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說辭職都要花錢，日本代辭公司興起，靠代辦辭職有人年入過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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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嘍，大家好，小林哥這篇社會評論分析離職還要請“代跑”？揭秘日本花錢辭職背后的無奈與變遷，在日本，這早就不是什么新鮮事了，辭職代辦服務，簡單說就是你花錢請人替你去和公司說“我不干了”，費用不便宜，從幾萬日元到幾十萬日元都有，可就是有人愿意掏這個錢。

辭職這件“小事”，為什么在日本變得這么難？

離職竟然能成為一門生意？為什么自己辭職這么難？這得從日本職場那套特殊的規矩說起。

在日本公司，辭職從來不是簡單打個招呼，它更像一場精心編排的儀式，需要提前一個月甚至更早正式提出，要手寫“退職願”（辭職信），要親自遞給上司，還要鞠躬致歉，感謝公司多年的培養。

接下來，你可能要面對上司的反復“慰留”，就是苦口婆心勸留下，一輪又一輪談話，問是不是對公司有什么不滿，是不是薪水問題，能不能再考慮考慮。

這個過程短則幾天，長則數周，對于那些去意已決、特別是因為職場霸凌、過度加班或者心理壓力大而想離開的人來說，每一天都是煎熬。

親自面對刁難過自己的上司，或者一遍遍解釋自己無法承受的原因，對很多人來說簡直是二次傷害。

2019年有個真實的報道，一位在東京廣告公司工作的30多歲女性，因為長期被上司在公開場合羞辱，業績也被故意壓低，她下定決心辭職。

但一想到要當面把辭職信交給那位上司，還要聽他說“你這點壓力都受不了”，她就恐慌到無法呼吸。

最終，她花了8萬日元（約合4000元人民幣）委托了辭職代辦公司，她說：“這筆錢買回了我最后的尊嚴，也讓我能真正開始新生活。”

不只是“怕尷尬”，背后是盤根錯節的職場文化

如果只是怕尷尬，可能還不至于催生出這么成熟的產業，辭職代辦興起的背后，是日本職場幾十年形成的深層文化，這些文化在變化，但改變得很慢。

一是“和”文化下的沖突回避，日本社會極度重視“和”——和諧。公開表達反對、引發沖突，特別是下屬對上司，是大忌。

辭職，尤其是帶著不滿的辭職，被視為破壞團隊和諧的行為，很多員工擔心，如果強硬辭職，會被貼上“不合群”、“不負責任”甚至“背叛”的標簽。

這種標簽在職場上很致命，特別是在需要前雇主提供推薦信或背景調查時，通過第三方專業機構處理，能把個人情緒和沖突最小化，讓離職“程序化”、“中性化”。

二是根深蒂固的終身雇傭觀念殘余，雖然終身雇傭制在泡沫經濟后已經松動，但它的影響還在。

在老一輩管理者和很多傳統企業心中，員工主動辭職依然是一種“非常態”，公司花了資源培養你，你就該“報恩”。

這種思維下，辭職者容易產生強烈的“罪惡感”，而公司也傾向于用各種方法挽留甚至施壓。

辭職代辦的介入，相當于設立了一道防火墻，用專業的法律和流程知識，阻斷這種情感綁架。

三是職場霸凌與過勞問題的冰山一角，這可能是最沉重的原因。

辭職代辦的許多客戶，其實是被職場逼到角落的人，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數據，2022年，日本全國關于職場霸凌的咨詢超過26萬件，創下歷史新高而“過勞死”問題更是長期存在。

很多沒有走到如此極端地步的勞動者，也生活在持續的壓力下，對他們來說，辭職不是職業規劃，而是逃生。

在身心俱疲、甚至出現抑郁焦慮癥狀時，他們根本沒有精力去應對繁瑣且可能充滿對抗的離職流程，花錢請人代辦，成了他們唯一能抓住的“逃生索”。

四是網絡時代帶來的隱秘需求，以前，職場問題可能局限在公司內部，現在，社交網絡和匿名論壇讓員工更容易了解自己的處境，也知道了“辭職代辦”這個選項。

很多人在網上分享自己通過代辦服務順利離職的經歷，給后來者提供了參考，同時，代辦公司也把業務搬到線上，咨詢、簽約、材料交接都能遠程完成，私密又方便，正好契合了那些不想讓同事、家人知道自己困境的求助者的需要。

社會在變化，辭職不再是“人生污點”

辭職代辦服務的火爆，像一面鏡子，照出了日本職場的老問題，但硬幣的另一面是，日本社會自身也在緩慢而堅定地變化，這些變化，或許正在逐步改變“辭職”這件事本身的意義。

年輕人的選擇不一樣了，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在轉變。他們不再將公司視為必須效忠終身的“家”，而更看重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個人成長以及精神健康。

2019年，瑞穗研究所的調查顯示，20-30歲的日本年輕人中，超過60%表示愿意為更好的工作環境或更少的工作時間而主動換工作。

辭職在他們看來，是一種普通的職業選擇，而非人生失敗，這種心態的轉變，雖然還未完全撼動傳統企業的根基，但已經形成一股新的社會潮流。

社會輿論和立法也在倒逼企業改革，在高橋茉莉“過勞死”事件后，日本通過了更加嚴格的“工作方式改革”相關法案，對加班時間設置了法律上限，并要求大企業必須采取措施防止職場霸凌。

雖然執行效果仍有待觀察，但至少發出了明確信號：惡劣的職場文化不被允許，這從長遠看，可能會減少那些因“被迫害”而不得不求助代辦服務的極端案例。

日本人為“辭職”買單，這個現象初看有點荒誕，細想卻滿是普通職場人的無奈與韌性，它暴露了一個成熟社會里，新舊觀念碰撞的陣痛——一邊是要求忠誠、和諧、忍耐的舊秩序，一邊是追求個人福祉、心理健康、多元選擇的新呼聲。

但希望正在于此，當一種痛苦催生出一種服務，甚至一個產業時，說明問題已經無法被忽視。

辭職代辦，像是社會自我調節的一個“安全閥”，為那些在舊體系中感到窒息的人，提供了一個雖然需要付費，但總算可行的出口。

這條路還長，但每一個鼓起勇氣重新選擇的人，每一個對職場霸凌說“不”的聲音，都在讓這條路更清晰一點，工作是為了更好地生活，這個簡單的道理，正被越來越多的人重新記起。