之苦”后，比諾什的結論卻是：“你得學會把痛苦轉化掉，否則你會錯失生活的一部分。”這并非頌揚痛苦，而是對生命體驗的全然接納。

“你不必喜歡痛苦，但你不能拒絕它。因為痛苦本身，有時就是創作的素材。”

談及女性創作者的身份，她也未落入常見的敘事框架，不刻意強調困境與壓力，只是淡然道：“真正值得關注的是智慧與精神的變化。”她認為年齡不是阻礙，而是資產。每一次轉變，都讓人變得更完整、更敏銳，也更理解自己。在一個慣用“年輕化”標尺衡量女性的行業里，這句話顯得格外有力。

比諾什在大師班上分享的所有點滴——舞蹈、剪輯、選擇、轉變——實則都指向同一個內核：創作最難之處，在于必須直面最真實的自己。

“你越想控制痛苦，面前就越會出現一堵墻。你得先打碎那堵墻。允許自己脆弱與笨拙，愿意捧著恐懼上臺，將真實置于鏡頭前，承認‘我不知道’。”這些真實而又特殊的“痛苦”瞬間，才是她創作的底色。

比諾什從未將自己置于藝術家的高臺，而是一次次回到“我為什么要做這件事”這個最樸素的問題。在工具化的表演訓練越來越普及、工業流程越來越強調“可控性”的今天，她的經驗告訴我們：

真正讓創作活起來的，是那些不穩定、不完美、不可預測的部分。

在世界的連接中尋找電影

比諾什在大師班的最后部分，把話題從“個人”推向了“世界”。這使整場分享不再只是一次藝術家訪談，而變成一場圍繞“電影的未來性”的行業討論。

當被問及如何看待中國電影，她說，一部電影非常棒時，大家并不在意它來自哪里。畢竟，電影是一種“人性語言”，而不是“國家語言”。

隨之，比諾什談起對氣功、詩歌、道教、中藥等中國文化的喜愛，并提到一位朋友創作的、關于道長幫助靈魂尋找光明的小說。“那部作品非常有深意，”她說，“希望未來能被中國觀眾看到。”于她而言，文化不是標簽，而是一種精神的連接。

談到中國電影行業的發展潛力，比諾什也給出了很多建議。“我不確定中國是否有支持青年導演的基金體系，但這種體系對電影的發展和行業生命力至關重要。”她以法國CNC（國家電影中心）為例，其通過稅收與補貼機制長期扶持作者電影，確保了法國電影生態的多樣性與創造力。

比諾什強調，這種系統性支持不僅幫助年輕人完成作品，更維系了電影作為“藝術”存在的空間。

在高度商業化的中國電影市場，票房常成為主要評價標尺，作者電影與藝術電影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比諾什的提醒提供了另一種思路：電影并非產業與藝術的二元對立，二者需共同維持生態平衡。若只有商業，缺乏實驗與探索，行業的未來將難以為繼。

至于觀眾究竟想看到什么樣的中國電影，比諾什的答案也依舊緊扣“真實”兩個字。“我們希望看到電影里有創作者最真實的經歷。”

文化越本土，越能走向世界。韓國電影、日本動畫、伊朗電影、印度電影在國際上持續獲得認可，正是源于它們提供了獨特而不可復制的文化視角。

觀眾期待的并非“普世敘事”，而是“真實經驗”。而“真實”，往往源自創作者對自身文化的深度理解與誠實表達。“歸根到底，我們都是人類，都經歷著各種轉變。”電影的跨文化感染力，最終來自情感共鳴，而非背景設定。

“包括海南島國際電影節，國際電影節的重要性在于讓我們看到不同國家的視角。”在比諾什看來，電影節的價值不在紅毯與曝光，而在建立對話，建立世界達成理解與和平的基石。她甚至浪漫地斷言：“電影可以幫助我們不再輕易評判別人。”

從產業角度看，這一觀點對正努力邁向“國際化”的海南島國際電影節頗具啟發。電影節若要真正融入全球電影生態，僅靠規模或明星陣容并不足夠，關鍵在于能否構建實質性的文化交流機制。比諾什的出現，讓這一使命顯得更加具體而迫切。

在這個全球化進程充滿變數、世界愈發割裂的時代，電影或許仍是少數能夠建立“共情”的公共媒介。而如比諾什這般始終追問真實、擁抱未知的創作者，或許就正是維系電影藝術生命力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