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在戰爭規劃中的新前沿：人工智能智能體如何變革軍事決策

2025年3月，美國《野戰炮兵》專業期刊發表了題為《人工智能在戰爭規劃中的新前沿：人工智能智能體如何變革軍事決策》（AI’s New Frontier in War Planning:How AI Agents Can Revolutionize Military Decision-Making）的專題文章。文章系統闡述了代理式人工智能（Agentic AI）在聯合作戰規劃流程中的革命性潛力，強調其能夠以超越人類的速度整合多領域信息、生成行動方案并加速決策循環，從而在現代高強度沖突中為美國維持競爭優勢提供關鍵支撐。該文深入剖析了代理式人工智能的核心能力，指出其不僅能夠提升傳統規劃效率，還可能重構戰略、戰役與戰術層級的決策范式。同時，文章警示，若美國在采納此類技術上行動遲緩，將可能在面對已裝備“智能決策矛”的對手時陷入被動。文章呼吁美國國防部以實驗性、迭代式的方式積極推進代理式人工智能在規劃流程中的集成，并為此提出了具體的應用路徑與政策方向。

一、代理式人工智能重塑戰爭規劃格局

代理式人工智能代表了一類能夠自主執行系列任務以實現復雜目標的人工智能系統。與傳統依賴于單次提示的大型語言模型不同，代理式人工智能具備持續感知環境、自主規劃并執行行動方案的能力，尤其在多域作戰（MDO）環境中表現出顯著優勢。歷史經驗表明，軍事決策者往往因無法快速適應動態變化的戰場環境而付出慘重代價。現代戰爭節奏空前加快，信息泛濫與復雜性激增，傳統以人力為核心的規劃流程已顯疲態。代理式人工智能的出現，為應對這一挑戰提供了突破性工具。

代理式人工智能的核心價值在于其能夠以“機器速度”實現信息優勢與決策同步。例如，在聯合作戰規劃流程中，代理式人工智能可實時融合地理政治趨勢、全球動態、國家政策、軍力限制及多域數據，生成綜合性的行動方案建議。它能夠持續跟蹤聯合部隊與盟友的動向，并預測敵方行動，從而為規劃者提供多域態勢感知與快速方案迭代能力。此外，代理式人工智能還能有效減少群體思維、偏好追逐及認知偏見對決策的干擾，充當客觀、高效的“思維長矛”。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凱瑟琳·希克斯在2023年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戰略發布會上明確指出，人工智能賦能系統能夠加速指揮官決策、提升決策質量與精度。代理式人工智能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技術前沿。

俄烏戰爭已初步展示了人工智能在現代戰爭中的價值。據報道，Palantir公司的人工智能軟件承擔了烏克蘭大部分目標定位任務，且該公司向前線每個營級單位派駐了軟件工程師，實現了技術能力與戰術行動的緊密耦合。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上將稱此類實驗推動了“戰爭性質史上最重大的根本性變化”。這些戰場實踐預示，未來的決策優勢將屬于能夠最快融合人工智能能力的軍隊。

二、現有戰爭規劃體系的局限與挑戰

盡管代理式人工智能展現出巨大潛力，美國國防部現有的聯合作戰規劃流程仍嚴重依賴傳統人力密集型模式，面臨多重結構性局限。首先，規劃周期漫長，從形勢分析到命令下達往往需要數周甚至數月時間，難以適應現代沖突的快節奏。其次，跨域協同困難，陸軍、海軍、空軍、太空及網絡空間等領域的規劃往往各自為政，缺乏實時、深度的整合。再次，信息過載與認知偏差常導致規劃者忽略關鍵威脅或機會，尤其是在高強度壓力下，規劃團隊容易退回熟悉但可能過時的思維模式。

此外，對手的快速進步也是嚴峻的挑戰。若美國在采納代理式人工智能上行動遲緩，而對手率先在全戰略、戰役與戰術層級部署類似的“思維長矛”，則美軍即使擁有先進裝備，也可能因決策滯后而在戰場上被機動性更強的對手壓制。未來戰爭無疑將首先在信息域決出勝負，決策速度與質量將成為核心制勝要素。此外，代理式人工智能在受干擾的通信環境中的韌性、倫理規范、數據安全及人機協同等風險仍需深入探討，但這不應成為推遲技術整合的理由。面對技術革命，擁抱風險、迭代前進遠比等待完美產品更為緊迫。

三、構建人機協同的敏捷規劃體系

為將代理式人工智能有效融入聯合作戰規劃，文章提出了一套多層次的應用路徑與政策建議，旨在構建以人機協同為核心的新型敏捷規劃體系。

第一，加速實驗與迭代集成。美國國防部應在聯合作戰規劃流程中設立專項實驗項目，以小規模、高頻率的試點推進代理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測試與優化。規劃人員應以迭代心態對待技術整合，在實戰化場景中持續識別與緩解風險（機器學習技術可輔助該過程），而非追求一步到位的“完美解決方案”。實驗重點應放在提升規劃速度、跨域同步與方案多樣性上。

第二，明確代理式人工智能在規劃各環節的具體賦能方向。文章列舉了六項關鍵應用場景：（1）在多域作戰框架中，依托其持續更新的聯合部隊與敵方動態信息，代理式人工智能可生成兵力部署建議并為對手制造多重困境；（2）在聯合綜合優先目標清單管理上，能基于實時戰場條件動態區分目標優先級；（3）能夠預測并追蹤后勤短板（如燃料、彈藥、補給），確保廣大戰區內的持續保障能力；（4）在行動方案開發中持續嵌入“紅隊”思維，克服規劃者因壓力而忽視敵方視角的天然傾向；（5）實時同步跨戰場空間的指揮意圖與指導，降低誤傷風險并提升戰術單位靈活性與殺傷力；（6）自動化生成并分發規劃周期衍生的所有下游命令，將規劃人員從繁瑣的行政工作中解放出來，每周期節省數百工時，使更多戰斗人員能夠聚焦于作戰任務。

第三，建立跨部門協同與人才發展機制。美國國防部應聯合各軍種、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美國聯合人工智能中心等機構，共同制定代理式人工智能在規劃中的標準化接口、數據協議與驗證流程。同時，需加強規劃人員與技術專家之間的交叉培訓，培養一批既懂軍事藝術又懂人工智能原理的“雙通人才”，確保人機協作順暢高效。

第四，推動安全與倫理框架的同步發展。在推進技術應用的同時，美國國防部應聯合學術界、產業界及國際伙伴，持續開展代理式人工智能在對抗環境中的韌性測試、倫理審查及安全標準制定。特別是要確保人工智能決策過程的可解釋性、可控性，并防止其在復雜戰場中出現不可預測的行為。

代理式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戰爭規劃的本質。其不僅能極大提升決策效率與質量，更可能重新定義未來戰爭中的優勢來源。美國若不能率先將此類技術轉化為實際作戰能力，則可能在下一場高端沖突中喪失決策主動權。盡管技術集成伴隨風險，但不作為的風險遠大于行動的風險。

因此，美國國防部及各級軍事領導者必須以緊迫感推動代理式人工智能在規劃流程中的實驗與采納。這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組織文化的適應性調整以及政策層面的堅定支持。與此同時，必須把握好創新與安全、速度與穩健之間的平衡，通過迭代式學習不斷完善人機協作模式。最終目標是構建一個兼具敏捷性、韌性與智能化的新型規劃體系，確保美軍在未來復雜多變的戰場環境中始終保持決策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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