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談隱私的邊界——當“催生”之手伸向床笫之間

先問一個近乎冒犯的問題：你的月經時間，除了自己和至親，還有誰有權利知曉？

在多數正常人的認知里，這是女性最核心的隱私之一，即便在醫院就診時，醫生也會刻意營造私密環境詢問。可荒誕的現實是，這份隱私正在被堂而皇之的“公共服務”索取。

12月1日，云南宣威有居民曝光聊天截圖，當地要求寶媽以“姓名+時間+電話號碼+所在地”的格式上報末次月經信息。起初輿論多以為是謠言，直到媒體求證后，當地衛健部門回應稱此舉是“為了孕情排查，便于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還補充解釋“本應一對一隨訪，群里統計不合適，后續會優化”。

這套“為你好”的說辭看似無懈可擊，卻掩蓋著對隱私邊界的粗暴踐踏。在幾十甚至上百人的微信群里公開個人生理信息，與街頭巷尾廣而告之無異。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干預并非個例——重慶、湖北、江蘇等多地網友反映，不僅會接到社區工作人員的孕情問詢電話，甚至出現了AI外呼系統直接詢問“上次來例假在什么時候”、“有懷孕打算嗎”的情況。武漢市民葉婷就因連續接到三次來自重慶某街道的類似電話，直言“感到深深的冒犯”。

法律層面早已為這類行為劃下紅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相關規定，孕情、生理期等信息屬于典型的私密信息，受隱私權保護。如果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未經受訪者本人明確同意，就收集此類信息，需要證明熱線行為屬于法定職責范圍，同時承擔信息安全保障義務。如果不具備緊迫性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需要，只是常規健康管理，還需要告知居民并獲得同意。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如果沒有事先取得居民單獨同意，且無其他法定依據，或超出必要范圍收集信息，都構成違法。宣威事件中“群里統計”的操作，顯然既未獲得充分同意，也無法保障信息不被泄露，所謂的“服務”早已異化為強制索取。

更諷刺的是，當干預之手伸向最私密的生理信息時，真正的生育保障卻嚴重缺位。若真如官方所言是“為了更好提供服務”，那么上報信息后，是否有專業人士上門產檢？產檢費用是否能減免？生育補貼是否有實質性提升？

現實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多數地區產檢報銷項目有限，補貼標準偏低，甚至有女職工因單位未繳足生育保險，產假期間工資從每月4744元驟降至1880元，需通過法院訴訟才能追回差額。一邊是對隱私的步步緊逼，一邊是對民生需求的敷衍塞責，這種“重管控輕保障”的邏輯，難免讓人質疑其真實目的。

當“末次月經上報”的荒誕還在發酵時，另一則研究新聞讓所有反常操作有了“注腳”——有報道稱北京大學研究團隊發現“女性生育3-4個子女死亡風險最低”，還補充“男性每多一個孩子，死亡風險降低4%”。稍有常識者都能看出其中荒謬：生育對女性身體的損耗、育兒過程中的精力透支，早已被醫學證實，卻被包裝成“養生秘籍”。

這種違背常識的結論，不禁讓人仿造幾句冷笑話：“研究發現，每剁一根腳趾頭，得甲溝炎概率下降10%”、“研究發現，不懷孕則難產概率為0%”、“生育3-4個子女死亡風險最低，因為連自殺都沒時間”。

若將這兩件事與近期“2026年起恢復對避孕藥品和用具征收增值稅”的政策聯系起來，一條清晰的邏輯鏈便浮現出來。過去《增值稅暫行條例》中，避孕藥品和用具一直享受免征優惠，而即將實施的《增值稅法》卻將其移出免稅名單，與此同時，“一老一小”育養服務、婚介服務等被納入免稅范圍。

工信部專家盤和林直言，這是稅收政策配合人口政策轉向的體現。可問題在于，靠提高避孕用品成本倒逼生育，與靠索要生理信息催生如出一轍，都是通過增加個體負擔實現管控目的，而非通過完善保障體系激發生育意愿。

他山之石早已證明，尊重隱私與保障生育可以并行不悖。美國華盛頓州在墮胎權爭議后出臺的《我的健康，我的數據法案》，明確禁止未經同意收集共享健康數據，甚至禁止在生殖健康機構周邊使用“地理圍欄”技術追蹤用戶信息。谷歌也隨之調整政策，自動刪除用戶訪問生育中心、墮胎診所等“特別私人”地點的位置數據。這些舉措的核心，是承認個體對自身生殖信息的絕對控制權，而這恰恰是我國部分地區政策所缺失的。

從免費發放避孕套到征收避孕用品增值稅，從限制生育到索要生理信息催生，政策的搖擺背后，是對個體價值的忽視。當一只無形的手可以隨意探入床笫之間，索要最私密的生理信息，用荒謬的研究制造生育焦慮，卻不愿在產檢報銷、產假保障、育兒補貼上多投入一分，這樣的“催生”注定無法贏得認同。

隱私是人格尊嚴的基石，生育更是關乎個體選擇的重大決策。真正的人口發展，從來不是靠管控隱私、制造焦慮實現的，而是建立在充分尊重與完善保障之上。

當那只干預之手再次伸出時，我們需要清醒地追問：這究竟是為了公共服務，還是對私域的越界？畢竟，今天可以索要末次月經，明天就可能索要更多，若不守住隱私的邊界，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管控”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