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記錄丨中國古代史學概念的生成路徑與史學思想體系的建構

中國古代史學概念的生成路徑與史學思想體系的建構

王記錄

（河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史學概念是建構史學思想體系的基本要素。中國古代史學概念來源于歷史的經驗、現實的需要和史學的實踐，并經過歷代史家的不斷綜合和提煉，形成了解說歷史和史學的概念體系。在這一過程中，古代史家通過直接定義、比喻、舉例、象征、對比、借用等方式界定和完善史學概念，圍繞“史學何為”這一重要理念，以“天人”“古今”“興亡”等概念為核心建構了完整的歷史思想體系，并將“君主”“華夷”“正統”“國家”“時勢”“封建”等概念納入這一系統，立足現實，探求歷史的成敗興衰之理；又以“借鑒”“垂訓”“資治”“明道”“經世”等概念為核心，將有關史學地位、編纂方法、史家修養、史書優劣、歷史敘事等的系列概念納入這一系統，論說歷史書寫的現實價值。史學概念背后蘊含的是歷史與史學問題，中國古代史家創設概念并以概念建構史學思想體系的方式方法，對于當下建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具有啟發意義。

關鍵詞：史學概念；史學思想；中國古代史學；自主知識體系

原文出處：王記錄.中國古代史學概念的生成路徑與史學思想體系的建構[J].求索,2025(6):43-52.

近年來，隨著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進程的加快，如何建構自主知識體系，提煉原創性、標識性概念漸成學術熱點，其中，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尤其受到關注，相關成果大批涌現。眾所周知，中華民族具有“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的優良傳統，傳統史學的積淀極其深厚，并在長期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自成一體的概念體系以及由此建構而成的思想體系。“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深入發掘中國古代史學概念的生成路徑與史學思想體系的建構過程，不僅“是當今建構中國自主的歷史學知識體系的資源和依托”，而且對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其他學科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也具有重要啟發意義。

一、中國古代史學概念的生成路徑

概念是對事物本質屬性的概括，反映的是人類對客觀事物狀態、屬性的思考和認知，是構成思想體系的基礎性要素。近20年來，概念史研究雖熱度不減，出版了一批頗具分量的研究著作，但分析視角主要集中于近代，對古代史學概念及其思想文化內涵的研究相對較少，部分中國史學史論著盡管也對古代史學基本概念及其內涵進行了剖析，但未從概念史視角切入，一定程度上仍屬于靜態的研究。由于“中國古代史學家善于提出并運用概念表達他們對史學的理論思考”，傳統史學豐富的思想內容“往往濃縮在簡要的概念、范疇或類若格言的語句之中”，因此，分析中國古代史學概念的生成路徑，不僅有助于從新的角度挖掘這些概念的生成過程和主要內涵，而且有助于加深對傳統史學的理解。

總體來看，中國古代史學概念的生成主要沿著兩條基本路徑展開：一是基于現實關懷的歷史認知，表達了對歷史的認識，屬于歷史理論范疇；二是基于史學實踐的理論方法，反映為書寫歷史時所應遵循的宗旨、原則，屬于史學理論范疇。二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史學的概念體系。

作為中國古代歷史理論中的核心詞匯，“天人”“古今”相關概念的生成及演化過程即反映了這種現實關切下的歷史認知。在文明起源的早期，由于受生產力水平和認知手段的限制，先民們無法對許多自然現象作出有效解釋，形成了“天”主宰萬物的觀點，并往往在現實的國家治理中，將神秘的“天”與現實世界中的“人”聯系起來，認為天意與人事交感相應，天能干預人事，人的行為也能影響天的變化。圍繞天與人之間的關系，西周時期，出現了“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周書》）的思想主張，《周易》更是一部“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著作，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彰往而察來”（《周易·系辭下》）、“疏通知遠”（《禮記·經解》）等主張把握古今變化發展規律、重視歷史經驗的觀點，“法先王”“法后王”“師今”“循古”等概念相繼出現。西漢時期，史學家司馬遷在前人基礎上，將通變思想與古今觀念結合起來，提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一重大命題，并對黃帝至漢武帝時代的興亡盛衰、時勢之變進行考察，直接影響了其后史學家們的思維方式，成為傳統史學的核心概念之一。

與“天人”“古今”不同，作為中國古代史學理論核心概念的“史鑒”“史義”則來源于歷史書寫的實踐。其中，前者表達的是史學的社會功能，后者表達的是史家的著史宗旨。“史鑒”即“以史為鑒”，濫觴于周人的“殷鑒”，反映了周人對歷史的自覺反思。《尚書》《詩經》等典籍多次提及周人的“殷鑒”觀念，如“不可不鑒于有夏，亦不可不鑒于有殷”（《尚書·周書》），“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詩經·大雅·蕩》）等。秦、隋二代二世而亡的歷史教訓引發了后人的深入思考，西漢“過秦”，唐初“鑒隋”，更將中國古代的“史鑒”思想推向高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傳統中國，“以史為鑒”不僅是高明政治家為政施策時注重從過往歷史中借鑒得失、汲取經驗的理性自覺，更是描述歷史學社會功能的重要概念。司馬遷言“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荀悅指出“君子有三鑒，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認為“夏、商之衰，不鑒于禹、湯也”。司馬光等撰寫的《資治通鑒》，更將傳統“史鑒”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史義”是從歷史書寫實踐中凝練出的術語，在構成史書三要素的“事、文、義”中，“史義”尤為后人所重視，及至清代章學誠，更是在孔子“事、文、義”三要素的基礎上，融入才、學、識史家修養論，把史義提高到超越史事與史文的高度來認識，提出“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史義”這一概念從孔子修《春秋》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經過歷代史家的不斷闡釋，內涵持續豐富。

總體來看，無論在歷史層面還是史學層面，中國古代史學概念都非源于純粹的邏輯演繹，而是來源于對客觀歷史的認知和史學實踐，此即清人章學誠所云“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

盡管歷史的發展和史學的實踐是史學概念的重要來源，但一個概念能否為學界所接受，還需要史學家們的理論加工。在中國古代，對史學發展的反思和總結是凝練史學概念的重要途徑。

譬如，作為衡量史家道德水平與學術能力重要標準的“良史”概念，最早由孔子提出。在贊譽晉國史官董狐時，孔子云“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這里的“書法”主要是指以《周禮》為中心的禮法。可見，孔子眼中的“良史”，是秉持禮法道德標準書寫歷史的優秀史家。隨著史學實踐的深入，“良史”被賦予更豐富的內涵，班固曾言“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可見，到了東漢時期，善于編排和敘述歷史，文字上做到質樸簡潔，內容上做到全面準確，以秉筆直書的精神撰寫歷史，都成了“良史”必須具備的素養。到了宋代，曾鞏進一步以“明”“道”“智”“文”定義良史，使良史的意蘊更加深厚，其云：“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清人章學誠將“心術”引入“良史”概念，提出“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心術”是道德的反映，章學誠將“心術”納入良史，即是視“史德”為良史的基本標準，要求作史者辨明主客觀關系，端正心術，忠于歷史事實。可見，經過歷代史家的不斷豐富與提煉，“良史”內涵持續發展，逐漸成為史學批評史上具有重要理論價值的概念。

在中國史學史上，“直書”是和“良史”相關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指的是“秉筆直書”，即據實書寫歷史的精神和做法。從史學發展的實際來看，“直書”從“書法無隱”轉化而來。先秦時期，董狐、南史氏不畏強權，孔子贊以“書法無隱”。此時的“書法無隱”雖已有“秉筆直書”的含義，但尚未直接表達為“直書”，而多以“直筆”這一概念出現。南北朝時期，崔祖思比較古、今修史差異，稱頌上古史官“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污”，認為“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柳虯也指出：“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于朝，其來久矣。”在這里，崔祖思、柳虯將“直筆”與“書法無隱”并列，開始了“直筆”概念的建構。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提出“辭宗邱明，直歸南、董”，號召史家撰史應以南史、董狐為榜樣，其中“直”就是“直筆”。更值得注意的是，劉勰在分析自先秦至南朝梁以前史學發展時，將史學的社會功能與“直筆”聯系起來，認為“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并認為史家以直筆寫史，是實現史學懲惡勸善功能的前提，這是對“直筆”內涵的一次提升。及至唐代，著名史學評論家劉知幾在《史通》中專設《直書》篇，系統探討了“直書”概念。劉知幾認為，正直是君子之德，具體到史家，要想真正實現史學的社會功能，必須直書史事，所謂“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茍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于一朝，惡名被于千載”，強調史家應有“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的精神。劉知幾綜合、概括前人思想成果，將史學社會功能、史家個人品德、現實與理想的矛盾等要素融入“直書”概念，深刻揭示了“直書”在歷史書寫中的重要價值。至此，“直書”成為評價史家、史學的重要標準，在其后的史學理論發展中，被廣泛運用于史學批評活動，為剖析史學現象發揮了重要作用。

有學者指出：“在歷史文化的演進過程中，一個概念的生成與定型，所體現的并非只是靜態的語言結構，其中還包含了歷史演化的深層文化邏輯。在不同的語用背景和解釋框架中，概念所指示的意義往往有不同的內涵。”就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一個概念提出后，后世學者往往會對其進行連續不斷的探討和研究，概念詞義及其所蘊含的相關思想也會隨之發生變化。由于中國大一統王朝之間社會結構及思想觀念的相似性，這個過程不是隨心所欲地發揮，而是圍繞著概念的“靈魂”，或者說基本理念來進行的，經過歷代學者的持續發展和不斷完善，一些概念集中、凝練地表達出傳統史學的本質現象，成為中國史學史上影響深遠的思想成果。

二、古代史家界定史學概念的方式

概念不會自動產生，而是人為界定的結果。那么，古代史家又是怎樣界定這些概念的呢?換言之，古代史學概念界定的方式有哪些呢?這是需要認真考察的。對此，劉開軍曾歸納為四種，即直接下定義、指出關鍵特征、舉例證、打比方。在此基礎上，筆者進一步考察，認為古代史家界定史學概念，主要有以下六種方式。

其一，直接定義。即用簡單的判斷句直接給概念下定義，特點是簡潔明了，一目了然。如對“實錄”這一概念，班固指出：“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再如“史德”，章學誠稱：“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為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直接定義可以使概念內涵明晰，不易產生歧義。

其二，比喻。古人善用比喻，常以物喻物、以人喻物、以物喻人、以景喻情、以事喻理。通過比喻來界定概念，可以使抽象的概念變得具體，深奧的道理變得淺顯易懂。“史才三長”是劉知幾提出的著名史學概念，他在描述才、學、識時，就使用了比喻的方式，其言：“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籯，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于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在這里，劉知幾沒有明確定義何為才、學、識，而是用“良田百頃，黃金滿籯”比喻學，用“愚者”比喻才，有學無才，空有良田黃金，也難以發財致富；用“思兼匠石，巧若公輸”比喻才，用建筑材料和工具比喻學，有才無學，即使能工巧匠，也無法建成宮室；用“好是正直，善惡必書”比喻識，有了識，就如猛虎添翼，提升了作史的水平。通過比喻，劉知幾把才、學、識的抽象概念具體化，形象生動，便于理解。

其三，舉例。古代史家往往善用舉例方式闡釋史學概念內涵。劉知幾界定“論贊”，舉例曰：“《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眪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人們看到這些例證，自然也就明白了史書中的君子曰、太史公曰、史臣曰、贊、論、序、詮、評、議、述、撰、奏等，均屬于“論贊”。章學誠討論“圓而神”“方以智”，以司馬遷《史記》與班固《漢書》為例來說明問題，他說：“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于圓而神，班則近于方以智也。……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以舉例的方式界定概念，可以突出其特征，增強說服力。

其四，象征。根據事物之間的某種聯系，通過類比聯想的思維方式，借助某人、某物的具體形象，以表達抽象的概念、思想，這也是古代史家界定史學概念時常用的方法。劉知幾界定“直書”，為了更準確地表達其內涵，使用蘭花、玉石、貞松、忠臣等形象象征直書者的人格和氣節：“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余烈，人到于今稱之。”“蓋霜雪交下，始見貞松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以象征手法界定概念，有助于人們通過聯想和想象，更深入地理解。

其五，對比。古代學者常常使用對比來揭示史學概念的意蘊，歷史理論中的“古今”“盛衰”“興亡”“正統閏位”等概念皆是如此。以“古今”為例，《呂氏春秋》云：“今之于古也猶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猶今之于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后。”通過對比闡釋了古今的相對關系。邵雍進一步論述稱：“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后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在邵雍眼里，現在的今，是將來的古，今日的古，在過去也曾是今。古今既相對，又轉化，從不同的角度和標準看，則有不同的古今觀。這是邵雍看待歷史的著眼點，也是他思考歷史變化的依據。同歷史理論一樣，古代史學理論的諸多概念，也是通過對比的方式揭示其理論內涵的。譬如章學誠討論“撰述”與“記注”的內涵，就是通過對比的方式完成的。他說：“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通過比較撰述與記注，章學誠指出撰述是一種蘊含史識的創造性著述活動，而記注則是對資料的記錄、整理和匯編。通過對比揭示概念的不同意蘊，頗便理解。

其六，借用。傳統學術由經史子集四部組成，作為四部之一的史學，其概念的界定與演變也往往受到其他學科門類的影響。司馬遷曾借用《周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通變觀念，結合自己對歷史發展的理解，提出“通古今之變”這一重要概念。《周易》中有“《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周易·系辭下》）的表達，司馬遷將其借用于對歷史的考察中，提出“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成為后代史家論史頻繁使用的概念。前曾述及，章學誠用“圓而神”和“方以智”概括“撰述”和“記注”，也是借用了《周易》的詞匯，他在《文史通義·書教下》中說：“《易》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間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章學誠“竊取”經書之義，將經學詞匯巧妙地轉化為了史學概念。另外，《尚書》《詩經》中對殷鑒思想的表達，也被后世史家借用，形成了“借鑒”“鑒戒”“龜鑒”“史鑒”等史學概念。子學中，《管子》有“心術”篇，元代史家揭傒斯將這一術語借用到史學領域，稱“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總之，古代經史子集之間沒有嚴格的學科界限，相通相容是其主要特點，史家以經學、子學的術語入史，極大豐富了史學的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界定史學概念的六種方式，并非各自獨立使用，更多的時候是多種方式交互使用、綜合使用，目的都是為了準確傳達出概念的思想內涵，以便于人們理解和使用。當然，古代史家用比喻、舉例、象征等方式界定概念，雖然形象生動、易于理解，但不免造成概念內涵的模糊、外延的具化以及理論上的粗糙，要想準確理解其含義，還需要人們調動自己的知識儲備，結合具體情況，給出較為準確的闡釋。

三、以概念為表征的古代史學思想體系的建構

“任何一種知識體系（思想體系、理論體系、學術體系），總是表現為一種邏輯化的概念系統”，概念是思想體系中最基本的要素，思想體系則由概念這一最基本的單元構成。從某種意義上講，思想體系是由系統化的概念體系建構而成的。就中國古代史學而言，其思想體系則是由成系統的史學概念構成的。

抗戰時期，柳詒徵著《國史要義》，以史權、史統、史德、史識、史義、史例等古代史學概念為篇目，廣征博引古代史家之論述，加以自己對中國史學精義的闡釋理解，從史學角度揭示了中國古代人本主義的思想體系，可“視為用本土文化演繹的‘歷史哲學’著作”。進入21世紀后出版的《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也以概念為核心反映傳統史學整體面貌。該書“歷史理論總部”以“天人”“古今”“地理”“時勢”“華夷”“國家”“正統”“分封”“興亡”“鑒戒”“風俗”“人物”等概念設立分部；“史學理論總部”以“史學功用”“史家修養”“史學方法”“史學批評”設立分部，每一分部下依照概念羅列問題，如“史家修養”下又分“直書”“曲筆”“書法”“史才三長”“史德”“史法”“信史”“良史”等。所列舉的這些概念，反映了古代史家對中國歷史和史學中重要問題的深入思考。既然范疇和概念是觀念、思想和理論的高度概括，由此延伸，可以說，中國古代史家用以把握和解釋歷史現象、史學現象以及規范歷史書寫的任何一個概念，都不是孤立的，更非獨立地構成自我規定性，而是在特定的“概念體系”中獲得和顯示自我規定，進而以系統化的方式表達史家的思想，從而構筑起古代史學思想體系這一巍峨大廈。

從歷史理論的角度看，傳統史學在概括歷史運動與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自成一體的系統化概念，正是這些概念共同建構了古代史家的歷史觀和思想體系。其中，“天人”“古今”“興亡”“君主”“華夷”“正統”“國家”“時勢”“封建”等，都是從中國歷史的實際中創設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國歷史上備受關注的關乎王朝歷史命運的重大問題，反映了中國古代史學在歷史運動方面的深入思考。對于這些問題，歷代史家進行了連續不斷的探索。在“天人觀”上，人們用“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命靡常”“天道遠，人道邇”“推天道以明人事”“天人感應”“天人合一”“天人相分”等概念把握歷史，探究人道與天道的關系；在“古今論”上，人們用“五德終始”“三統循環”“稽古隨時”“居今識古”“通古今之變”等概念看待古今關系，討論歷史發展及其方向；在“興亡論”上，人們用“治亂”“盛衰”“成敗”等術語論述王朝命運，總結歷史規律；在“君主論”上，人們提出“民貴君輕”“民惟邦本”“君德臣道”等看法，探究君主德行與王朝治亂的關系；在“華夷觀”上，人們用“夷夏異俗”“夷夏相分”“以夏變夷”“以夷變夏”“華夷一家”等思想討論民族關系，推動認識不斷深入；在“正統論”上，人們提出“大一統”“道統”“治統”“正閏”“正朔”等理論，論證王朝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在“國家觀”上，人們用“家天下”“公天下”“王道”“霸道”“仁政”“暴政”等概念剖析國家起源、治國方法；在“時勢”上，人們提出“時變”“理勢”等概念，將時勢與社會變遷聯系起來思考歷史變化；在“封建論”上，人們重點討論了“封建”“郡縣”等體制問題。凡此種種，都是圍繞重大歷史問題展開的深入討論，觀點各異，精見迭出，獨具風格。

中國古代史家對這些重大歷史問題的關注和探索累代相傳，歷時既久而探討愈深，形成了以“天人”“古今”“興亡”“君臣”“華夷”“正統”“國家”“時勢”“封建”等概念為核心的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重心”，建構了中國人認識歷史運動發展的思想體系，深刻體現出古代史家對歷史規律、政治倫理、社會秩序和國家命運的思考。其中，“天人”“古今”“興亡”是歷史理論的根本問題，涉及天命與人事、人道與天道、人事與自然以及歷史運動的變化、歷史變化的動因、歷史發展的方向、社會的治亂、王朝的盛衰等諸多問題；“君臣”“郡縣”“封建”等則是國家治理層面的問題，涉及君臣關系、君民關系、選舉、職官、分封、郡縣等關涉王朝興亡的重要因素。這些理論概念之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機聯系，共同構成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古代史家通過概念這一話語形式建構的有關歷史運動發展的思想體系圍繞兩大核心而展開：其一，解釋歷史。通過考察推動歷史運動變化的方方面面，“稽其成敗興壞之紀”，探究國家治亂興衰的根源及規律。其二，注目現實。在探究國家治亂興衰的根源及規律的基礎上，為治國理政提供借鑒，所謂“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現實始終是中國古代史家思考歷史變動的出發點，也是其終極關懷。

和歷史理論一樣，古代史學理論也形成了一套自成一體的概念體系。關于史學功用，有“鑒戒”“資治”“明道”“經世”“懲勸”等；關于歷史編纂方法，有“春秋筆法”“史法”“史義”“名實”等；關于史著優劣，有“實錄”“信史”“穢史”等；關于史家修養，有“史才三長”“史德”“良史”等；關于治史態度，有“直書”“曲筆”“實事求是”等；關于史書形式，有“紀傳”“編年”“紀事本末”“會通”“斷代”“撰述”“記注”等；關于歷史敘事，有“文質”“繁簡”等；關于經史關系，有“六經皆史”等；關于史家理想，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等；關于史學價值，有“國可滅，史不可滅”等。正是這一套系統的概念，支撐起古代史學的思想體系。

中國古代史學的思想體系，既有系統性，又有層次性和實踐性，在儒家積極入世思想的影響下，古代史學形成了以史學功用為核心的思想體系。換言之，中國古代史學的思想體系，是圍繞著史學功用而展開的。

和西方相比，中國古代史家十分注重歷史對現實的警示作用，甚至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純粹為記載歷史而記載歷史的史書是不存在的，借鑒、垂訓、資治、明道、經世一直是中國古代史學的重要屬性，也是古代史家作史的最終追求。周人的“殷鑒”、漢人的“過秦”、唐人的“隋鑒”，是古人以史為鑒的顯例。人們通過反思歷史，“考論得失，究盡變通，……多識前古，貽鑒將來”。孔子作《春秋》，“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彰揚的是史學教化和垂訓的功能，并逐步發展成為后世作史者的共同追求。唐代人認為“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史學又在借鑒之外，被賦予樹立良好社會風氣的作用。隨著史學的發展，作史以求“資治”又成了史家作史的宗旨，司馬光主修《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希望君主能夠“監前代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資治”包含了以史為鑒、懲惡勸善、以史教化和“將施有政”等內容，集史學功用之大成。與以史資治相伴，“以史明道”的觀念也產生了，曾鞏認為“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朱熹作《通鑒綱目》，秉持《春秋》義法，以“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眾目畢張而幾微著矣”為目的，這是史學功用在精神領域的拓展，其核心依然是積極用世。明末清初，顧炎武云“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并用“經世”囊括“明道”和“資治”，認為“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這樣，中國古代史學功用論就發展成為“從鑒戒、懲勸、教化至資治、明道，再總括為經世的三級范疇體系，這三個層次互相聯結，形成相當嚴密的思想網絡”，從而成為中國古代史學思想體系的核心問題。

因為史學功用是中國古代史學思想體系的核心，所以有關史學地位、編纂方法、史家修養、治史態度、史書優劣、史料選取、歷史敘事、經史關系等的論斷，都圍繞史學功用這一核心而展開，或者說，都是為實現史學社會功能而存在的。劉知幾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李世民感嘆：“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莫不彰善癉惡，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懲兇，備百王之令典。”史學乃“國家之要道”“百王之令典”，其地位如此之高，都是從史學功用導出的。綱目體的創設是為了明道，紀事本末體的出現是便于借鑒，通史的重心在于探尋歷史發展的成敗興衰之理，斷代是為了樹立王朝正統，目的仍然是要更好地發揮史學在現實中的作用。在史料選取、歷史敘事方面，人們主張把經國濟民的資料寫入史書，要求以敘述國家大事為主，在影響后世深遠的重大史事上下重筆，其本意也是為了經世致用。人們討論良史、史才三長、史德、心術等史家修養，要求史家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秉筆直書的態度修史，是因為古代史家清楚地認識到，史學要發揮應有的功用，前提必須是信史，捏造和歪曲歷史事實的史書，是無法真正產生資治功能的。

需要說明的是，古代史家圍繞歷史和史學所建構的思想體系，都指向“史學何為”這一目標。這是因為，專制社會的統治者需要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以便維護自身的統治，而史家則要憑借著史參與歷史活動，通過研究歷史彰顯自己的價值。古代史家圍繞歷史運動建構思想體系，無非是要說明中國歷史的特性，從中國歷史中總結出對統治者有用的經驗教訓，為現實服務。

總之，古代史家圍繞“史學功用”這一主題，運用原創性的概念所建構的古代史學思想體系，以其獨特的價值取向，成為中國思想史、學術史上獨具特色的一部分。

四、結語

中國古代的史學概念，是中國史學在長期發展過程中，由眾多史家共同創立的，輔以劉知幾、章學誠等史學理論家的總結、歸納、闡述和提煉，互補互益，自成一體。它們相互聯系，橫向上構成了一張概念之網，顯示了古代史家的歷史與史學觀念；縱向上則顯示了概念闡釋的不斷發展，昭示著古代史家對歷史與史學本質認識的深化。中國古代史家用自己的概念和術語解釋本民族歷史，歷時彌久。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演變中，他們通過這些概念記述和闡釋本民族歷史，逐步形成了屬于自己的，包括史學價值觀、方法論、編纂形式等在內的話語體系和思想體系，并賦予史學以特有的歷史使命，陶鑄了中國人的歷史觀。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古代史學發展史，就是由中國古代史家自主創設史學概念并發展、完善與傳承的歷史，是古代史家運用這些概念解說本民族發展歷程的歷史。這些史學概念不僅標志著古代史家歷史認識、史學認識的歷時性拓展和深化，而且由系統的概念上升到思想體系，彰顯了古代史家歷史抽象思維的深化。這種悠久而獨立地運用自己的概念記述和解說本民族歷史的傳統，值得我們去認識和總結。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古代的史學概念和思想體系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如所周知，儒家經學是中國古代專制社會的理論基礎和行為準則，支配著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就史學而言，長期以來，“經學曾經是史學的指導思想”，對史學的影響十分深遠。正因為此，中國古代的史學概念，無疑帶有那個時代明顯的印痕，“充溢著較濃厚的經學趣味，體現了經學對于史學的統攝力”，導致史學“功用趨于政治化”“思想日益倫理化”。在儒家經學的影響下，古代史家在使用史學概念建構思想體系時，“自覺將政治和教化的用意熔鑄于史著之中，最終達到輔治的目的，從而使史學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機制和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這么說，古代史學概念是在專制社會的意識形態下形成的，是以專制統治的實踐經驗為基礎升華出來的，所呈現的是專制時代的史學圖景、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表達的是專制制度下人們對歷史和史學的規律性認識，服務的對象自然也是專制統治者。這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的。

另外，中國古代史學概念是在中西文化隔絕的情況下創立的，是基于中華文化的特征而產生的，也是最具有民族性的成分。正因為此，在努力建構歷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今天，對于本民族的史學遺產，我們必須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一方面，不能忽視本民族的文化遺產。因為這是中國史學發展的根基，我們無法也不可能脫離這個根基，如果真的脫離了這個根基，我們就只能跟在別人的思想后面，不可能提出真正有意義的思想主張；另一方面，中國古代史學遺產畢竟是專制時代的產物，有著很多的局限，隨著社會的飛速發展，很多思想已經無法解釋現實中的問題，必須揚棄。事實上，20世紀以來，隨著西方文化的輸入，產生于中國古代的傳統史學思想體系發生深刻改變，史學概念的變更在所難免。史學概念的變更意味著史學思想、史學觀念和研究方法的變更。在這一過程中，古代史學中一些有價值、有意義的概念或范疇，并未被徹底拋棄，它們以新的形式融入到近現代史學話語的發展中，為近現代史家繼承和發展。時至今日，作為主流史學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已經建構了較為完整的概念體系、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現在的問題是，要進一步推動歷史學發展，需要放寬眼界，針對中國和世界歷史與現實中的問題，提出原創性概念和標識性概念，并通過這些概念認識和解釋歷史發展和人類命運。通過對中國古代史學概念的粗淺剖析，筆者認為，概念不僅僅是一個個詞匯，它展示的應該是一個個問題，彰顯的是“問題意識”。當下，將關乎中國命運和人類命運的重大問題，用概念的形式提出來，引起人們關注，進行深入闡釋，然后給出中國史家的答案或解決方案，庶幾可以建構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自主知識體系和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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