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大邱莊村支書禹作敏跌落始末

他是一名村支書，曾經公開說的一句名言：“去掉‘土’字我就是皇帝！”

他住著780平米的別墅樓，安裝10臺空調，室內一年四季恒溫，一早一晚冰糖燕窩糊粥，他的飲食起居有專人服侍，每天有兩次專人給他按摩，一次是白天按摩半小時，一次是晚上入睡前的專人按摩，一直要按摩到他入睡為止。

他親自組織了號稱“108將”的治安人員，這支隊伍也就是他的私人保安隊伍，他一聲令下，指哪打哪。

此外，他為自己外出還專門組建了一支保鏢隊伍，每逢外出，他的保鏢隊伍就分乘4輛奔馳緊緊跟隨其后。

他在“接見”外人的時候，都是隨意靠在沙發上，抽煙時有專人為他點上送到他嘴邊，抽完了又有專人拿走煙蒂并換上一支。

他就是曾通過短短十幾年時間把一個窮村莊打造成“中國第一村”的天津靜海大邱莊原黨支部書記禹作敏。

1977年冬，禹作敏開始帶領大邱莊的群眾大干苦干，到1987年大邱莊工業產值已經達到了2億元，稅后純收入4000萬元。

1988年計劃產值達到5億元，純收入達到8000萬元的。

最風光時，禹作敏曾說過，那時，“大邱莊住著工商、稅務、公安派出所5個人，還有銀行。法院幫我要款。他們的工資半明半暗，兩頭都拿工資，派出所所長的工資由我開。”

1992年，在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里，大邱莊是社會總產值、人均收入等多項經濟指標連年穩居第一位的“中國首富村。”

禹作敏也成為國內外的“新聞人物”。

大邱莊的崛起，實事求是的說，與禹作敏的領導是分不開的，但同時，他在領導過程中的高度集權， 同樣也毀了他。

隨著財富的增加，名聲的顯赫，桂冠的增多，禹作敏的頭腦開始膨脹起來，逐步變得驕橫跋扈，為所欲為，竟敢把自己凌駕于國家法律之上，最終跌落神壇……

禹作敏1930年出生，1958年入黨，1973 年代理大邱莊支部書記，1974年正式任支部書記。

上任后，禹作敏知道大邱莊苦難的根源是一個窮字，他一直在思索如何徹底地把大邱莊的窮根挖掉！

1976年底，村民們見他并沒有太大作為，決定把他趕下臺。

他公開表示，請求鄉親們允許他再干三年，保證讓250多個光棍都娶上媳婦，成上家；保證叫大家過上富日子，搞不好他自動滾下臺。

就這樣禹作敏在一片質疑聲中，繼續干了下去。

他沒有吹牛，他帶領鄉親們成立了建筑隊，辦起了養豬場、養雞場，搞承包，辦工廠。

在禹作敏的帶領下，大邱莊的經濟還真叫他干上來了，不是幾年上一個臺階，而是連蹦帶跳，年年翻番！短短十幾年時間，大邱莊就成為年產值45.5億元，年純利潤5.1億元，年上交國家稅費1億元的“中國第一村”。

大邱莊的成績給禹作敏帶來了輝煌的榮譽，自1979年被評為天津市優秀黨員起，他又先后榮獲“中國十名最佳農民企業家”、“全國勞動模范”、“1992年中國十大新聞人物” 、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等眾多榮譽。

曾有人作過一個粗略的統計，自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報刊雜志上宣傳一個村及其帶頭人的文章之多，除了大寨和陳永貴之外，就是大邱莊和禹作敏了！

但是，就在大邱莊崛起的過程中，禹作敏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禹作敏一天比一天富有，一天比一天窮奢極欲。他先后幾次搬家，住宅一次比一次豪華。

在禹作敏居住的被稱為大邱莊“中南海”的宅院里， 大門前有供值班人員居住的平房建筑，一天24小時都有牽著狼狗的保衛人員值班，人員進出都要填寫會客單，打電話預約，主人同意接見，方可放行，那正規勁，不亞于軍隊的司令部。

禹作敏的別墅樓共有三層，建筑面積780平方米，第一層是家庭酒吧、休息室和宴會廳，裝修得金碧輝煌；第二層是總統套間和辦公室，里面一間是禹作敏的臥室，一間是辦公室，一間是警衛員的臥室。

在禹作敏的辦公室安裝了6部電話，全都是鍍金的。

禹作敏還安裝了監視全村的閉路電視系統，以及可以隨時向全村發號施令的廣播。

第三層是臥室。

禹作敏再也不抽旱煙袋了，改抽中華煙。

至于禹作敏的穿戴，更是直接鳥槍換炮，一身皮爾卡丹西裝，一條腰帶就要10000多元，這身行頭一看就是個標準的大款。

禹作敏的安保系統也升級了，他親自組織了號稱“108將”的治安人員，這支隊伍也就是他的私人保安隊伍，他一聲令下，指哪打哪。

天津市委有位領導去世，禹作敏帶著保鏢浩浩蕩蕩前去吊唁，結果保鏢們全都被擋在門外，禹作敏氣得罵娘。

此時的禹作敏已經到達了他的人生的巔峰時期，

巔峰時期的禹作敏已經成了大邱莊不折不扣的土皇帝。

事業初創階段的禹作敏，喝河水，吃煎餅，鋪把麥秸一倒就呼嚕。

成名之后的禹作敏，飲食起居有專人服侍，河蟹、燕窩等山珍海味和人參等高級補品天天不斷，每天有兩次專人給他按摩，一次是白天按摩半小時，一次是晚上入睡前的專人按摩，一直要按摩到他入睡為止。

禹作敏在“接見”外人的時候，都是隨意靠在沙發上，抽煙時有專人為他點上送到他嘴邊，抽完了又有專人拿走煙蒂并換上一支。

禹作敏的專車經過幾次升級換代換成了奔馳560型，但他得知天津市委主要領導人的專車也是同款奔馳后，他立刻又把專車換成了全天津獨一無二的奔馳600型。

大邱莊最輝煌的時候，曾有54個國家的駐華大使同時來訪問，禹作敏派出100多輛高級轎車，浩浩蕩蕩前去迎接，其中“奔馳”就有16輛。

禹作敏得意地說，只要是重要的來賓，一進入大邱莊地界，就換乘我們的車。

駐華使者見到這陣勢，一個個驚得目瞪口呆：“這哪里是在中國農村，這是只有在國家級迎賓場合才能見到的規格啊！ ”

禹作敏聽后微微一笑：“這是為中國農民露露臉！”

在駐華大使們參觀完大邱莊，再次為大邱莊的富裕而感到驚奇時，已飄飄然的禹作敏口吐狂言，他說：“大邱莊要招聘100名最漂亮的外國姑娘，和大邱莊100名最聰明的青年結婚，生出最優秀的后代。這樣，大邱莊就有了 100名外國親家，也就有了100多家合資企業。”

駐華大使們聽翻譯譯完這段話后，再也沒笑出聲來！

禹作敏的別墅樓與他的辦公樓中間只隔了一條不到40米寬的馬路，可他從來都是車來車往。

俗語說，物極必反，禹作敏也不列外，1990年的那場“大邱莊血案”，成了他迅速墜落的轉折點。

1990年4月11日上午9時，大邱莊供銷社附近的大街上，一群紅了眼發了瘋的男人手持皮帶、帶鐵頭的膠管，拼命地毆打一位白發蒼蒼的老人。

老人呼天喚地，苦苦哀求，跪下求饒。

200多名圍觀者中，也有人試圖阻攔，這時卻有人高喊：“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我抵命！”

直到老人奄奄一息兇手才揚長而去。

老人被送進大邱莊醫院搶救，經醫生檢查肋骨斷了8根，腎組織出血，肝臟破裂，胸膛、腹腔積血達600毫升，搶救無效，于當日下午死亡。

這起血案是怎么發生的呢？

原來，4月9日，禹作敏的堂弟禹作相得知他的女兒被大邱莊家具廠廠長劉金會猥褻后，氣憤填膺，糾集禹家數人，竄到大邱莊治安派出所內，把關押在那里的劉金會暴打了一頓。

禹作相還不解氣，又要求禹作敏為他做主， “教訓教訓”教子無方的劉玉田。

對這起禹劉兩個家族之間的矛盾，禹作敏如能有創業起步時的胸懷，就憑他的威信，一句話就能化解。

但這時的禹作敏，已不是昨日的那個禹作敏了，他不僅不執行以前制定的誰家族的矛盾誰解決的原則，反而冷森森地說：“大邱莊的江山是我禹作敏領著打下來的，是我禹家的天下，他劉家敢往我禹家眼里揉沙子，那不翻了天啦！”

他叫人去教訓劉玉田，結果直接把人打死了。

劉玉田死后，禹作敏不是趕緊解決問題，而是在當天下午召開了全體職工現場大會，公然講道： “劉玉田應該早死，他死得太晚了，死有余辜。有水平的可以上臺揭發劉玉田，沒水平的可以罵大街。”

從劉玉田被打死至尸體火化的6天時間內，禹作敏派人對醫院實行戒嚴，不準死者家屬向遺體告別。

4 月12日、13日，大邱莊出現幾千人的游行隊伍，一路高喊：“打倒劉玉田，劉玉田死有余辜：”

5月25日，天津及靜海縣公安局派員到大邱莊捉拿兇手，不僅被人頂著不讓抓，還被留在大邱莊住了一夜。

1991年6月18日，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對禹作敏的堂弟、侄子共7名罪犯分別判處了無期徒刑和9年以上徒刑。

驕橫一時的禹作敏認為司法機關栽了他的“面子”，是有意治他禹家的，便肆無忌憚地在大邱莊搞起了一系列違法和對抗司法機關的活動。

1991年8月，禹作敏狂妄到膽敢動用中共大邱莊支委會的名義，向社會廣為散發了兩份材料，材料稱：“我們對天津市公安局和中、高級法院對禹作相等7人的從逮捕到判決有意見。捕的不正常，判的沒根據。”

在材料中，他還把這宗因家族糾紛引起的刑事案件和大邱莊的經濟建設扯在一起，和改革開放扯在一起，好像再說改革好，經濟發展快，就可以打死人不償命，可見禹作敏昏頭昏腦到何等地步！

此后，他對司法機關“不給面子”的對抗與報復，由“書面言論”升級到“拳打腳踢”。

1992年11月27日下午，北京國家安全局干部學校的27名學員，由班主任程鋼帶隊到大邱莊搞社會調查，只因在買東西時與店主發生點糾紛，就被禹作敏安排人非法拘禁他們7個小時，其中21人遭毆打，回北京后，5人因傷住院。

1992年12月初，禹作敏因懷疑公司內部有人貪污，于是在總公司大樓，私設公堂，先后對原華大公司氧氣廠廠長田宜正，華大公司副總經理債洪濱、養殖場場長宋寶等人進行“審訊”。

雖然天氣十分寒冷，受審者卻被強令剝光上衣，接受“審查”。

眾人被嚴刑拷打，屈打成招，此后田宜正被非法關押14天，侯洪濱被非法關押達42天，宋寶被關押39天。

12月13日，終于發生了華大公司職工危福合被毆打致死案。

危福合26歲，家住河北省棗強縣，1990年來到大邱莊，1992年開始負責華大公司養殖場的基建工作。不久，華大公司解散，養殖場劃到了萬全公司名下。在全面審查的過程中，危福合被懷疑上了。13日下午兩點多鐘，危福合被叫到了公司三樓。

危福合不承認，打手們扒光了危福合的上衣，用電警棍戳，用三角帶擰成的皮鞭子抽。

18個打手進進出出，這一撥人打累了，便去休息室吸煙、喝茶、聊天，已休息夠了的兇手們，再輪班上陣，一直輪番猛打了7個多小時，直打得危福合皮開肉錠，遍體鱗傷，鮮血淋淋。

到夜里10點多鐘，才發現危福合已七竅出血，氣若游絲，急忙送往大邱莊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后經法醫鑒定，死者身上的傷痕達380多處，因外傷導致創傷性休克死亡。

12月15日晚，天津公安局6名警察來調查此事的時候，禹作敏竟下令將他們全部扣留。

警車司機見狀，沖破重重阻撓，逃了出去。

次日早上，當天津市公安局領導得知此事之后，極為震驚，他們沒想到禹作敏會干出這樣的蠢事。

鑒于大邱莊的特殊地位和禹作敏的全國政協委員身份，于是忙將此情況報告了市委、市政府。

天津市主要領導得知后，極為憤怒，命令大邱莊“立即放人,不得有誤”。

禹作敏接到命令后，故意拖延，一直對抗到11時30分，才將6名公安人員放出。

此時，辦案的公安人員已被被非法拘禁 12個小時。

由于禹作敏窩藏殺人兇手，拒不交出，天津警方派出400名警力在大邱莊外待命，然后市縣領導親自找禹作敏談話。

禹作敏不僅不聽，還讓手下四下散布公安人員“要攻打大邱莊”的謠言。

一時間，在一些人的指揮下，大邱莊立時進入“戰時狀態”，開始與警察對峙。

當日夜，天津市公安局為了防此與不明真相的群眾發生沖突，除留下30名干警待機進村執行搜捕任務外，其余干警全部撤回，并將此決定通知給了禹作敏。

翌日上午，禹作敏卻不顧各級黨委的勸阻和挽救，擅自召開了全村大會，他在高音喇叭里造謠煽動說：“市里在大邱莊四面八方布置了1000 多部隊，還帶了小鋼炮、催淚彈、警犬，要到村里搜查，我懷疑這不是來破案的，是沖著大邱莊的改革來的，是對大邱莊改革冒尖的打擊和壓制,要做好充分準備。’

他對不明真相的群眾煽動說：要保衛總公司，保衛大邱莊……

此后，內部有人勸他，他任然冥頑不靈，左膀右臂不想惹事，紛紛棄他而去。

最終，在內外壓力下，禹作敏終于低頭。

但他仍不甘心，繼續讓人散布謠言，阻撓公安干警辦案。

禹作敏的一系列罪惡行徑，引起了上級的高度重視。

后經調查和群眾舉報證實，1993年4月16日，新華社官宣，禹作敏被捕。

禹作敏被捕后，沒有人服務他了，有時他晚上睡不好覺，肚里感到餓，就問管教干部能否給他買點東西吃。

管教手里管著禹作敏家里送來的一點錢，以備給他買點雞蛋之類的營養品。

管教說說，這好辦，買點桃酥行不行？不貴，抗餓。

“禹作敏一聽喜出望外，說：“行行，吃這個就成！”

管教買來東西向禹作敏一分一厘地報賬，禹作敏說：“算了算了，這算花錢嗎？我聽見1000元以下的就煩！”

管教說：“那是你讓錢多了燒的。錢多錢少都不能做事沒有規矩，沒了規矩，早晚要摔得頭破血流的。”

隨后，禹作敏被38次傳訊，案卷總計86冊，這些資料記錄了一個農民企業家蛻變為無法無天者的全部歷史。

1993年8月27日，禹作敏犯有窩藏罪、妨害公務罪、行賄罪、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20年。

1998年10月，禹作敏在病保外就醫期間服藥自盡。

至此，這個曾全國知名，風光一時的大邱莊“莊主”就此謝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