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學”研究如何糾偏與澄清日方“去歷史化”策略？

近期，日本政壇高層涉臺言論導致中日關系緊張，中國海警艦艇隨即駛入釣魚島附近有主權爭議的海域進行例行巡邏，中國外交部并當場嚴正駁回了日本所謂的“強烈抗議”。

作為福建師范大學中琉關系研究所負責人，賴正維教授長期從歷史縱深和戰略視角，對“琉球學”這一幾近湮沒的學科展開研究和闡釋。該學科不僅甄別釣魚島主權歸屬的歷史依據，為釣魚島歸屬提供鐵證，還豐富了釣魚島主權問題的歷史敘事，并詮釋中華文明在琉球的深刻影響，連接起跨越五百年的文化記憶。目前“琉球學”已入選中國歷史研究院“絕學”學科扶持計劃2025年度資助學科，是全國入選的6項“絕學”學科之一。

近日，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韓笑鵬對話福建師范大學中琉關系研究所賴正維教授，深入剖析與琉球的歷史與現實相關的一系列問題。

韓笑鵬：賴教授，感謝您接受本次對話。首先就從大家很關心的釣魚島的問題說起：近年來有學者提出：“正因為有中—琉交往的史料，才保留了釣魚島屬于中國的鐵證”。作為在此領域深耕多年的學者，您能否從整體上說明琉球學研究如何幫助建構釣魚島主權的歷史證據鏈？

賴正維：這個問題要分層來講。第一層是原始檔案與使節記載——明清以來的中日—琉使團交往留下了大量實地記錄。像明代冊封使陳侃的使程筆記里，就對過海航線、島嶼地名和當地人的口述有細致描寫（例如“過釣魚嶼、過黃尾嶼、過赤嶼……見古米山”），這些第一手記錄在地理位置、命名與使用權的“事實層面”都提供了重要線索。學者把這些文本與當時的航線、海流、航海時間對應起來，就能判斷哪些島嶼是當時航程必經之地，從而支持中國對釣魚島的“傳統使用與首先發現”的歷史事實。

英國1794年出版的《中華帝國及其主要省份》地圖，以閩南音譯標注了釣魚島（Hao-yu-su）、黃尾嶼（Hoan-oey-su）和赤尾嶼（Tse-oey-su），并用與臺灣、福建一樣的黃色勾勒，琉球群島則未著色。（紅圈為編輯所加） 夏帆：《從1885年前西方繪制地圖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歸屬》，《邊界與海洋研究》2017年7月 第2卷 第4期。

第二層是地圖與第三方航海文獻：19世紀西方航海圖與航海指南（如英國海事出版物對中國海域的標注）也把釣魚島標在臺灣東北諸島一帶，這類第三方資料在國際證據鏈中很有參考價值。把中方使節記載、明清輿圖與西方航海圖相互印證，能形成比較穩固的“歷史證據鏈”。

第三層是地域人類學與物質文化證據：琉球—福建之間長期的民間往來（移民、通商、祭祀、婚姻、技藝傳承）留下了大量物質文化與民俗痕跡（墓制、音樂、祭祀、家譜），這些“軟證據”證明兩岸在民間層面的連續性與密切互動，對公眾認知與文化敘事具有重要意義。

韓笑鵬：在所有古籍中，明代冊封使陳侃《使琉球錄》的“過釣魚嶼、過黃尾嶼、過赤嶼……見古米山”經常被引用。您能否進一步舉例，說明類似的冊封使記錄或其他官方史料如何明確展現釣魚島及附近海域的傳統命名、使用和行政歸屬？

賴正維：可以舉一個例子。明代琉球冊封使陳侃等使節的實錄與行程筆記，常常記錄航次經過的具體海標、島名和當地人反應——這些記錄不是憑空寫的，而是出使團成員在船上、登陸時的觀察筆記，包含日數、風向、海流描述，這些要素對于還原當時航程與判斷“誰先到、誰先命名、誰使用”非常關鍵。

學者把文本中的地名與現代地理坐標比對，可以發現當時所謂“過釣魚嶼”并非泛指，而是有明確地理指向。另外，官方制圖與輿圖（從地方航海志到全國性輿圖）在不同時期對島嶼的標注方式，也能反映當時的地理認知與行政視角。

1579年（明萬歷七年），蕭崇業時任戶科給事中，任冊封琉球正使；謝杰時任行人，任冊封琉球副使。蕭、謝共同編著的《使琉球錄》中明確提到：“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表明赤尾嶼是中國與琉球的分界。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歷史證據并不直接等同于現代國際法上的“主權證明”——主權論證還涉及近代條約、有效管轄與國際法邏輯。但歷史證據能為“長期使用、命名與行政慣例”提供學術支撐，是構成整體論證鏈的重要一環。

韓笑鵬：我們看到，在釣魚島爭端之外，日本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提出所謂“日琉同祖論”，并試圖弱化其對琉球的武力征服史。面對中日兩國關于琉球史敘述的分歧，琉球學研究能夠在哪些維度上發揮糾偏與澄清作用？

賴正維：所謂“日琉同祖論”缺乏任何可靠的歷史依據。歷史學界普遍認為，這是日本薩摩藩和親日琉球官員在幕府時代編造的神話故事。這套理論借用了琉球王朝初代尚真王（傳說中源為朝之子）的神話傳說，將其神話化、夸張后渲染為兩國同祖。實際上，無論是日本正史還是琉球正史，都沒有任何經得起考證的記載支持這種觀點。因此，將其作為歷史證據是十分荒謬的，應當予以摒棄。

“琉球屬日論”偽史觀的源頭是日本民間傳說中的“源為朝渡琉”。源為朝是日本平安時代后期武將，源為義第八子、源賴朝叔父，曾在“保元之亂”（1156年）中加入崇德上皇陣營，但結局不詳。14世紀初成書的《保元物語》構擬出源為朝戰敗后被流放伊豆諸島、最后自殺的故事。

韓笑鵬：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記憶，中國學者、琉球學者和日本政府的敘事有何不同？

賴正維：二戰造成琉球平民重大傷亡，當地民眾確實把自己視為受害者，與日本本土的主流記憶——強調自己也是二戰受害者——有相似之處。但也有差異，比如琉球人更直白地強調日本政府將琉球作為棄子，忽視了當地人的遭遇。這反映出歷史記憶往往與政治需要相結合，各方敘事各有側重。

韓笑鵬：1972年沖繩回歸日本時，當地民眾對回歸的態度如何？回歸后沖繩人的經濟社會情況有沒有如預期改善？

賴正維：可以說態度復雜。1970年日本政府和支持派以為回歸會帶來好處，當地曾有很高的期待，但事實并非如此。根據NHK的民調，回歸前夕（1970年）約85%的沖繩民眾“歡迎”回歸，但回歸當年支持率驟降至約51%，1973年進一步跌至38%，1970年代初長期未能恢復過半支持。這說明在經濟條件和美國軍用基地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許多民眾對回歸并不滿意。回歸后美國并未撤銷基地，經濟改善有限，反而帶來更多社會矛盾，沖繩民眾的失望和反美情緒因而加劇。

日本投降后，沖繩島上的難民。沖繩戰役期間，大量沖繩本地居民被日軍裹挾，編入戰爭體系，該役非正常死亡的沖繩人中，除了死于炮火和疾病、饑餓，還有很多居民死于日軍強制“集體自決”

韓笑鵬：現在的琉球民眾對自身歷史有怎樣的認識？同化政策對琉球文化影響如何？

賴正維：長期以來日本對琉球實行同化政策。1879年日本強行廢藩建縣，改稱沖繩縣，推行日語教育，禁止使用琉球語，強制改日名，意在消滅琉球文化。在這種背景下，很多琉球年輕人對自己古代史了解有限，僅停留在簡單印象層面。學校教育和媒體宣傳強調琉球是日本一部分，使得很多人慢慢忘卻本土史實。雖然琉球老一輩、尤其是經歷過戰爭的那代人對歷史更有記憶，但總體而言，琉球受日本本土的同化影響非常深遠，琉球人的文化認同仍受到影響。

韓笑鵬：在此背景下，琉球地區曾出現嘉利俱樂部等獨立或強自治訴求團體。它們現在的狀況與影響力如何？在日本中央與琉球關系持續緊張之下，這些組織的未來走向如何判斷？

賴正維：目前影響較大的組織是“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其成員須為琉球人。該會由琉球學者松島泰勝和有志正樹等教授發起，成立于2013年。他們主張琉球是一個獨立民族，1879年被日本武力吞并，之后又被美軍占領，長時間處于他國殖民統治之下，琉球人應當享有自決權。這些學者經常以學術討論為名，到聯合國人權機構申訴，要求琉球原住民權益的國際承認。不過需要強調的是，目前這些活動主要停留在理論研究和宣傳層面，并未形成真正的街頭運動或政治力量。

韓笑鵬：近年來有種說法認為琉球歷史上從來都是中國的一部分，質疑日本對琉球的“主權”合法性。您怎么看這種觀點？

賴正維：歷史上，琉球王國確實是中國的藩屬國，對中國朝貢，不過它始終是一個獨立的王國，而非中國的領土。1879年日本廢除琉球王國，將之并入日本領土，中國政府當時多次抗議，要求恢復琉球的獨立和中國宗主權，但日本始終未履行歸還承諾。正如《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所指出的，戰后琉球地位“懸而未決”，只能“再行議定”。日本后來在國際上所謂“行政權轉移”也是單方面行為，沒有合法的國際法依據。因此，說日本“對琉球不具主權”從某種意義講是對歷史現實的提醒，但簡單將藩屬關系等同于中國領土主權則是對歷史的誤讀。

韓笑鵬：我們把視角拉回福建。明清時期的福建是中琉交往的唯一門戶，500年的頻密往來幾乎都以福州為舞臺。您如何理解福建在中琉交流史中所扮演的“海上樞紐”角色？

賴正維：福建的地理位置與民間能動性決定了它在中琉交流中的“樞紐”地位：福州長期是琉球使團登陸、船只造修、貨物交流、留學生就學的中轉地——從貢使接待到民間移民、從技藝傳承到宗教信仰（如媽祖、蔡夫人、金將軍傳說等）都留下深刻痕跡。再如琉球著名樂器三線（Sanshin），其前身即福建渡琉的三弦琴。琉球喪葬文化中的洗骨傳統就是來源于福建。福州琉球窯址、琉球墓葬風格和福建如出一轍，反映了兩地遺民遷徙聯系。這些點滴文化記憶都說明中華文化與琉球文化的交匯。

琉球的傳統樂器三線琴，前身是14世紀末從福建閩江遷居至琉球的“閩人三十六姓”所帶去的三弦琴。

韓笑鵬：福州的柔遠驛（琉球館）、琉球墓園、閩人三十六姓入琉球的故事，以及音樂、建筑等文化遺存，是中琉交流的直觀見證。這些遺存如何在當代公共傳播中發揮作用，提升年輕人對海洋權益的歷史認知與文化自信？

賴正維：這是“學術到公眾傳播”的典型場域。建議采取三步走：第一，學術梳理與數字化（把稿本、家譜、墓志、民俗影像做規范化數字檔案）；第二，面向公眾的可視化傳播（數字博物館、紀錄片、課堂教材、青少年項目）；第三，跨境合作與多語傳播（與沖繩、臺灣學者合編展陳并推英日文版），以事實與故事并舉，讓公眾在情感與理性上都能感受歷史的連貫性。福建師范大學等單位圍繞中琉材料做的數字化工作，就是這一路徑的實踐。

韓笑鵬：從更現實的戰略角度說，琉球群島地處臺灣與九州之間，戰略位置極其關鍵。您認為中琉之間的長期友好交往史，對于當下中國維護海洋權益和區域安全，有哪些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和戰略啟示？

賴正維：歷史研究在戰略上主要發揮軟實力與合法性建構的作用：首先是合法性與事實層面：把長期使用、命名、行政慣例等歷史證據系統化，用以反駁單方面歷史斷裂或新近主張的片面性。這是外交話語與國際輿論戰的一部分。

另外，在文化—人心層面：把民間歷史、互鑒記憶作為連接當地民眾與中國文化的橋梁，減少外部“去歷史化”策略帶來的影響。例如，通過學術交流、文化項目加強與沖繩社會的學界與民間對話，突出共同的歷史體驗（如戰后受害、反基地訴求等），從而在民心上打下理解與同情的基礎。

20世紀初，被日本殖民當局強征至琉球八重山群島西表島煤礦進行強迫勞動的臺灣勞工

最后，國際傳播與多語化：把研究成果做成英、日、俄等語的學術簡報與普及材料，在國際學術界與媒體上建立更平衡的敘事場景。數字博物館、多語檔案發布是很實際也很有成本效益的工具。

韓笑鵬：1845年英國勘測圖、《China Sea Directory》等西方航海文獻，將釣魚島劃入臺灣東北諸島。這類第三方史料在釣魚島主權論證中扮演了怎樣的獨立證據角色？

賴正維：第三方史料有兩個作用：其一，作為“外部見證”，它可以減少單一國籍檔案被質疑為“選擇性引用”的風險；其二，在國際話語中，這類文獻常被視為“中立”或“客觀”的參考，從而對外交爭端中的事實描述構成補充證據。因此，把中方檔案與這些外方航海圖并列呈現，有助于在學術與外交層面建立更完整的證據鏈。

韓笑鵬：近年來，中方學者與沖繩學界合作整理了清代琉球檔案。您怎么看待此類跨境學術合作對于重建歷史理解、平衡國際敘述及增進地區社會互信的作用？未來哪些合作方向最值得推進？

賴正維：跨境學術合作對于重建歷史理解和增進地區互信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通常從三個層面來看。

第一，事實互補。清代以來的中琉文書、航海記錄與外交往來檔案散落在大陸、琉球與臺灣等多地。跨境合作能將這些分散材料重新拼接，提高史料的完整度與解釋的精確性，這是任何一方“單邊研究”無法做到的。

第二，信任累積。長期的學術對話能夠減少誤讀與猜疑，讓專業社群在共同事實認定的基礎上建立起穩定的溝通渠道。這種民間與學術層面的“互信網絡”，往往比政治層面的對話更持久、更有韌性。

第三，多語出版與國際傳播。當成果能以中、日、英等多語形式發布時，相關研究就更容易在國際學界被接納，也更容易在公共輿論場中打破單一敘事的壟斷，形成更平衡的歷史理解。未來的合作方向，應當從傳統的學術會議與文獻整理進一步拓展到如聯合數字檔案平臺建設；中琉/中沖繩共同展覽與公共史項目；青年學者長期互訪計劃；聯合田野調查與跨區域民俗研究。這些都能讓學術合作從精英層面延伸到社會層面，讓公眾直接看到成果。

當然，也必須意識到政治因素有時會阻滯這種合作。中琉歷史關系國際學術會議已持續幾十年，輪流在大陸、琉球與臺灣地區舉辦，是東亞地區重要的學術交流平臺。但如2022年在臺灣地區舉辦的會議，因臺灣民進黨當局拒發大陸學者簽證，最終只能線上舉行，這是政治因素干擾正常學術交流的典型案例。這種行為不利于區域知識共同體的建設，也削弱了社會互信。

談到“文明互鑒記憶”，我認為它的社會意義遠不僅是文化層面的“溫情故事”。真正有價值的是，它能幫助公眾看到：東亞海域歷史并不是“征服—被征服”的單向敘事或者中華文化單向影響周邊的故事，而是互相成就、共同塑形的文明過程。中琉交往史中許多被忽略的細節，都是這種互鑒關系最生動的例證。

11月15日，在福建師范大學召開了中琉關系研究所成立30周年暨 “琉球學” 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

例如蔡夫人的故事。作為閩人三十六姓入琉之后的后裔，她的刺繡技藝在琉球綻放，又在回到福建長樂后傳播開來。其傳奇色彩與宗教意義在福建被升華，當地百姓甚至將這位琉球女性視為海上保護神。一個來自海外的女性形象，能夠被長期融入福建地方信仰體系，這本身就說明中琉社會曾經存在的深度互動與文化互認。

金將軍的故事同樣具有象征性。這位琉球武士在護送朝貢使團途中因公殉職，遺體漂到福建后被當地鄉民辨識與安葬，并為其建廟奉祀。直到今天，琉球金氏后裔來華仍會前往祭拜。這是一種超越國界、由民間自發形成的文化尊崇，它同時塑造了琉球人、福建人乃至更大范圍東亞海域社會之間的共同情感。這種文化互認恰恰是“文明互鑒記憶”的最生動例證。

韓笑鵬：非常感謝賴教授，把歷史證據、學術方法、文化記憶與現實戰略連接起來，很受啟發。我們會把對話整理成專題長文并配上圖表與數字檔案導覽，繼續推進這方面的公共傳播工作。

賴正維：謝謝你們的用心。琉球學不是純學術的“冷門”，它對理解東亞海域歷史與今天的現實都有直接的啟示。希望學界、媒體和公眾能共同把“史學的嚴謹”與“傳播的可達性”做好，讓歷史成為建設和平與互信的資源，而非被割裂利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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