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賓商店：斯大林主義的一個現象

帶有克里姆林宮河岸風光以及外賓商店商品德語廣告的蘇聯明信片（發行了30000 份，此系作者藏品）

作者：奧索金娜

轉自：三聯書店三聯書情 （ID：sanlianshutong）

1930年前后，爆發于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席卷全球，國際市場上各種初級產品的價格一落千丈，作為蘇聯主要外匯收入的糧食、木材和石油的出口所得大幅減少，遠遠無法滿足國家工業化對機器設備和各種物資、技術的進口需求；與此同時，蘇聯國內的大饑荒也使大批民眾面臨斷糧的危險。

布爾加科夫的長篇小說《大師和瑪格麗特》中多次提到的“外賓商店”就出現在這個危機的年代。

這是蘇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允許自己的民眾在“外賓商店”這個“蘇聯的商店”里使用外匯、沙皇金幣和其他貴重有價物品進行支付，以換取他們生存所需的糧食和其他物品。

1933 年，外賓商店收集的貴重有價物品的價值相當于當年蘇聯工業進口額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外賓商店也完成了另一項重大社會使命，為數以百萬計的民眾撐過饑荒歲月提供了機會。

外賓商店的盛衰歷程展現了蘇聯應時而變的生動歷史。它不僅揭開了蘇聯國內史不為人知的一頁，對外賓商店經營情況的分析也有助于就蘇聯的經濟運作原則、日常生活特點和消費文化發展路徑得出一些有價值的結論。

*文章節選自《蘇聯的外賓商店》（ [美] 葉列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奧索金娜 著 施海杰 譯 三聯書店2020-8）。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在文末留言

外賓商店

——斯大林主義的一個現象（節選）

文 | [美] 葉列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奧索金娜

西方第一批研究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學家將其視為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現象：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的斯大林體制完全控制了社會。在“冷戰”時期西方蘇聯學專家的斯大林主義理論中，實施全面控制的核心思想決定了他們的“代稱”——“極權主義流派”。他們認為，恐怖、審查制度和宣傳壓迫著社會大眾，社會大眾在“極權主義流派”的研究中完全是斯大林體制的被動試驗品。而在“冷戰”時期“鐵幕”的另一邊，官方的蘇聯歷史編纂學展現了與國家、共產黨及其領袖團結在一起的社會大眾。在否認社會大眾相對獨立時，蘇聯歷史學家的研究與“冷戰”時期的西方蘇聯學截然不同：“鐵幕”的一邊描繪的全是消極面，另一邊描繪的全是蘇聯社會大眾的愛國主義和熱情。

西方的先鋒研究者對于理性思考斯大林主義的渴望值得肯定，他們最好的著作是斯大林主義研究集《金庫》。然而，在“冷戰”時期蘇聯學專家看到的極端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斯大林主義幻象中，很多都與真實情況不符，他們得出的事實有時和他們自己的總結相互矛盾。如果把斯大林主義的“極權主義”幻象理解成使用鎮壓手段控制社會大眾的政治獨裁系統，那么就無法解釋斯大林體制的穩定性、強有力的政治反對派缺失、沒人企圖推翻斯大林、蘇聯的成就（最權威的當屬取得“二戰”勝利）、許多脫離體制者的思想病。如果只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模式框架內研究，那么“極權主義流派”的研究者會陷入理論絕境。

在1970—1980年代，在西方斯大林主義研究領域發生了歷史編纂學革命。年青一代歷史學家開始修正“極權主義流派”的觀點（越南戰爭對于年青一代歷史學家的觀點形成具有重大意義）。這些“修正主義者”的起點是一個正確的思想，即不認同政府可能絕對（全面）控制社會大眾的荒謬想法。……

內務人民委員部資料照。即便在情況相對較好的1935 年（以上照片攝制的年份），夾雜著烘烤過的螺栓的面包仍將我們帶回了最初幾個五年計劃的饑餓年代。人們所說的絕非偶然：“五年計劃意味著放棄白面包。”

“修正主義者們”并不是鐵板一塊的統一體，他們的政治觀點、研究主體和方法各異，他們對于斯大林主義研究的主要貢獻是發現了違反“極權主義流派”蘇聯學家的理論學說和蘇聯歷史編纂的、積極生活的蘇聯社會大眾。公眾參與斯大林主義的性質各異——支持、拒絕、適應、對抗、服從等。今天，新一代歷史學家批評“修正主義”，稱其沒有研究出詳細、嚴謹的斯大林主義概念，但是我認為，“修正主義者們”揭示了蘇聯社會生活的富裕以及發生著的進步，這在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于斯大林主義的理解：由于“修正主義者們”的研究，斯大林主義從一種意識形態和政治現象轉變為一種社會現象。“修正主義”留下的豐富遺產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俄羅斯史最新研究的繁榮。

俄羅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發生的檔案革命使歷史學家可以接觸到塵封的文獻，也導致了斯大林主義研究的真正繁榮。正是在那時，包括我在內的大量年輕的俄羅斯歷史學家開始反對1930年代歷史的完全正面形象以及在蘇聯官方歷史編纂中居主導地位的社會“愛國主義”。……

關于斯大林主義的新的俄羅斯研究著作總體而言具有揭露性，而且高度集中在以前的蘇聯歷史編纂中被禁的話題，大饑荒和鎮壓是其中的主要話題。俄羅斯歷史學家認識到斯大林主義不僅是一個政治和意識形態現象，還是一個社會現象，這與西方“修正主義者”的研究不謀而合。然而，由于在蘇聯歷史編纂中長期占據支配地位的是斯大林統治的正面形象和斯大林鎮壓帶給蘇聯數代人深重的民族傷痛，因此，俄羅斯的“修正主義者”較之西方同行更難接受斯大林主義除了鎮壓，還存在著務實主義和建設的特點。關于社會支持斯大林領導層改革且有部分特定社會群體合理參與其中的論點是西方修正主義歷史編纂中的核心論點之一，但并未在俄羅斯研究斯大林主義的新著作中得到大的發展。

首都實行面包配給制第一天的買賣現場。切割工替代了營業員，其職責是快速地切出定量的面包。莫斯科，1929 年。

與此同時， 1990年代中葉在西方出版了尤里·斯廖茲金和斯蒂芬·柯特金的新書。它們激勵了大量有天賦的追隨者，并標志了俄羅斯史研究中“后修正主義”的誕生。……

“后修正主義者”的著作不僅揭示了斯大林主義的新內涵，還提供了另一種概念。在研究主義和方法各異的情況下，“后修正主義”的共同的中心論點是，承認“蘇維埃試驗”是現代（20世紀）國家和社會全球化發展進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及斯大林主義包含了實用主義、合理性、社會主義和朝著進步前進，首先表現為對于建設工業發達的社會的渴望。作為“后修正主義”的主要史學家之一，斯蒂芬·柯特金認為，社會主義的含義（及其力量）并不是“極權主義流派”研究者所認為的通過破壞社會建立起龐大的國家機器，而是建立龐大的國家機器和新社會。

斯大林治下的國家參與建設新社會的觀點是“后修正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最大的區別之一：后者聚焦于研究社會對國家的影響。雖然上述概括中存在著例外，但可以說，“修正主義者”竭力揭示的是個別社會群體在形成斯大林主義現象中的作用，主要是作為體制中社會基石的新精英群體，而同時期，“后修正主義”揭示的是斯大林治下的國家在社會轉型中的作用和社會主義對個體的影響。因此，“修正主義者”和“后修正主義者”的著作可以相互補充。

蘇聯公民可以在“后修正主義”觀點中聽到蘇聯的故國口號和官方蘇聯史編纂的基本理論——“人民關心的國家”“在世界上建設新社會的進步思想”，但“后修正主義”的親蘇聯解讀或許是錯誤的，因為，如果承認在斯大林主義中存在現代的進步特征，那么“后修正主義者”就無法否認其鎮壓性。斯大林主義的當代概念——各科學術流派的工作成果——將其定義為一種包羅萬象的復雜現象，鎮壓和進步思想的具體表現兼而有之。當代研究者不喜歡使用“極權主義”和“極權體制”這種極端意識形態化和政治化的“冷戰”時期的標簽來簡單地代表斯大林主義現象。

對外賓商店的研究進一步發展了斯大林主義的歷史編纂思想，指向了當代史學家觀念中的某些矛盾，同時就其中的一些提出了異議。

斯摩棱斯克廣場

位于花園環路和阿爾巴特大街的角上。不知名的攝影師永遠定格了街頭時鐘上的時間。很快在這座大樓里將開設最著名的外賓商店。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在小說《大師和瑪格麗特》里使其永遠留名。

將外賓商店理解為一個斯大林主義的現象，這從概念上講發展自我的上一本書《“斯大林時期繁榮”的背后》。在那本書中，斯大林主義被解讀為國家建立的、由工業發展優先路線決定的一種社會經濟機構系統。在書中，我把人民供給系統作為斯大林主義的一種社會經濟制度進行了研究：在私人生產和私人貿易遭到破壞的饑餓國家，政府利用糧食和商品的集中分配，軟硬皆施地推動和激勵了工業發展。外賓商店完全可以被列入工業實用主義衍生出的社會經濟機構之列。在追逐工業夢想時，斯大林領導層犧牲了數百萬人，但正如外賓商店史所示，被犧牲的還有意識形態的純潔性、政治經濟學的嚴謹性。為了工業化的利益，斯大林領導層不得不限制了國家的外匯壟斷，首次且唯一一次允許蘇聯公民在蘇聯境內將外匯和黃金作為支付工具使用。此外，外賓商店還忽略了階級立場：在外賓商店里不會像在1930年代其他生活領域里十分普遍存在的按照社會標記來區分顧客的情況。

本書中提到，作為一種社會經濟現象的斯大林主義包括了市場制度。在10—15年前，蘇聯和西方的研究者認為斯大林時期的經濟是沒有市場的，充其量就是允許合法農民（集體農莊）市場綠洲的存在。在對1930年代蘇聯經濟的這種認識中，當代研究者并沒有比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人走得更遠，后者經過1920—1940年代的長時間爭論后承認，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豐富的，而不是平均分配的經濟，但不管怎樣，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并不愿意看到在計劃和集中控制之外還存在大量的社會經濟區域。《“斯大林時期繁榮”的背后》一書挑戰了這種傳統認識。該書首次把1930年代的蘇聯經濟當作集中計劃供給（1930年代上半葉的配給制和下半葉的蘇聯國營貿易）和廣泛遍布的黑市的共生現象予以呈現。外賓商店史使我們進一步發展了對于斯大林主義概念的認識，將其視為計劃和市場的獨特共生現象。外賓商店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現象。作為社會主義企業，外賓商店在饑荒時本應按照人民利益行事。相反，外賓商店利用了饑荒以及“有利的”市場行情，靠著人民的苦難發財，但這不是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國家工業發展的利益。

將斯大林主義理解成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并不意味著否定其在斯大林治下的國家中的意識形態和政治作用。恰恰相反，就像對外賓商店的研究所示，在有違工業化外匯利益的情況下，正是意識形態動機決定了國家對于港口外賓商店里的外匯賣淫行為持否定態度，并對格別烏動搖外賓商店外匯工作效率的胡作非為熟視無睹，還禁止了希特勒德國寄給伏爾加流域日耳曼人的匯款。思想動機還是外賓商店關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不否認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態和政治體系的巨大作用的同時，本書呼吁重視斯大林主義社會經濟機制的作用，正如外賓商店所示，其中包括了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大規模國家經營行為，更有趣的事實是，集中計劃經濟中的任何獲利行為都被官方視作經濟犯罪——投機活動，按照法律會遭到追捕，而在外賓商店里，斯大林的國家不顧自己的禁令“大肆”經營，就像一個資本主義者—投機者。

財政人民委員部硬幣倉庫中成袋的銀幣 列寧格勒 1929年

隨著糧食困境的加劇，這些兌換來的白銀快速地從流通中消失了， 并沉入了人民的儲蓄中。國家領導層開始公開槍決白銀的“惡意囤積者”，但這并沒能填塞“白銀缺口”。在1932年底政治局批準外賓商店接受白銀換取食物和商品后，民間的能人們開始把蘇聯銀幣熔鑄成銀錠，再交到外賓商店。

外賓商店史讓我們在講到斯大林主義經濟時，不去局限于計劃和市場這種相互排斥的術語，而是確定其相互關系的平衡以及相互正向（和反向）發展特點的平衡。因此，可以認同“后修正主義”的這個論點，即在研究斯大林主義現實、實踐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抗應是有邊界的。事實上，斯大林時期人們的世界觀和研究這一時期的“冷戰”的蘇聯學家的世界觀一樣，都是植根于世界劃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基礎上的。那些研究思想世界的學者難以回避這種兩極模式，在研究斯大林主義現實的物質發展進程時，將其預設為某種對抗極。很多斯大林主義研究者都寫到過蘇聯在1930年代對西方經驗的效仿，但這并不意味著斯大林領導層想要蘇聯成為西方那樣或者要借鑒資本主義，這只是反映了現代化的要求，這些要求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通用的。因此，斯大林領導層“借鑒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歷史進程。

與此同時，“后修正主義”的研究著作引起了對于斯大林主義現象中共通、特殊和獨特的相互關系的關注。承認“一戰”后盛行的現代國家發展進程的共通性、將蘇聯社會主義視作這一進程的一部分，這幾乎等同于在當代歷史編纂中否定了蘇聯經驗的獨特性。著名美國史學家彼得·霍爾奎斯特認為，收集詳細而龐大的人民信息的國家制度的發展不是蘇聯的現象或社會主義的獨特之處，而是歐洲的普遍趨勢、現代政治的功能。因此，斯大林體制是一種植根于新治理原則的現代國家（國家安全的國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其實質是從管理國土轉為管理人民。與過去國家治理體系不同的是，在20世紀，收集人民大量信息是全面戰爭威脅下保障國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國家建立民族共同體、建立政權希望的社會識別類型、確立人民自我表現形式的基本使命。霍爾奎斯特不認為蘇聯經驗具有排他性和獨特性，因為當時所有的大國都利用類似做法收集人民信息。他將蘇聯經驗視作當時泛歐洲趨勢的特殊表現。蘇聯的特點在于政權利用新治理方法的方式和目的。不過，在談及蘇聯的特點時（試驗規模、階級—意識形態立場、各生活領域的政治化，尤其是利用收集人民信息的國家系統實施社會主義建設和創造新人類的龐大計劃），我認為，霍爾奎斯特有違自己的主要論點，恰恰揭示了蘇聯試驗的獨特性，因為它是第一個，也是當時唯一一個嘗試如此宏偉計劃的。我并不懷疑“世界上的總體進程具有普遍性”論點的重大意義，我想指出打破合理平衡和失去歷史特點的危險性以及斯大林主義現象的獨特性（斯大林主義現象中的“泛歐趨勢”呈現了激進和悲劇化的變化）。

外賓商店券的式樣因年份不同而不同。最初是外賓商店的流通券或商品冊。由于易于偽造，1933年取消了流通券，取而代之的是可以防偽的記名商品冊，人們稱之為“購貨證”。照片所示為最早的外賓商店“金戈比”。外賓商店券背面的規定提醒人們，其不得換回有價物品。 （此系作者藏品）

隨著俄羅斯檔案的公開，出現了很多描繪斯大林時期日常生活的作品。我對日常生活的理解與很多學者相似，即視之為國家和社會復雜而活躍的互動：當時，國家努力構建并統轄蘇聯社會中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人們為了適應新條件并追求自己的生活利益，根本性地修正了國家計劃。……

作為日常生活現象的外賓商店也是國家和社會互動的產物。它是國家領導人決定設立的，工作目標和原則也由領導人決定。但當國家把外賓商店趕到“工業化跟前”時，人們“為了自己”而適應了它。為了自己的利益，人們給外賓商店帶去的東西超出了創造者的想象。根據人們的提議，外賓商店開始接收其他種類的有價物品。此外，人們擴展了蘇聯的外匯交易范圍，使外匯黑市成了外賓商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會大眾的參與不僅改變了外賓商店的業務范圍，還豐富了它的內容。外賓商店既是動員人民外匯資金用于工業化需要的機制，還是人民創造力的表現。按照蘇聯領導人的想法，大城市的外賓商店是“文明貿易”的沃土——未來消費社會的先聲，然而，作為日常生活的現象的外賓商店在很大程度上是農民世界的一部分——數百萬農民為此做出了貢獻，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他們充實了外賓商店的顧客和售貨員隊伍。

外賓商店講述了社會生存史，它是蘇維埃國家生存的方式，也是國家領導層創造力的表現，領導層將社會主義命運和實現工業騰飛聯系在一起。最后，國家和社會共同參加了計劃的實施和調整：人們為了生存和應得的物質生活水平而奮斗，他們上交有價物品，幫助自己，有時也會違背自己的初衷助力斯大林領導層的工業計劃，而創造了外賓商店的政府則豐富了日常生活策略和社會生存戰略。俄羅斯日常生活誕生在國家和人民的合作和對抗的作用力之中。

列寧格勒港 1930年

用糧食、農產品原料和黃金換來的進口設備從西方進入蘇聯，用于蘇聯工業最早的一批企業。照片所示為：為蘇聯工業企業運送設備的美國輪船在卸貨。船舷上寫著“美國出口”。

蘇聯消費社會的出現雖然是當代歷史編纂中的新主題，但該主題十分活躍。最新的研究認為，1930年代的蘇聯貿易和消費處在全球性大規模商品生產和大規模消費的發展進程中。不過，在此情況下，所有研究者都指出了蘇聯消費社會的發展特點，各自闡釋了蘇維埃國家向物質主義的轉變。

十月革命是在反資本主義、反市場的平均分配和禁欲主義口號下成功的，但這些并不是社會主義消費文化的主要原則。國家領導人的方針是發展貿易、增加物質財富、提高消費水平，并在某種程度上資產階級化、恢復現代消費社會的價值。研究者們各自提出了這一變化發生的時間。朱莉·赫斯勒認為，政府對消費領域態度發生變化的標志出現在1920年代初向“新經濟政策”過渡時期。不過，當時在國家政治中實踐消費領域的新方法受到了限制，因為消費品生產、零售和日常服務都掌握在私人手中。國家在1920—1930年代之交的“社會主義進攻”中破壞了私人經濟部門后，事實上攬下了生產消費品和供給人民的壟斷性責任。正如朱莉·赫斯勒的著作所示，從1931年起，在確定新的國家政治目標和新的消費思想之后，“文明貿易”的口號出現在蘇聯領導人口中。

大部分研究者認為，蘇聯根本性地轉向消費文明、物質主義其實發生在1930年代中葉。正是在這時，國家領導層開始積極鼓勵追求美好生活——精致的衣服、美食、娛樂、奢侈。僅僅幾年之前，穿著漆皮鞋、抹著唇膏的女共青團員會引起憤怒，還會被指責為道德敗壞，但是時代變了。外賓商店和整個國家一起經歷了這個變化。隨著人民對于外匯貿易的興趣一路下降、國內商品供應情況日益正常，外賓商店領導層也奮力發展新的服務類型、改善商品質量和品類、改善對人民的貿易服務、引入新的貿易技術。但是，外賓商店參與消費社會和社會主義消費文明的發展的時間十分短暫。1936年初，外賓商店就關閉了。

莫斯科，1933 年。聯盟宮的圓柱大廳。開啟外賓商店的蘇聯外貿人民委員阿爾卡季·帕夫洛維奇·羅森戈爾茨在作關于外貿專營15 周年的報告。此時距他被槍決還有5年。

歷史編纂傳統將蘇聯轉向物質主義視為革命理想的消退，美國歷史學家朱莉·赫斯勒和艾米·蘭達爾的著作同這種傳統進行了爭論，她們的著作揭示了，蘇聯消費社會的發展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部分。國家領導層直接把社會主義事業和發展公民的物質財富聯系在一起。此外，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跟社會主義被混為一談并沒有妨礙蘇聯領導層借鑒西方經驗。斯大林本人批準在發展貿易領域和消費文明時對標西方樣板。政府代表團前往德國、日本、美國訪問，并注意到了那里的貿易革新。蘇聯示范性百貨商場就是按照美國大型商店“梅西百貨”（Macy’s）設立的。研究顯示，在大型的城市外賓商店工作中，借鑒了西方的經驗。

蘇聯領導層認可了市場消費社會的價值并求助于西方經驗，這個事實再次使我們認同，在“蘇聯試驗”中沒有純粹的純潔，而在20世紀的實踐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抗是有邊界的。蘇聯領導層不得不顧及工業化時代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世界總體進程：蘇聯官方認可了消費思維，實際上的市場思維，這是現代性要求的表現。研究者普遍認為，蘇聯轉向物質主義并非自愿，而是迫不得已，這種轉變與國家領導層對自己的社會主義定位完全是抵觸的：領導層的理想是生產者和大規模機器生產的社會，而不是消費者和大規模日用品生產的社會，但必須“按照20世紀的規則行事”。然而，正如之前研究過的市場案例，消費社會在蘇聯的發展需在長期緊缺經濟和斯大林政權社會政治系統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的床”上進行。

莫斯科，1932 年。外賓商店的皮貨部。看著這樣廣告照片，難以相信，這個國家已經處在即將奪去數百萬人生命的大饑餓的邊緣。

了解了蘇聯的市場在計劃束縛中如何被打擊、消費社會如何被窮親戚安頓在長期緊缺和饑荒頻發的經濟中，那就可以得出結論，蘇聯社會主義是現代國家和社會發展進程的畸形表現。這個結論雖然有一定根據，但是顯得片面。正是因為在蘇聯掌管一切的是國家，而不是私營企業主，因此社會項目（免費教育和醫療、婦幼保健、退休保障等）最早取得了令全世界難忘的成績。我認為，研究蘇聯式現代化中的“變形”和“樣板”之間的關系是新的研究任務。

和西方不同的是，蘇聯消費社會的發展不是商品豐富的產物，而是在必需品緊缺的情況下發生的。對消費社會價值的宣傳成了蘇聯的國家改革、對繁榮的承諾。芬蘭社會學家尤卡·格羅瑙的研究顯示，在改革框架內，國家重新建立了消費品的大規模工業生產。高層的政治領導人批準了香腸、冰激凌、香水的配方。斯大林提出了釀造蘇聯香檳的想法。

和西方的不同之處在于，蘇聯領導層給貿易和消費附加了社會—政治意義。開設商店成了政治事件，而商品是象征、宣傳手段，宣傳中包含的即將出現的繁榮和唾手可得的奢華思想有時候比商品的消費屬性更重要。消費領域的社會—政治意義是蘇聯生活中的奇怪現象之一：魚子醬、香檳、巧克力、白蘭地等奢侈品一般出現在蘇聯人的節日餐桌上，國家將這些奢侈品留作國內消費，對出口進行了限制，與此同時，面包、油、肉、肥皂、印花布這樣的生活必需品反倒成了奢侈品，為了買到這些東西，人們大排長龍。研究者指出，與西方不同的是，蘇聯通過向消費者提供新產品、模仿繁榮和奢侈品的民主化去追逐的社會—政治目標有時候比獲利更重要。因此，蘇聯社會中的售貨員要發揮政治鼓動員的作用。

外賓商店最后的顧客 莫斯科，1936 年

外賓商店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把蘇聯公民的黃金和其他值錢的儲蓄轉移到了國家手里，換回五年計劃早期企業所需要的車床、渦輪機等設備和原料。

1930年代中葉，蘇聯的國家政策根本性地轉向物質主義和認同消費價值使厭倦了貧困饑餓生活的人民歡欣鼓舞，但又是什么促使蘇聯領導層邁出了這一步呢？大部分當代研究者將這一轉向的原因歸結為，必須在加速工業化引起的危機環境中穩定斯大林體制，以及體制重新定向新的社會支柱——成長中的蘇聯中產階級（工程師、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等高新工人群體、知識分子、國家官僚階層）：體制使中產階級的財富（包括消費價值）合法化以換取忠誠。

外賓商店史顯示，沒有足夠的思想和社會—政治原因可以解釋蘇聯政府為什么轉而“面向消費者”。外賓商店再次讓我們關注社會—經濟因素的作用。逐利、物質主義——當代市場經濟的基石，是蘇聯經濟迫切需要的。計劃經濟造成了對勞動的物質激勵嚴重不足，人們希望賺更多錢購買商品，這成了更努力工作的動力。隨著1930年代中葉蘇聯配給制的取消，斯大林說，應當恢復“賺錢的潮流”，換言之就是逐利的潮流：恢復工作趣味、發展生產的動力不再是微薄的定量配給，而是塞滿商品的商店、各式各樣的日常服務、娛樂。我認為，轉向物質主義反映了蘇聯領導人對國內經濟增長速度的關心以及將蘇聯建成現代強國的意圖：國家提供消費誘惑，以便服務國內的工業發展。因此，蘇聯“面向消費者”的轉變是“工業務實主義”的表現，配給制中的等級和外賓商店的工作原則都是“工業務實主義”的表現。

消費社會在蘇聯的發展緩慢而艱難。那么，到底有沒有成功建立呢？大部分研究者傾向于否定的答案。直到蘇聯解體前，購物體驗仍然不盡如人意，商品緊缺、質量低劣仍然存在，只有少數特權人士才有自由和可能“通過消費彰顯個性”。消費社會價值的宣傳和現實相去甚遠——最需要的商品長期緊缺、精疲力盡的排隊、憑卡購買、限購，這些情況在整個蘇聯存續期間一直存在。雖然，危機之后就會趨于正常，蘇聯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和消費水平也不斷提高，但是即使是在保障最好的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蘇聯社會也沒有達到西方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從斯大林開始，國家領導層一直鼓勵發展消費和滿足消費者需求，但是都不能讓他們滿意。人們將自己的消費困境歸咎于蘇聯經濟和政治體系，出于對真正的消費社會的渴望，人們準備放棄蘇聯社會主義。失望的顧客成了蘇聯社會主義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